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分業爭議不休，台灣民眾的醫療權益，還搖擺在一張釋出與否波折重重的處方簽，全球的病人主權革命則已經蔚為趨勢了。
一九九四年十月，美國默士藥廠(Merck)宣布了一項創舉：凡使用其治療攝護腺癌藥品Proscar有不滿意者，可以退費兩百七十五美元。
藥吃不好可以退費，以前的人絕難想像有這等事情，但在今日卻成為可能。因為許多國家的醫療體系，已脫離過去唯我獨尊的專家形象，進入以消費者為導向的時代。
轉變之所以出現，與近年來許多政府共同的痛處有關－－財政。
西歐的福利國家國庫日益捉襟見肘，不斷提高全民健保民眾就診的自付額度，於是民眾也相對要求樣樣都管的政府，給予人民更多醫療的選擇權與自主權。
以法國為例，過去法國人民連買維他命或皮膚過敏藥膏，都要經過藥師的審核。今日法國的納稅人則不僅要求能自由購買如避孕丸等常用藥品，也企圖以選票影響立法，改變過去只有醫生能決定患者用藥的規定。前年有個法國國會議員為了爭取選票，就打出了「讓民眾有權決定選用什麼心臟藥」這樣史無前例的政見。
醫療資訊大解禁
這種情況在美國則更為明顯。
美國為控制醫療支出在七０年代過於快速的成長，把全民醫療照護的經營權分給了各個「管理醫療公司」(managed-care firm)，由這些公司向民間單位(公司或社區)販賣套裝的健保產品。
由於消費者是事先付錢，所以這些公司為追求利潤，會嚴格要求醫師每一樣診療，都是銀子花在刀口上，另一方面則要努力保持顧客滿意度，以免客戶跳槽至別家公司。
結果是，醫院或藥廠為了取得這些公司的合約，公布了許多被醫界視為禁臠的醫療資訊。
例如日前一項關於病人用藥傷害的研究在美國公布，其中發現六０%的用藥傷害病例，與一些醫師經常處方的心臟藥、抗生素或解熱鎮痛劑有關聯。像這類的訊息，過去很可能半途就被封殺在醫療體系之中，現在則成為一種公眾的資訊。
迫些資訊提高了民眾的知識與警覺，也相對提高了他們對於醫療品質的要求，以及參與醫療政策制定的企圖心。
以前通常只有藥廠或醫院會遊說政府撥出預算進行某些醫療研究。今日美國患者的遊說團體，則如雨後春筍般地興起。
例如美國著名的前垃圾債券大王米爾肯(M. Milken)，在罹患攝護腺癌之後成立了CAPCURE基金會。他找來了前美國總統候選人杜爾等政經界聞人參與，最後不僅讓美國政府掏出荷包裡的鈔票進行新藥研究，甚至還在一九九四年宣布：當年的十月是「攝護癌知識月」。
不過，在爭取醫療主權上最有成就的，當屬美國的愛滋病團體。他們最戲劇化的事蹟，是主動引進英國一家生產愛滋新藥AZT的公司，以更低的價格打敗本土的葛蘭索大藥廠，取得政府合約。他們還主動負起了教育大眾、提供各種愛滋資訊的任務，並且進行反對醫護人員歧視愛滋病患的運動。
不做無知的病患
在這些團體身上，完全找不到傳統病患被動、無知的影子。
無知是世界各地患者在面對醫療體系最大的痛楚。到醫療院所就診，常有類似的經驗：醫生一句「去照X光」，患者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卻完全不知，也不曾被告知其作用為何？是否非照不可？
台灣南部曾有，位接受人工授精的不孕婦女，已經躺著要送入手術房了，醫護人員才告知她：「這次用的不是妳先生的精子。」
針對類似的痛苦經驗，當前各地的病人主權運動中，資訊權是普遍的重點；其中兩大訴求是：「消費者得到充分告知的醫療選擇」，及「提供證據證實(evidence based)有效或有用的醫療照護」。
英國一個婦女團體取得全民健保局的合作，對英格蘭地區的孕婦提供資訊，讓她們知道做超音波掃描的利弊、必要性，以及其他相關資訊，例如每兩百個經超音波檢查認為有問題而墮掉的胎兒，就有一個其實仍然是正常的。這些資訊使得八０%的就診婦女，在進行超音波檢查之前重新思考。雖然最後大部分仍然決定要做這項檢查，但婦女的醫療選擇權卻得到提升。
美國一些醫療人權團體最新的目標，則是要求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對於藥物以及一些新療法的審查過程能夠透明化，不要讓醫院、藥廠和政府為了某些利益糾葛，把患者的醫療選擇權給「協商」掉了。
全球民眾醫療主權意識的提升，除了拜健康財政等結構性因素之賜，資訊科技的普及，也讓過去被壟斷的醫療知識，有了新的出口。
從藥學字典到疾病自我診斷，各樣的套裝電腦軟體是近年歐美的熱門商品，德國的醫療光碟銷售年成長率達八０%。更重要的是網路社會的建立，已大幅改寫醫療教育與資訊傳播的方式和速度。
