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奈思比的期許
兩年前，奈思比所寫的《亞洲大趨勢》成為暢銷書時，讀者或許還記得其中一些令亞洲人看了十分興奮的話：
‧東方正在興起，人類正走向「亞洲化」。
‧地球的軸心，已由西方轉向東方。
‧西元二○○○年正是龍年，也將由此啟開「龍的世紀」。
‧在經濟競賽中，西方國家步履蹣跚，亞洲國家則健步如飛。
‧西方需要東方，遠勝於東方需要西方。
在中文版（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的序言中，我特別以︿中國人的自省﹀為題，呼籲不要讓奈思比的樂觀預測變成泡影。
（二） 風暴的根源在法治
言猶在耳，半年來金融風暴已由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轉向韓國，並侵襲日本。為了挽救南韓危機，ＩＭＦ以破紀錄的五百五十億美元來紓困。一時之間，西方媒體出現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標題：「虛幻的亞洲奇蹟」「曇花一現的泡沫繁榮」「曼谷變成了最焦慮的首都」「漢城出現了最寒冷的冬天」。
讓我先對此一風暴的根源做一探討。
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快速成長，來自政府與民間在強烈的憂患意識下對經濟發展的全力投入。在發展初期，只要經濟政策穩健推動、不犯大錯，從一個落後型形態透過外人投資、技術引進，及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國民所得很快就可上升。
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問題發生在所得增加後。當產業開始升級、外銷開始擴大、大企業開始出現、利益團體開始形成時，若政府缺少現代社會的配套措施——市場競爭、政治民主、全面法治，那麼快速的經濟成長會帶來不幸的結果。在台灣就有這些後果：財團與官員利益掛鉤，環保生態遭破壞，生活品質未能同步提升……。
如果國民生產毛額「快速成長」（每年在七％以上）是「亞洲奇蹟」的特色，另一個特色就是一個殘缺的發展。這次南韓金融風暴正起因於長期以來法治的殘缺——形成了官員、財團與銀行間的相互勾結和利益輸送，終至難以收拾。
大部分亞洲國家所走過的軌跡大體是：
（１） 全力發展經濟 （２） 鼓勵經濟自由（市場競爭）（３） 逐步推動民主法治 （４） 最後厲行法治。
南韓與台灣當前正由民主政治跨進全面法治。在法治還沒有嚴格執行下，一切法律邊緣的經濟活動紛紛出現：內線交易、土地投機、股票炒作、工程回扣、超額貸款、利益輸送、特權壟斷、冒險投資、無利潤擴充……。當這些沒有受到公平監督的活躍生命力，變成巨大惡勢力時，就年復一年地累積、擴大、惡化，造成了財團大虧損、銀行大呆帳、外債大累積、官員大貪污，終於產生骨牌效應的金融風暴。
簡單地歸納，在法治不健全的遊戲規則下，少數人（特別是財團）的貪婪，造成了全社會的創傷。
四十多年來亞洲的經驗已經證明：缺少市場競爭的經濟成長無法持久；缺少政治民主的經濟成長無法分享；缺少法治的經濟成長無法乾淨。這種殘缺的成長終必帶來嚴重的後遺症，甚至致命的失敗。
要彌補「亞洲奇蹟」的殘缺，就是不能再把經濟成長視為唯一的政策目標。當每人所得提升時，要立刻推動市場競爭、民主政治與全面法治。這也正是中國大陸要深化改革所必須走的路。
（三） 亞洲必將再起
三年前，美國著名學者克魯格門（Paul Krugman）教授即認為，亞洲經濟難以維持快速成長。另一方面，最近兩位哈佛大學教授薩克司（J. Sachs）與雷德萊特（S. Radelet）則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並不構成長期危機，對亞洲前景仍然看好。兩者的重要分野在於，促進經濟成長的主力來自哪裡？如果成長仍然依靠傳統的生產因素（如勞力、資本），則前景黯淡；如果成長來自生產力或競爭力的增加（如透過技術升級、研究發展、教育投資、策略聯盟等），則亞洲可以持續發展。
事實上，在所謂「亞洲奇蹟」中，最早受人稱讚的是「日本模式」。一九八二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推出《日本第一》時，全球為之震驚；尤其是美國。那段時期日本如日中天，美國則搖搖欲墜。十五年後的今天，美國是當前所有高所得國家中最健康的；日本則自一九九○年以來陷入衰退，至今仍一蹶不振。
如果，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那麼，經濟上也就沒有永遠的繁榮與衰退。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上始終還在探討景氣變動（或景氣循環）。關鍵在於一個社會要有靈敏的機制（如財政政策）來減少經濟衰退的衝擊，尤其面對難以預測的國際因素時，更要有全面的共識，共體時艱。
我們當然不能低估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但危機不僅是這些社會的轉機，更是浴火重生的生機。因此，只要這些國家，尤其「經濟中國」能徹底改革，注入更多的市場競爭、更多的民主政治以及全面的法治，被認為好景不再的「亞洲奇蹟」，至少「大中華經濟」可以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東方不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