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house is not a home」－－今年大專聯考英文作文題，許多人都認為出得極富創意和深意。
從這個題目延伸出來的其他題目，可以是「讀書的人不一定是讀書人」、「企業主不一定是企業家」、「從政者不一定是政治家」……
這一連串的「不一定」，並非玩文字遊戲，也不是藉機諷誹，它可能反映一個事實：過去的「是」，現在已成「非」；過去的「不可能」，現在變成「可能」。
一切的顛倒、叛離、弔詭，使人們慣有的倫常頓失著力點。習於忠黨愛國的老臣、慣於進退有序的老闆，甚至常年安於家室的婦女，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震撼。
「民主歸零」
擅長研判趨勢的約翰．奈思比在「全球弔詭」一書中就提到：「權力正向四面八方散去，一片混沌，不像由上而下的階級組織那般容易掌握。」
「二十世紀是一個充滿幻滅感與迷失感的世紀。」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勞思光悲觀地看這一世紀。(見三０頁)。
幻滅與迷失在台灣奏起哀樂。悲哀來自期望民主心理的落空，來自依賴專業判斷的力量崩垮，和支撐倫理的秩序紊亂。
有人形容對台灣政治的「民主心累了」。
只要有錢，就在民主政治上有權。年初選出的縣市議員，「八八三位議員中，有三三八位被起訴。」面對來自美國的「百人委員會」華裔成員，立委王建瑄道出台灣的政治並不如外人看的那樣 是另一個台灣奇蹟。
對解嚴後民主抱有大希望的人，在近來國安局長發表「國會中有中共代言人」的言談後，對新的白色恐怖籠罩，不禁感慨「民主歸零」。
有人歎息台灣社會各行各業的「專業力垮了」。
大學校長普選，數人頭的力量高過對專業知識與德行的敬重。據說台灣獨有的選舉文化，也侵入台大校園，「醫學院院長犯錯，校長束手無策，是必然的結果。」一位台大人陳述。
「社會生病了，我還是打我的高爾夫，做我的工作，獨善其身吧。」一位醫生用他的亂世哲學面對生活。
更普遍的是不少人哀痛「倫理的秩序亂了」。
對現代化持較悲觀論調的社會學家韋伯曾經說過：「政治人物過於沈溺理念倫理，置責任倫理於不顧時，將造成社會不公與混亂失序。」
個人主義興起，倫理的軌道斷殘，反道德的趨向在台灣處處呈現：未立案幼稚園娃娃車悶死幼童、砂石車超速肇事、利益輸送、集體貪污、校園性騷擾……
過去「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傳統倫理，「被當成保守，一律打倒；新的除四舊在台灣出現！」一位國中老師相當激憤。
悲哀能變調
台灣社會的悲哀不是不能變調。
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放棄了美國籍歸來主持中央研究院，他說：「如果我回到台灣，沒能把我學的專長發揮，在此好好培養下一代，提升學術水準，那我回來的意義就不大。」(見一二二頁)
每年稅收不到十億，總預算與台大相差無幾的宜蘭縣，在陳定南的魄力和游錫塑的努力下，改造了地方政府機器的體質。「國民黨縣市靠關係拿錢，陳定南抱計畫爭預算」的風評不脛而走。(見九二頁)
在高雄，前女縣長余陳月瑛憑地方之力，開全國保險之先，農保、殘障健保、幼兒保險……。她更大力延攬非傳統公務員，「走出與台北不同的經驗」。
哀樂與喜調，但願正如奈思比所言的「弔詭」：看似衝突、荒謬，都可以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