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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的醫師

史懷哲穿梭哈佛與海地之間
文 / 賴其萬    
2005-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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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人的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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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由一九九三年普立茲文學獎得主季德(Tracy Kidder)執筆,介紹哈佛大學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法默(Paul Edward Farmer)醫師傳奇的故事。法默醫師的一生極不平凡,他擁有哈佛大學人類學及醫學雙料博士,目前每年有四個月在波士頓看病、教學,其他時間則都在海地照顧窮人,是一位傑出的人道醫療者。

以行動來關懷世界

除了在海地以外,法默醫師在秘魯受到一位天主教神父以行動實踐理想,幫助窮人所做的犧牲而深受感動。在這位神父死於瘧疾以後,他矢志繼續神父的遺志,在秘魯照顧結核病和瘧疾病人,後來又到古巴協助促進公共衛生,最後他的注意力轉移到西伯利亞監獄因擁擠不堪的環境,造成結核病的大量爆發,而說服了世界衛生組織及世界銀行以大量的金錢,成功地改善了蘇俄監獄的健康情形。

本書原書名《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是來自海地的諺語「越過一山,還有一山」(Beyond mountains there are mountains),意思是「才解決了一個問題,接著又來了一個問題」,而法默醫師的生命就是風塵僕僕、四處奔波地以行動來關懷世界各地的弱勢者。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作者從一九九四年在海地政治動亂而美軍進駐時隨軍採訪, 在偶然的機會裡, 看到一位美國醫師帶著一群海地人與美軍部隊指揮官據理力爭,使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經過多方打聽,才知道這位與當地居民混在一起的美國醫師竟是來自哈佛大學,而且學生時代就在海地成立了一所稱之為 Zanmi Lasante(海地土語,意為Partners in Health,健康夥伴)的慈善醫院,以服務海地中央高原無人照顧、醫病的窮人。五年後他終於在哈佛大學醫學院與法默醫師正式見面,隨後他為了想要了解這麼一個傳奇性的人物,而追隨法默醫師到海地,爬山越嶺去為當地土著看病;到秘魯參與瘧疾、結核的防治; 到蘇俄監獄參訪,以及到哈佛大學參加他的病房迴診與教學,透過這種親身的體驗,寫出這本法默醫師的傳記。

濟弱扶貧,愛無國界

法默醫師小時家境並不太理想,父親是一位較偏激的人,早期他們全家住在一輛大巴士裡, 沒有自己的房屋, 而且有一段時間全家都住在船上。

他父親也是極端自由主義者,並不相信傳統的學校教育。法默醫師得到獎學金進入北卡羅來納州的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主修人類學,而北卡羅來納州有許多菸草工人來自海地,透過幫助這些弱勢團體,他開始對海地產生興趣。

海地的人種主要是克里奧( Creole) ——歐洲人(主要是法國人) 與當地黑人混血所生的後代,語言也摻雜了非洲土語、法語和英語,由於與其他加勒比海、美洲國家因為文化、語言、人種的不同,而較少來往。法默醫師為了要更深入了解這些人,就用心學會了他們的語言,透過深入認識海地人以後,他發現很多介紹海地的書都是錯誤的。「住在海地以後,我才了解很多有權利的人所做的一些小小錯誤,足以讓貧窮大眾受到很大的衝擊,而我就基於同情,一心想在海地做更多幫忙當地人的事情。」

讀過很多費爾克醫師的書,也曾經翻譯過他的文章,法默醫師特別喜歡他曾經講過的一句話:「醫學教育並不是要教學生怎麼賺錢,而是要教他們怎麼保障社區的健康。」費爾克醫師也說過:「醫師是窮人天生的保護者,而醫師也應該對社會問題負很大的責任。」這些思想深深地影響了法默日後生涯的抉擇。

了解病人的社會文化背景

大學畢業以後,法默醫師到海地工作一年,在那裡他看到一位懷孕的病人,罹患瘧疾而陷入深度昏迷,但因為沒有輸血的儀器設備,母子兩人都不幸過世。心中感到非常震撼,決定要踏上學醫的路。他也發現當地居民深信巫術,常常不願意接受西方醫療, 他曾親身碰到一位母親帶女兒來看病,父親堅持女兒需要接受巫術的治療,但母親終於說服了父親,讓女兒同時接受巫術與西醫兩種治療。這個經驗使他領悟到,如果有心想要幫忙病人,自己除了必須是精通醫術的醫師以外,也必須是真正了解病人的社會文化背景的民族人類學家。作者很有感觸地寫道:「法默醫師幸運的先在海地實際做了人類學、醫療與公共衛生的工作,以後才進入哈佛大學醫學院接受正式的醫學教育。」

