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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殘缺的「亞洲奇蹟」變為「東方不敗」

文 / 高希均    
199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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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殘缺的「亞洲奇蹟」變為「東方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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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奈思比的期許

兩年前,奈思比所寫的《亞洲大趨勢》成為暢銷書時,讀者或許還記得其中一些令亞洲人看了十分興奮的話:

‧東方正在興起,人類正走向「亞洲化」。

‧地球的軸心,已由西方轉向東方。

‧西元二○○○年正是龍年,也將由此啟開「龍的世紀」。

‧在經濟競賽中,西方國家步履蹣跚,亞洲國家則健步如飛。

‧西方需要東方,遠勝於東方需要西方。

在中文版(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的序言中,我特別以︿中國人的自省﹀為題,呼籲不要讓奈思比的樂觀預測變成泡影。

(二) 風暴的根源在法治

言猶在耳,半年來金融風暴已由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轉向韓國,並侵襲日本。為了挽救南韓危機,IMF以破紀錄的五百五十億美元來紓困。一時之間,西方媒體出現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標題:「虛幻的亞洲奇蹟」「曇花一現的泡沫繁榮」「曼谷變成了最焦慮的首都」「漢城出現了最寒冷的冬天」。

讓我先對此一風暴的根源做一探討。

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快速成長,來自政府與民間在強烈的憂患意識下對經濟發展的全力投入。在發展初期,只要經濟政策穩健推動、不犯大錯,從一個落後型形態透過外人投資、技術引進,及發展勞力密集產業,國民所得很快就可上升。

各種經濟與非經濟問題發生在所得增加後。當產業開始升級、外銷開始擴大、大企業開始出現、利益團體開始形成時,若政府缺少現代社會的配套措施——市場競爭、政治民主、全面法治,那麼快速的經濟成長會帶來不幸的結果。在台灣就有這些後果:財團與官員利益掛鉤,環保生態遭破壞,生活品質未能同步提升……。

如果國民生產毛額「快速成長」(每年在七%以上)是「亞洲奇蹟」的特色,另一個特色就是一個殘缺的發展。這次南韓金融風暴正起因於長期以來法治的殘缺——形成了官員、財團與銀行間的相互勾結和利益輸送,終至難以收拾。

大部分亞洲國家所走過的軌跡大體是:

(1) 全力發展經濟 (2) 鼓勵經濟自由(市場競爭)(3) 逐步推動民主法治 (4) 最後厲行法治。

南韓與台灣當前正由民主政治跨進全面法治。在法治還沒有嚴格執行下,一切法律邊緣的經濟活動紛紛出現:內線交易、土地投機、股票炒作、工程回扣、超額貸款、利益輸送、特權壟斷、冒險投資、無利潤擴充……。當這些沒有受到公平監督的活躍生命力,變成巨大惡勢力時,就年復一年地累積、擴大、惡化,造成了財團大虧損、銀行大呆帳、外債大累積、官員大貪污,終於產生骨牌效應的金融風暴。

簡單地歸納,在法治不健全的遊戲規則下,少數人(特別是財團)的貪婪,造成了全社會的創傷。

四十多年來亞洲的經驗已經證明:缺少市場競爭的經濟成長無法持久;缺少政治民主的經濟成長無法分享;缺少法治的經濟成長無法乾淨。這種殘缺的成長終必帶來嚴重的後遺症,甚至致命的失敗。

要彌補「亞洲奇蹟」的殘缺,就是不能再把經濟成長視為唯一的政策目標。當每人所得提升時,要立刻推動市場競爭、民主政治與全面法治。這也正是中國大陸要深化改革所必須走的路。

(三) 亞洲必將再起

三年前,美國著名學者克魯格門(Paul Krugman)教授即認為,亞洲經濟難以維持快速成長。另一方面,最近兩位哈佛大學教授薩克司(J. Sachs)與雷德萊特(S. Radelet)則認為,當前的金融危機並不構成長期危機,對亞洲前景仍然看好。兩者的重要分野在於,促進經濟成長的主力來自哪裡?如果成長仍然依靠傳統的生產因素(如勞力、資本),則前景黯淡;如果成長來自生產力或競爭力的增加(如透過技術升級、研究發展、教育投資、策略聯盟等),則亞洲可以持續發展。

事實上,在所謂「亞洲奇蹟」中,最早受人稱讚的是「日本模式」。一九八二年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推出《日本第一》時,全球為之震驚;尤其是美國。那段時期日本如日中天,美國則搖搖欲墜。十五年後的今天,美國是當前所有高所得國家中最健康的;日本則自一九九○年以來陷入衰退,至今仍一蹶不振。

如果,外交上沒有永遠的朋友與敵人,那麼,經濟上也就沒有永遠的繁榮與衰退。這也是為什麼經濟學上始終還在探討景氣變動(或景氣循環)。關鍵在於一個社會要有靈敏的機制(如財政政策)來減少經濟衰退的衝擊,尤其面對難以預測的國際因素時,更要有全面的共識,共體時艱。

我們當然不能低估亞洲金融風暴的殺傷力,但危機不僅是這些社會的轉機,更是浴火重生的生機。因此,只要這些國家,尤其「經濟中國」能徹底改革,注入更多的市場競爭、更多的民主政治以及全面的法治,被認為好景不再的「亞洲奇蹟」,至少「大中華經濟」可以成為二十一世紀的「東方不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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