在龍應台之後接任文化局長，相對於前任局長媒體寵兒與募款高手的特質， 廖咸浩不可避免地會被加以比較。那麼，廖咸浩所希望呈現的台北，會是怎樣的面貌？
用「情」的文化政策
廖咸浩回應道，他所要努力的第一件事情，是讓台灣的文化更溫柔敦厚： 「由於資本社會裡競爭是天職，再加上受到當代政治文化的影響，現在的文化傾向尖酸刻薄，以踩在別人頭上往上走為己志，我覺得我們的文化氣質愈來愈缺少『情』，我一直希望能將文化溫柔敦厚的一面好好發揮，透過文化政策呈現出來。至於政策介入文化的程度，是要像某些文化單位扶植藝術性團隊？或是在相關的文化政策上去複製主流的美感經驗？還是找到其他的角度，讓這個社會更懂得去關心別人？我們的政策目標都是朝這方面去思考。」
用詩來創新思考
長期浸淫於文化研究，廖咸浩先後於美國史丹福大學取得文學博士、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並曾任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客座副教授、《中外文學》等重量級刊物總編輯，目前任職台大外文系教授，一路走來，他仍念念不忘大學時期寫詩的熱情：「在我們那個年代，詩在當時是被廣泛地閱讀的，年輕人如果不讀詩、寫詩，是無法成為有為青年的，最起碼我們是這樣覺得。台大現代詩社就是我創辦的，原名叫作眾神詩社。」
相對於現在流行於年輕族群間，以抒發自我為主、易讀性高的網路文學，廖咸浩指出，詩在今日台灣社會雖有式微的態勢， 但對人生卻有絕對積極的影響力與推廣價值。他指出，語言就等於思考，語言上如果敢大膽創新的話，就表示人們的思考有創新的可能性，文學就是透過語言來進行思考創新的一個標竿行為，在所有的文學中，詩尤其是最富實驗精神的，「當詩用比較特殊的方式來描述事情的時候，它就是提供一個新的視野，讓你突然間站在一個你從來都沒有站過的地方來看事情。」廖咸浩不掩驕傲地支持他畢生所愛。
詩是改革先鋒
廖咸浩並舉西元1850年前後象徵主義的波特萊爾為例，說明詩對時代可能的積極影響：「19世紀中，波特萊爾的《惡之華》出版後，頹廢運動一直受到他的影響，從象徵主義、頹廢主義到前衛主義，及後來的結構與解構主義都是從這邊發展出來的，前衛詩的發展對西方21世紀的思潮有非常大的衝擊，這期間詩人一直都是領導者。」廖咸浩指出，這些詩人針對當時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用非常激進的詩的語言作全面的批判與質疑，希望藉此來改變社會現狀。他們所宣傳的價值觀，成為後來現代詩的基本信念。《惡之華》就是為了要改變當時的社會文化，將布爾喬亞中產階級社會認為不可能入詩的東西，像是屍體、妓女、乞丐等都融入在詩句當中，捨棄正常的、美的東西，拯救被遺忘的角落，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城市人生。
美學的溫柔革命
因此，對推廣詩的教學與研習，廖局長不遺餘力，在今年第五屆的詩歌節中，文化局增設了兩個活動：一是將中學教師現代詩的教學研習，納入教育系統教師的進修學分；另一個是安排有教學經驗的詩人，進入中小學作為期3個月的課程接觸，希望透過這類課程的普遍化，建立起詩人與學校、年輕學子的網絡。今年正逢台北建城120週年，文化局也特別規劃出版了一本由楊澤主編的《台北詩選》，藉由一本歷年描寫台北的詩的經典，讓大家很容易地透過詩來了解台北。
此外，廖咸浩也表示希望帶動一場「美學的溫柔革命」，他舉例說明台灣的建築變得粗陋，沒有特色，原因就是跟傳統的美學脫節了，脫節後只能作膚淺的學習，基本上就變成幼稚園美學。西方整個美的藝術在鍛鍊的過程中一直都有對話性的感動，而不是鍛鍊之後就不見了，我們需要從傳統的美學資源中找到創新的契機，然後再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