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靈黨（Spectre）是作家佛萊明（Ian Fleming）虛構的犯罪陰謀。這個名字是「反情報、恐怖主義、報復和勒索特別行動」（Special Executive for Counterintelligence, Terrorism, Revenge and Extortion）的字首縮寫。它先出現在佛萊明一九六一年的小說《霹靂彈》（Thunderball），是間諜英雄、英國軍情六處（MI6）○○七號情報員、有殺人執照的龐德（James Bond）的死對頭。
雖然幽靈黨是犯罪組織，它的組織方式卻類似現代非政府組織（NGO）或IMF，是一個總部設在巴黎的跨國組織。幽靈有二十名成員組成的執行董事會（IMF的董事會有二十四名成員），代表來自世界各國；它不與任何一個國家或意識形態結盟。在《霹靂彈》中，幽靈黨的辦公室設在一個救助難民的門面組織。
最晚近的幽靈黨虛構故事出現在二○一五年由丹尼爾．克雷格（Daniel Craig）飾演○○七的同名電影，在這部電影中，幽靈黨執行董事會圍坐在羅馬一間有著高挑天花板的會議室裡開會，董事會成員來自多樣的種族和文化，包括擔任重要領導角色的女性。董事會的議程包括主管報告不同業務單位的績效和獲利。在這些報告中，罪犯和合法企業的界線似乎模糊到無法辨識。
思考今日全球金融菁英的操作時，幽靈黨的印象不由自主地躍入腦海中。它由上而下的存在論很適合陰謀論者。有時候人生好像模仿畢德堡集團（Bilderberg Group）菁英年度會議的藝術，它們都是在最好的地方開的祕密會議。但如果畢德堡集團真的存在，卻沒有跡象顯示有一個壓抑人性的中央委員會。此外，透過金融控制世界不需要由上而下的程序。真正的程序較為隱晦。
菁英在影響力圈裡運作，包括金融、媒體、科技、軍事，以及政治。每個圈圈的常客有各自最喜歡聚集的時間和地方。媒體菁英每年七月在愛達荷州的亞倫公司陽光谷會議（Allen & Company Sun Valley conference）聚集。央行官員八月在懷俄明州傑克森洞（Jackson Hole）開會，由堪薩斯市聯邦準備銀行當東道主。軍事和情報菁英在二月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集合。思想界領袖和公共智識分子，可以在瑞士達弗斯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比佛利山莊的密爾肯研究院全球會議（Milken Institute Global Conference），以及溫哥華的科技娛樂設計會議（TED conference）中對話。
這些超級菁英會議不是普通的產業會議，它們是只有邀請才能出席、或符合申請和贊助條件的權力菁英才准參與。這類會議通常聚集國家元首、內閣官員、執行長和億萬富豪，平常百姓別想參加。
最排外、也最引起陰謀論揣測的集會是畢德堡會議（Bilderberg Meeting），從一九五四年以來每年在不同的地點舉行。畢德堡有一個約四十個成員固定參加的核子集團，還有更大一群約一百個受邀參加者，每年人選不同，視主題的需要或政治權勢而定。核心集團大多數是金融和工業菁英；較大的集團多半是政策制訂者和公共知識分子。
幾年前我私下在洛克斐勒中心向畢德堡集團的領袖作簡報，他很客氣且對我對歐元的看法極感興趣。當許多經濟學家高呼歐元即將瓦解時，我向他和他的同伴保證歐元會安然無恙。在我們談話的結論時，他親切地送我一份禮物，是一只瑞士花瓶，有著深藍半透明漩渦的設計，至今我還一直放在我的寫作工作室。他頭上並沒有長角。
在這些和類似的會議中，意識形態的歧異會被擺在一旁。二○一六年七月的陽光谷會議包括福斯（Fox）業主梅鐸（Rupert Murdoch）和MSNBC業主羅伯茲（Brian Roberts）。梅鐸和羅伯茲共有的菁英意識形態力量，勝過供大眾消費的政治咆哮比賽節目，後者只是娛樂，陽光谷牽涉的可是權力。
這些會議的重要菁英活動不發生在預定好的小組會談，而是在私下的晚宴，以及在主會場四周的平房裡穿著華服啜飲美酒時。在我出席密爾肯研究院全球會議時，最有意義的談話發生在距離主會場一個街區的半島酒店酒吧，而不是在講台上。
菁英圈飄浮且重疊，像互動、三維的文氏圖（Venn diagram）。交疊的部分浮現、融合，然後消失。在不重疊的地方，菁英會輸送權力到彼此的圈圈裡。陶德（Chris Dodd）是個好例子。身為五任的美國參議員，也是陶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支持者，他是政治和金融圈的支柱。身為美國電影協會（MPAA）的主席，他也是媒體圈的重要人物。當媒體菁英和政治菁英需要連結時，陶德就是管道。
各別的圈子、交集，以及指定的管道就是全球權力菁英統治的方法。這個模式的解釋權比一些想像的緊密交織、由上而下的統治世界委員會還大。這樣的委員會如果存在，將很容易辨識、監視和曝光。比較之下，一個浮動圈的模式沒有固定的形狀，很難辨認。如果個別成員因為醜聞或運氣不佳而信譽掃地，她很快會被犧牲掉（可能日後再恢復名譽），而體系得以存活。媒體沒有興趣說明這個體系；記者無法想像它，而媒體執行長則是其中的一份子。
另一個陰謀販子偏愛的流行想法是，全球菁英是心懷惡意的。比菁英作惡事更嚴重的問題是，他們相信自己是在做善事。這個信念阻斷了菁英的自我反省。
雖然全球菁英沒有固定形狀，卻有個人，例如索羅斯（George Soros）可以通行無阻於金融和政治圈，扮演菁英計畫的超級航空母艦。雖然索羅斯不是權力菁英的非正式主席（沒有人是老大），他可以通達各處的菁英，而且他耐心地擁抱波普（Karl Popper）的點滴社會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使他變成菁英中的模範。其他菁英超級航母模範包括拉加德、彭博（Michael Bloomberg）和巴菲特（Warren Buffett）。總統和總理並非不重要，但他們來來去去。菁英超級航母可以保持數十年的影響力。
菁英的目標是什麼？這個目標歷經許多世紀未曾改變，被凱撒和拿破崙所追求，在二十世紀則由洛克斐勒、羅斯福和布希等王朝接棒。這個目標在今日由取了無害名稱的機構發揚光大，如聯合國和IMF。這個目標很簡單：世界貨幣、世界稅和世界秩序。
本文節錄自：《下一波全球金融危機：揭露權勢階級的大陰謀》一書，詹姆斯‧瑞卡茲（James Rickards）著，吳國卿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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