愈來愈多人可以透過網路，從全球各地的醫療資訊站找到豐富的資訊；而為數龐大的網上醫療討論群，更等於一個個的跨國界的病患組織。
「許多資訊我比醫生先知道，現在可以反過來與醫生討論。」這是台北一位陳姓洗腎患者，參加了網際網路討論群的心得。
事實上，許多美國的醫療院所和藥局，已經把網路諮詢視為必要的服務項目。
吃了太多藥
英國加州地區，有接近一半的民眾已經自家中與地區醫院連線，患者與醫療人員之間的溝通不再局限於等候一小時、診斷三分鐘的被動狀態，可以透過網路得到醫院專業的諮詢。
把醫療資訊當商品販賣，或患者自行尋求醫療資訊，在過去會被認定是干擾專業醫療；許多人也擔心患者知道太多只是徒增困擾，或讓他們到處亂投醫。但在今日無論民間或政府，對此都開始出現不一樣的看法。
美國前藥政處長伍德卡克(J. Woodcock)曾表示，現在不一定只有醫生才可以擁有判斷藥物適用與否的能力。
事實上一些研究也顯示，患者醫療資訊與知識愈充足，對促進健康與控制醫療預算都有幫助。
美國史丹福大學醫學中心，曾經做過一項長達四年的追蹤研究發現，那些在醫療過程中，得到詳盡資訊與充足諮詢的患者，比那些一知半解的患者，平均就醫次數減少了四０%。
相對地，民眾醫療知識的缺乏，將帶來最多的醫療資源浪費。
五０年代到七０年代，美國每年的健康支出，在二十年內增加了五百億，可是民眾的壽命卻只增加了四個月。研究發現，問題出在民眾的醫療知識並沒有以相對的幅度增加，結果只是被醫療市場牽著鼻子走，做了更多不必要的檢查、動了不必要的手術、吃了更多不必要的藥物，不僅醫療資源浪費，反倒生出了許多因為不當醫療帶來的「醫原病」。
台灣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根據台大醫師王正一在一九九五年對國人用藥與就醫認知的調查，高達九七%的受訪者不知道自己生病時吃的是什麼藥；有將近三分之一的人，一個病同時看好幾個醫生，也因此，十個人當中就有兩個人重複用藥。
今年一月台大公衛系副教授季瑋珠一項醫藥分業的民意調查，同樣發現，受訪者中有八五%的人，對於看病所服用的藥物為何，並不知道(見表)。
在此同時，台灣健保費用則以每年二０%的比率上漲，已經達到一年兩千四百億台幣的支出。
無藥可醫的台灣
究竟原因是如本地醫界所言，民眾愛看病、濫吃藥、亂吃藥所造成，還是因為絕少手握過處方簽的台灣民眾，恰是英國醫學社會學學者左拉(M. Zola)所言，是一群「被除權的患者」－－由醫界高高在上控制知識，民眾沒有對應能力，只能依賴、無力監督？
從近期的調查來看，台灣的民眾普遍認為關於自身醫療的資訊沒有得到滿足，但是卻有相當大的比例不敢(或不會)向醫師問問題。三月醫藥分業開辦之前，表示會向醫師索取處方簽的民眾也不到三成(見表)。這顯示，台灣民眾的醫療主權仍然相當低落。
當醫、藥雙方為了爭調劑權，而高喊「聖戰」的時候，大部分的台灣民眾卻還無法肯定他們是那張處方簽的主人。
去年台灣熱門的醫藥新聞之一，就是醫院內出現最強效的第三線抗生素也對付不了的病菌 「一個無藥可醫的台灣」已成為許多人的憂慮。
無藥可醫的台灣，正是一個缺乏監督的醫療體系，和無知無權的民眾共同濫用抗生素之下的結果。
這樣的結果有沒有可能改變？「從一張處方簽開始的教育，關係了台灣民眾能否重新成為醫療體系的主人，也關係了全民健保的成敗。」陽明大學黃文鴻副教授語重心長地表示。
無論如何，過去一段時間醫藥分業的爭議，的確為民眾帶來重新做主的機會。
服務於新聞界的沈小姐，近日來仔細看了關於醫藥分業的新聞，恍然大悟：「原來，每次去看病，醫生都開三日份的藥，是因為三天藥向健保局申報免審，醫院請領藥費最簡單。」她下定決心下次要問問醫生：「難道每個人每次生病都需要吃三天藥？」
「從正面來看，事件爭議愈大，問題就愈容易攤在陽光下，也增加民眾的思考與了解，這是主權意識開始的第一步。」一位長期關注醫療人權的醫師表示。
三月裡，各大醫院的藥局紛紛掛起了「諮詢」的牌子。等著領藥的患者，望著那些新設窗口，有的開始交頭接耳的討論，還有的好奇地走過去，看看裡頭執班的藥師。對台灣民眾而言，一個諮詢的窗口，象徵了醫病平權的第一步：患者就像消費者，需要有售後服務。
而在一場抗議運行中，只見主持人拿麥克風高喊：「讓民眾做主人！」信誓旦旦要給大眾更好的用藥資訊。
醫藥分業不是醫藥兩造的聖戰，全民健康有沒有機會，就看台灣民眾能否也意識到：我才是醫療體系真正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