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歲那年，台灣光復，在此之前，我所知道的中國，都是日本人所宣傳的封建、落後形象。在彰化青年師範學校就學時，日本同學常把台灣同學抓起來群毆，因為我們人數不及六分之一。所以，我們對日本產生接近仇恨之感，戰後自然就產生祖國情懷。我們熱切希望能建立一個強大的祖國，不要再受人欺負。
如此的想望，在經過一年之後，眼見接收的官員無官不貪，做生意的掮客不像日本人那樣講信用，不懂討價還價的人成了呆子，道德觀和法制觀整個都顛覆過來，原本親密的同胞愛也就完全崩潰。
那時候，像我這樣二十出頭的台灣年輕人，一般對感情都比較畏羞，看到許多女孩子輕易地被外省人以甜言蜜語追走，心裡自然很難平衡。
另一方面，和我一樣的戰後第一代台灣作家初學國語，寫作的時候就成了退稿專家，當時流行的是以反共抗俄口號連綴起來、歌功頌德的文章，雖然如此文章可以讓人成名得利，但我們不願意這麼做，於是，稿子沒人用，一如日據時代的遭遇。
不得已的兩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