相輔相成,捨我其誰

在海地住了一年以後,法默醫師申請進入哈佛大學, 主修醫學及人類學(雙主修),在六年的時間裡順利完成學業, 三十一歲時拿到雙料博士學位。然後接受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的布萊根與婦女醫院( Brigham&Women’sHospital)的內科住院醫師訓練。那時剛好有一位韓裔美籍的哈佛醫學院畢業生金辰勇(Jim Yong Kim)也同時申請成為內科住院醫師,他們兩人相談甚歡,彼此都有非常濃厚的人性關懷的一面,於是兩人一起更深入地投入海地的醫療工作。

想不到哈佛附屬醫院竟然允許他們在住院醫師的臨床訓練期間,兩人互相交替到海地繼續他們的工作,當法默在海地工作時,金辰勇在哈佛值班,而法默回到哈佛值班接受訓練時,金辰勇則到海地工作。

哈佛大學之所以允許他們這麼做,是因為院方認為事實上這兩位傑出的年輕醫師在海地所能夠治療的各種各樣疾病,遠比哈佛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所能提供的臨床經驗更豐富,所以院方就放心地讓他們繼續追求自己的理想。等到他們雙雙結束住院醫師及研究員的訓練以後,法默醫師就開始步入他每年四個月在哈佛大學、八個月在海地的不尋常的學術生涯,包括服務、研究和教學。

「能照顧你女兒,是我的福氣。」

作者隨著法默醫師生活一段時間,親眼看到他從波士頓飛邁阿密,再轉機到海地,直接步入醫院工作,而工作到最後一刻,又趕上飛機直奔波士頓,開始教學、迴診、看病、值班,而這當中作者從沒聽過法默醫師抱怨生活太繁忙或工作太勞累。事實上,他看到的是,人道主義者因為能夠幫忙別人而得到的喜悅。

作者在書中很多地方都流露出他對這位醫師的讚嘆,譬如,他親眼看到一位墨西哥母親帶著病童向法默醫師鞠躬,感謝他起死回生的醫術,但法默醫師卻靦腆得不敢直視這位母親,他用西班牙語輕聲說:「能照顧你女兒,是我的福氣。」他曾經說:「每一個生病的人都是我的病人,而每一個健康的人都是我想影響的學生。」 作者描述法默醫師在自己女兒出生一個月後,在海地照顧一位被發現有高血壓、癲癇發作及尿蛋白的「子癇症」病人,但由於當地醫療資源的貧乏,小孩一出生就是個死嬰。當時作者親眼看到法默醫師站在那裡一直流淚,後來索性跑到外面痛哭一場。

事後他坦白告訴作者,他這才發現自己為什麼痛哭,是因為他想到自己的女兒。他說:「我們常常講要用同理心,但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很多偉大宗教都教我們要愛你的鄰居像愛自己一樣,坦白講,我是辦不到的,不過我還是會繼續努力朝這方面走。」這樣的真情流露,使人深深感到法默醫師實在是性情中人。

醫師內心的交戰

法默醫師十分關心全世界各地的健康衛生問題,他說,有時覺得參加世界性的重大會議,對全世界更多的病人有非常重要的影響,但一方面又認為他很想做一個單純的鄉下醫師,好好照顧自己的病人。他曾對同事說:「有些朋友勸我集中精力在一些世界性的大問題上,但是我卻常常會從另外一個耳朵,聽到海地病人告訴我:『我的兒子在生病、我的兒子快死了』。」在這本書裡,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非常有人性的醫師內心的交戰。

