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如果你要害一個人，就勸他辦雜誌。」表示辦雜誌確是一件苦差事。辦一本整合性的、世界觀的雜誌，則更艱苦。
一本世界觀的雜誌，除了整理譯介國際知識外，還要透過國外第一手採訪資料，探訪問題，引介新觀念與新做法。耗費的精力遠遠超過國內採訪：行前苦讀資料、陌生地的連繫、臨場接力式的採訪、回來後熬夜趕稿。
所幸「遠見」半年來的努力，得到了不少回響，也是樂事：
創刊號中「國人對世界觀的民意調查」，經由美聯社的報導，傳遞到海外。一位首長也告訴我們：「看到了那些國際比較數字，我與國際訪客交談，有更多的材料了。」聯廣公司為我們創刊號設計的廣告獲得了去年時報廣告佳作獎。
當我國女籃赴莫斯科此賽時，她們的行囊中帶了「透視蘇俄人民生活」的第二期「遠見」。一位女籃國手回來後告訴我們：「你們對蘇俄的描述真是十分透徹。」
當艾森豪獎金得獎者蔣彥士、張繼正、王章清、高育仁等聚晤時，我們的攝影記者游輝弘捕捉到了他們一張珍貴的鏡頭（第四期，十八頁）。
當韓國的副總理金滿堤在漢城接見我們時，「遠見」變成了近年來他第一個接受訪問的中文新聞媒體。
當我們報導自由世界四個前哨金門、深圳、板門店與柏林時，我們接到了金門讀者來信親切的鼓勵。
在去年十月號中，我們以近萬字的篇幅首先摘譯了倘未上市「王安自傳」的菁華。
本期對傳曼利的獨家專訪，是五年來這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第一次接受來自台灣的訪談。
「遠見」的文章被在美國、香港、新加坡的華文報紙，以及國內的報紙與雜誌轉載，好幾篇主題亦被電視台與公共電視台做為報導的題材。
幾位大學校長讀完了上一期對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二萬字的專題報導後，要求他們的同僚一起來研讀討論。
重視人文思想教育理念
海外學人：如余英時、楊牧、劉紹銘、鄭愁予等，特別贊成我們這本雜誌對人文思想與教育理念的重視。
這些例子只在說明：讀者的回響是我們尋求進步的最大力量。在過去幾個月中，新的努力也包括了：
去年九月與倫敦「經濟學人」週刊簽訂了獨家中文翻譯權，使我國讀者能分享國際第一流雜誌的內容，如本期對新加坡的詳盡報導。
與紐約時報的SIPA簽訂了彩色新聞照片的供應。我們已自去年十月起，在每個月百餘張圖片中精挑細選，做成三頁「新聞圖說」，增加國人世界觀中的現場感。
這種簽約，對一個民間雜誌是一項沈重的負擔，為了對智慧權的尊重，我們必須付出代價。
在本期中，又取得香港著名的攝影家水禾田所攝照片的刊載權；從他獨特的鏡頭中，讀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國大陸最新的風貌。
一九八七年，我們政府所面臨的新挑戰是黨禁開放以後，如何處理報禁？對這個海內外所關心的大問題，我們以近三十頁的篇幅來探討。除了張作錦先生的專論之外，還請了王洪鈞與李金銓兩位教授參與評論。
新加坡特別報導
在亞洲四小龍中，我們把讀者的視線從創刊號中的中華民國移到第三期的「韓國實地專訪」，又移到本期的新加坡。
這篇「經濟學人」週刊獨家授權刊譯的長文，詳細剖析新加坡這個地小資源少的蕞爾小國在這一兩年來面臨經濟、政治與社會問題下如何應變？強人李光耀會犯錯嗎？他的菁英式領導階層到底能不能再振雄風？經濟蕭條是否使人民對不容討價還價的政權產生質疑？
「亞洲國家的崛起，使一些西方人士相信東方儒家思想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東方人士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文化反成為包袱，阻延了進步的速度。余英時教授與王昭明先生，一位是思想史學者，一位是經建會副主委，他們從文化與經濟的觀點來看二者是互為助力或阻力？有精闢的分析與見地。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傅利曼教授是一位關心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學者。他在舊金山家中，接受高希均教授單獨訪問時，也把他的經濟理論延伸到政治與民主上。
從世界看台灣，從傳統到現代，在與讀者同行的這條路上，編輯的心情是苦樂參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