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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為難大歐洲

文 / 賓靜蓀    
199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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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民為難大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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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市地鐵車廂中,稀疏的乘客或坐或立。

一個低迷略微虛弱的男聲,打破車行鐵軌的單調:「對不起,打擾您!我叫馬丁,已經失業三個月,沒有固定住所,也沒有社會救濟金,如果您願意捐助,不管多少,讓我今晚能吃一頓熱餐,有一個睡覺的地方,我都會非常感激。祝您愉快!謝謝!」

一位年輕女性開始掏出錢包,另一位老太太把幾毛錢銅板放進馬丁手中的塑膠杯,其他的乘客則仍繼續原來的活動--閉目養神、看報……。頭髮披肩、雙眼無神的馬丁巡過一回之後,再走向下一節車廂。

馬丁可以換個名字,叫弗杭斯瓦或約翰,這段乞討詞可以改用法文或英文,地鐵車廂也可以換成巴黎倫敦的繁華商店街、百貨公司和火車總站……。九0年代初一度銷聲匿跡的遊民,又回到歐洲各大城市的街頭,他們的存在,讓歐洲市民每天和同情心的極限交戰,也考驗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

都會貧窮投射在西歐都市的陰影愈來愈大,愈來愈暗。由全歐百萬富翁比例最高的漢堡市到法蘭克福,巴黎到里昂,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利物浦到倫敦,提著購物袋、公事包或身著盛裝赴歌劇院的歐洲人,總會經過幾個在寫著「沒有工作、沒有家、肚子餓」瓦楞紙板後蜷縮的身影,或幾處集中在地鐵暖氣出口、滿溢酒臭的塑膠袋「地盤」。不論是快速通過、視而不見,還是慷慨解囊、噓寒問暖,歐洲人都開始擔心:「我們會不會變成另一個紐約、另一個洛杉磯?」

兩極化和邊緣化

這群徘徊在富裕西歐社會邊緣的遊民,儘管在各國不同的定義下有不同的名稱--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固定住所的人、沒有屋頂的人……,但是他們的背後,卻訴說著相似的無奈:因為失業,沒有收入、付不起房租,甚至妻離子散、流落街頭。有的窮極而偷,嘗過數月到數年鐵窗滋味,出獄後更是一無所有。戶政單位裡找不到他們的資料,也因此無法享有市民的權利,在投票所、社會局中缺席,最後在酒精和毒品中,尋求對自己命運的無力感和麻痺。

根據「歐洲遊民輔導組織」(FEANTSA)的估計,一九九四年歐盟十二國已有二百五十萬名遊民,以英、法、德三國各超過六十萬名最為嚴重,他們多半來自破碎的家庭,教育水準偏低,健康狀態極差,而且其中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和帶著稚齡兒的單親媽媽,也有增加的趨勢。

巴黎法蘭西斯研究院的教授皮耶波杜分析,美國都會區貧窮的癥結在於種族,而牽扯西歐社會張力、拉大貧窮差距的主因,卻是結構性的長期失業率,兩個過程都導致「社會的兩極化和邊緣化」,而遊民現象就是「社會邊緣化和排除化過程的終點」,同時也和都市地價、房租高漲、住屋政策、教育體系、就業市場、家庭環境、社會關係及社會保險制度互動。

歐洲社會學家警告,目前歐盟一千七百萬名失業者(其中四0%失業一年以上),五千二百萬戶貧戶,沒有人可以保證歐洲的遊民問題不會「美國化」。

歐洲人多年來自豪的社會福利模式,如今也面臨一個基本的困境。原始構想是大多數有工作的人,直接透過繳稅,負擔社會保險,而少數短期之間有生活問題的人,由此制度中獲取經濟上的救助,得以度過難關。但是這座天平卻在大量失業的時代傾斜--領取救濟的人口增加,而繳稅的人口減少。再加上最低工資保障和社會救濟金額相去不遠,失業人口再進入就業市場的工作動機降低,產生所謂「自願性準貧窮」,社會福利的美意被濫用。

而最需要救助的遊民,卻因長期失業或偶爾打低工資零工,而完全被排除在社會保險系統之外,即使他們還資格領取微薄的救濟金,通常也對繁複的官僚手續及官廳歧視望之卻步,放棄了這項權利。

面對有增無減的遊民,各國態度因立國傳統而有所不同。英國首相梅傑稱街頭乞討為「對眼睛的侮辱」,認為英國子民「沒有乞討的必要」,並且全面清除倫敦市觀光點的遊民。

「助人自助」

法國則由於正值總統大選,對遊民問題稍顯寬容。去年年底,法國著名的窮人領袖亞伯皮耶率領六十六個遊民家庭,占領巴黎聖傑曼區的一棟多層空屋之後,總理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保證他們不會被趕上街頭,另一名候選人巴黎市長奇哈克(Jacqlues Chirac),則要求市政府沒收巴黎市內因投機房地產理由而空出的十萬棟空屋。