「 流行病學的巨大分歧點」

除了人性關懷的一面,法默醫師非常不能夠容忍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

他認為世界上有一條線把人分為兩類,一種人是享盡世界物質條件的精華,極盡奢侈之能;另一種人卻生活在極度貧窮髒亂的世界,受盡貧病交迫之苦,他把這稱之為「流行病學的巨大分歧點」。他無法忍受住在美國的人只是享受物質的文明,而罔顧他所熟知的海地之人間煉獄。他記得自己初到海地時,碰到一位正好要結束在海地服務,即將回國的美國醫師,他問這位醫師,要離開海地會不會覺得不捨?想不到在這裡工作一段時間的醫師竟然回答他:「我是美國人,我巴不得趕快回到美國,這裡這麼落後,也沒有電,我快撐不下去了,我回到美國絕對不會懷念這裡。」

他感慨萬千地說:「為什麼是美國人,就會忘掉這些人?」他有一次從海地回到美國,看到那麼多減肥廣告,很感慨地說:「我在海地看到的都是骨瘦如柴的病人,想盡辦法要增加他們的體重。」有一次清晨到達巴黎,他發現街上有許多專門替寵物理髮、洗澡的廣告,他不禁感嘆:「如果這些替寵物美容所花的錢都給我的話,不知道我又能多救幾個海地人!」

就是要你健康

法默醫師就他在海地治療結核病的經驗,對聯合國主張的DOT(直接監看服藥)的政策提出挑戰,他認為這種由公共衛生護士負責監督病人吃藥,而使海結核病控制下來的政策是有瑕疵的,因為有些病人雖然規律地吃藥,但他們的菌株仍然會產生「多重抗藥性」,因此有的病人需要第二線的抗結核藥合併使用。

因為在這方面的科學論文與實際經驗,他贏得了一九九三年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Foundation)的「天才獎」,而他把這項大獎的獎金悉數捐給「健康夥伴」。然而,這種並用第二線抗結核藥物的治療方法勢必增加很多的醫療費用,因此在第三世界很難推行,於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蘇俄不合人道的監獄管理,這種非常擁擠的環境引起很多結核病的交互傳染,引起很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法默醫師四處奔走,得到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與世界銀行的支持,運用無數金錢、勞力幫忙改善蘇俄監獄裡面的健康環境,然後因為藥物的使用量大增,他也成功地運用影響力使得藥廠降低藥價,使得第三世界能夠付得起這種改良式的治療。

可以做就應該做

有一次,他在國際會議裡,對有關多重藥物抗藥性的結核治療做了非常深入的學術討論之後,引言人美國疾病管制局(CDC)專家對他說,非常感謝他提出這麼富有挑戰性的演講內容,想不到法默醫師對他直說:「對不起,你怎麼會把我的意見說成富有挑戰性呢?我只是告訴你,既然我們擁有先進的科技,我們就應該這樣治療病人。」他就是這麼一個率真,認為對就是對,可以做就應該做的人。

從這本書裡可以體會到法默醫師不僅是工作態度認真,待病人誠懇,教學賣力,而且因為人類學的背景而能夠很快打破文化藩籬,深入地認識各種不同文化族群,而且他又有能力說動很多慈善家、企業家來幫忙他完成夢想。

但最讓我感動的是,法默醫師對人類受苦的敏感度。他認為世界上最大、最根本的錯誤就是我們忽略某些人正在受苦,對某些不公平的事實視若無睹。他認為他奮鬥的最大目的就是「要使這些人了解,我們不能夠遺忘地球上還有這麼多受苦受難的人」。

「有為者當若是」

本書的確是非常值得推薦的好書,透過獲得普立茲文學獎的名作家犀利的文筆, 我們可以感受到,一位人道主義者在選擇人生的方向時,其優先次序的考量令人肅然起敬,使人讀來不覺會有「有為者當若是」之感。這本好書告訴我們,一個人不僅能追求知識上的滿足,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去服務較為不幸的人,而得到心靈上的安寧。當然要像法默醫師這樣才氣縱橫、精力充沛也著實不容易,但很明顯的,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為我們指出一條路:專業的追求與人性的奉獻並不會有衝突。

法默醫師現在應該不到五十歲,而他已經有那麼多醫學論文,尤其在愛滋病、結核病的醫學研究有很多著述,在人道醫療上的貢獻更是令人激賞。我相信如果哪一天法默醫師得到諾貝爾獎的話,我絲毫不會驚訝,只是不知道他得到的會是和平獎還是醫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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