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當我們開始深入研究達爾文的拖延行為，就會看見他在沒有打算出版《物種起源》的期間，他的生活依然緊湊。達爾文永遠沒辦法閒下來，即使是在寂靜的鄉間休養，或是把自己畢生最有意義的著作暫時擱置也一樣。他似乎一向就憎惡閑散怠惰。他需要的是一項研究，什麼都好。蚯蚓、藤壺、蘭花，哪樣都行。他持續做著這些研究，彷彿整個世界的存亡就靠這些了。但事實上這世界絕大多數的人，對他的藤壺研究根本毫不在意。即使達爾文本人後來也承認，自己對於藤壺的研究可能過火了一些。「我懷疑這份工作是否值得投注如此大量的時間。」他在自傳裡承認。達爾文花了二十年做各種研究，唯獨遺漏了一件他必定知道非靠自己完成不可的事情：出版足可改變世界的自然天擇一書。照這邏輯看來，他的自傳差不多也是一則錯放精力的故事罷了。
因此，在多產的科學家身分之外，達爾文有可能也是個拖拉一族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最好先明白拖延跟懶散之間，沒什麼連帶關係。
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這當中的區別。成立「匿名戒酒會」的比爾．威爾森（Bill Wilson）曾經把拖延的行為，比喻成「五個音節的樹懶」。說到英文procrastination的發音有點饒舌這部分，威爾森是對的。這個由兩個拉丁字根（pro，意為「向前」，而cras則是「明天」之意）組成的複合字，的確得花些時間搞清楚它的意思，因此這句評論倒也中肯。但是，威爾森對於樹懶的認知就不正確了。拖拉一族在極力避免做正事的同時，照樣可以讓自己很忙碌。達爾文對於自己的新理論可能異常謹慎，但絕對不能算是拖拉一族。要證明這一點，就想想那些藤壺吧。幽默作家羅伯特．班克利（Robert Benchley）在一篇文章〈把事情做完的方法〉裡的觀點就更為接近事實，明確表達出拖延行為基本通則之一：「每個人盡可做更多的事，偏偏都不是在那個時候應該做的。」
班克利的通則適用於一般大眾如我們，而不只限於有劃時代影響力的科學家。
當我處在死線的急迫壓力之下，我的公寓總是維持得一塵不染，我的檔案多數時刻都有精確的紀錄，冰箱裡幾乎見不到發霉的剩菜剩飯。在應該完成某件當務之急的時刻，我反而義無反顧地決定去做所有和那件事無關的事。
世人記住達爾文是因為他的聰穎、勤奮和孜孜不倦，但是他的拖延行為則讓大夥覺得他更容易親近，也更有人性。他提醒了我們，人類心理動機的糾結複雜。我們都有應該要完成的事情清單，那些我們一定得完成的事情；然而，我們總會找理由不去做這些事。這麼說來，我們大家都可以宣稱自己跟達爾文有某種契合度。
我們都有屬於自己的藤壺。
本文節錄自：《拖延有理：從達爾文、達文西的拖拉歷史，看見被低估的人生智慧》一書，安德魯‧桑提拉（Andrew Santella）著，遠流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