民間的救助腳步也總快過政府。每年嚴冬,「遊民凍死街頭」的頭條新聞,喚起歐洲各大城市居民的良知和行動。教會的慈善團體提供緊急收留站、遊民餐廳,讓遊民晚間不致露宿街頭。柏林工商婦女組成「柏林人餐桌」運輸協調會,每天由飛機場空中廚房、大型觀光飯店、超級市場接收多餘的、即將過期的食品蔬果,再分配到各遊民餐廳和收留站。

各市政府社會部發放睡袋、開放已經廢棄的地鐵車站,供游民過夜,並提供醫療巡迥車,在遊民聚集的火車站內設置醫療站,免費替沒有保險、被一般醫院診所列為拒絕往來戶的游民作最基本的治療。自願在巴黎衛星市為遊民義診的醫生曼紐耶表示,治療遊民的皮膚病、寄生蟲、腫瘤等外傷容易,但是遊民的依賴酒精、對重返社會的全然絕望、對人的不信任,卻不是普通醫生所能醫治的。

更多的歐洲民間團體,基於「助人自助」的原則,開始替遊民請命。巴黎「居住有權」組織動員學生、觀光客、路人,以街頭戲劇、音樂會和公開討論的方式,吸引市民及當局對遊民問題的注意。

德國「為遊民和窮人遊說協會」在法蘭克福、亞罕、杜賽道夫市開放「遊說」餐廳,請遊民當廚師和侍者,服務遊民和一般顧客。本身就是社會工作者的該協會負責人摩爾瑞表示,「有了固定的工作,是跳出沒有家、失業、貧窮此一惡性循環最重要的第一步。」

受到紐約遊民刊物「街頭新聞」的啟示,英國記者約翰博德和天然商品站「美體小舖」也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倫敦創辦同性質月刊「大事」,由願意接受「不酗酒、不吸毒、不騷擾市民」三章約法的運民在街頭販賣,每本五十便士(約台幣二十元)的售價,六0%收入歸屬賣者本人,四0%屬編輯部。

「大事」一推出,即獲得倫敦市民和遊民的好評和歡迎。配戴著販賣證的遊民,藉著賣雜誌,不需乞討就可維生,拾回了人的尊嚴和自信,手癢的遊民也可投稿,使得「大事」談遊民問題絕不隔靴搔癢。市民藉著閱讀,了解遊民間題的因果和游民的厄運、生活,因而不再視遊民為避之惟恐不及的傳染病原。

一年之後,「大事」升格為雙週刊,每期出刊五十萬份,銷售地點遍及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及愛丁堡市,固定的銷售遊民高達三千名。總編輯博德說,「大事」要持久成功,不能只依賴「中產階級的側隱之心」,而必需具備專業的可讀性,也因此「大事」堅持內容除了遊民問題之外,還必需涵蓋政治、社會政策、即期的文化話題及鏗鏘有力的意見評論。

納進資料,誠實面對

今天,「大事」精神及模式,已擴及全歐各大都市,巴黎和柏林甚至各出現四份街頭雜誌,它們或由專業記者主持,或由「乾了的酒鬼」(已戒酒者)負責,有些財務尚未穩定的編輯部甚至也「居無定所」。但是他們以自己的親身體驗,胼手胝足地進行更多符合游民真正需要的計畫;柏林的「紙板」雙週刊向市政府低價租用東柏林一塊廢棄的園藝用地,預備整建成遊民住宅;「哈茲」雙週刊將一輛旅行車固定停放在市中心一地鐵站旁,車內有一切遊民需要的救助資訊和諮詢服務。

應急的救助措施治標不治本,「歐洲遊民輔導組織」呼籲,解決遊民和貧窮問題,眼光必須放長放遠,首先要將遊民列入各國正式的統計資料之中,誠心面對事實。社會學者也力主重新分配,統合住屋、教育和就業、醫療政策,預防任何一個人掉到社會的邊緣。德國的社會學者萊伯費更期待整個社會重新定義福利國家,因為「要解決貧窮問題,不能只專注在貧窮,而是要讓所有的國民了解,社會保險並不是我付稅去幫助他人,而是有朝一日也幫助我自己。」他語重心長地表示。

長久以來,歐洲人對充滿機會卻殘酷的美國式經濟嗤之以鼻,認為它傾向獎勵高度冒險,卻對失敗者施以被排除於經濟和社會主流之外的處罰。而西歐則塑造了一個穩定、有保障的經濟秩序,即使失敗也會得到照顧。今天看來,歐洲模式創造了漢堡、鹿特丹和巴黎,但也同時使得百萬人民走向不歸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前解決福利先驅的兩難,考驗歐洲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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