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地鐵車廂中，稀疏的乘客或坐或立。
一個低迷略微虛弱的男聲，打破車行鐵軌的單調：「對不起，打擾您！我叫馬丁，已經失業三個月，沒有固定住所，也沒有社會救濟金，如果您願意捐助，不管多少，讓我今晚能吃一頓熱餐，有一個睡覺的地方，我都會非常感激。祝您愉快！謝謝！」
一位年輕女性開始掏出錢包，另一位老太太把幾毛錢銅板放進馬丁手中的塑膠杯，其他的乘客則仍繼續原來的活動－－閉目養神、看報……。頭髮披肩、雙眼無神的馬丁巡過一回之後，再走向下一節車廂。
馬丁可以換個名字，叫弗杭斯瓦或約翰，這段乞討詞可以改用法文或英文，地鐵車廂也可以換成巴黎倫敦的繁華商店街、百貨公司和火車總站……。九０年代初一度銷聲匿跡的遊民，又回到歐洲各大城市的街頭，他們的存在，讓歐洲市民每天和同情心的極限交戰，也考驗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
都會貧窮投射在西歐都市的陰影愈來愈大，愈來愈暗。由全歐百萬富翁比例最高的漢堡市到法蘭克福，巴黎到里昂，阿姆斯特丹到鹿特丹，利物浦到倫敦，提著購物袋、公事包或身著盛裝赴歌劇院的歐洲人，總會經過幾個在寫著「沒有工作、沒有家、肚子餓」瓦楞紙板後蜷縮的身影，或幾處集中在地鐵暖氣出口、滿溢酒臭的塑膠袋「地盤」。不論是快速通過、視而不見，還是慷慨解囊、噓寒問暖，歐洲人都開始擔心：「我們會不會變成另一個紐約、另一個洛杉磯？」
兩極化和邊緣化
這群徘徊在富裕西歐社會邊緣的遊民，儘管在各國不同的定義下有不同的名稱－－無家可歸的人、沒有固定住所的人、沒有屋頂的人……，但是他們的背後，卻訴說著相似的無奈：因為失業，沒有收入、付不起房租，甚至妻離子散、流落街頭。有的窮極而偷，嘗過數月到數年鐵窗滋味，出獄後更是一無所有。戶政單位裡找不到他們的資料，也因此無法享有市民的權利，在投票所、社會局中缺席，最後在酒精和毒品中，尋求對自己命運的無力感和麻痺。
根據「歐洲遊民輔導組織」(FEANTSA)的估計，一九九四年歐盟十二國已有二百五十萬名遊民，以英、法、德三國各超過六十萬名最為嚴重，他們多半來自破碎的家庭，教育水準偏低，健康狀態極差，而且其中二十歲以下的年輕人和帶著稚齡兒的單親媽媽，也有增加的趨勢。
巴黎法蘭西斯研究院的教授皮耶波杜分析，美國都會區貧窮的癥結在於種族，而牽扯西歐社會張力、拉大貧窮差距的主因，卻是結構性的長期失業率，兩個過程都導致「社會的兩極化和邊緣化」，而遊民現象就是「社會邊緣化和排除化過程的終點」，同時也和都市地價、房租高漲、住屋政策、教育體系、就業市場、家庭環境、社會關係及社會保險制度互動。
歐洲社會學家警告，目前歐盟一千七百萬名失業者(其中四０%失業一年以上)，五千二百萬戶貧戶，沒有人可以保證歐洲的遊民問題不會「美國化」。
歐洲人多年來自豪的社會福利模式，如今也面臨一個基本的困境。原始構想是大多數有工作的人，直接透過繳稅，負擔社會保險，而少數短期之間有生活問題的人，由此制度中獲取經濟上的救助，得以度過難關。但是這座天平卻在大量失業的時代傾斜－－領取救濟的人口增加，而繳稅的人口減少。再加上最低工資保障和社會救濟金額相去不遠，失業人口再進入就業市場的工作動機降低，產生所謂「自願性準貧窮」，社會福利的美意被濫用。
而最需要救助的遊民，卻因長期失業或偶爾打低工資零工，而完全被排除在社會保險系統之外，即使他們還資格領取微薄的救濟金，通常也對繁複的官僚手續及官廳歧視望之卻步，放棄了這項權利。
面對有增無減的遊民，各國態度因立國傳統而有所不同。英國首相梅傑稱街頭乞討為「對眼睛的侮辱」，認為英國子民「沒有乞討的必要」，並且全面清除倫敦市觀光點的遊民。
「助人自助」
法國則由於正值總統大選，對遊民問題稍顯寬容。去年年底，法國著名的窮人領袖亞伯皮耶率領六十六個遊民家庭，占領巴黎聖傑曼區的一棟多層空屋之後，總理巴拉杜(Edouard Balladur)保證他們不會被趕上街頭，另一名候選人巴黎市長奇哈克(Jacqlues Chirac)，則要求市政府沒收巴黎市內因投機房地產理由而空出的十萬棟空屋。
民間的救助腳步也總快過政府。每年嚴冬，「遊民凍死街頭」的頭條新聞，喚起歐洲各大城市居民的良知和行動。教會的慈善團體提供緊急收留站、遊民餐廳，讓遊民晚間不致露宿街頭。柏林工商婦女組成「柏林人餐桌」運輸協調會，每天由飛機場空中廚房、大型觀光飯店、超級市場接收多餘的、即將過期的食品蔬果，再分配到各遊民餐廳和收留站。
各市政府社會部發放睡袋、開放已經廢棄的地鐵車站，供游民過夜，並提供醫療巡迥車，在遊民聚集的火車站內設置醫療站，免費替沒有保險、被一般醫院診所列為拒絕往來戶的游民作最基本的治療。自願在巴黎衛星市為遊民義診的醫生曼紐耶表示，治療遊民的皮膚病、寄生蟲、腫瘤等外傷容易，但是遊民的依賴酒精、對重返社會的全然絕望、對人的不信任，卻不是普通醫生所能醫治的。
更多的歐洲民間團體，基於「助人自助」的原則，開始替遊民請命。巴黎「居住有權」組織動員學生、觀光客、路人，以街頭戲劇、音樂會和公開討論的方式，吸引市民及當局對遊民問題的注意。
德國「為遊民和窮人遊說協會」在法蘭克福、亞罕、杜賽道夫市開放「遊說」餐廳，請遊民當廚師和侍者，服務遊民和一般顧客。本身就是社會工作者的該協會負責人摩爾瑞表示，「有了固定的工作，是跳出沒有家、失業、貧窮此一惡性循環最重要的第一步。」
受到紐約遊民刊物「街頭新聞」的啟示，英國記者約翰博德和天然商品站「美體小舖」也於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倫敦創辦同性質月刊「大事」，由願意接受「不酗酒、不吸毒、不騷擾市民」三章約法的運民在街頭販賣，每本五十便士(約台幣二十元)的售價，六０%收入歸屬賣者本人，四０%屬編輯部。
「大事」一推出，即獲得倫敦市民和遊民的好評和歡迎。配戴著販賣證的遊民，藉著賣雜誌，不需乞討就可維生，拾回了人的尊嚴和自信，手癢的遊民也可投稿，使得「大事」談遊民問題絕不隔靴搔癢。市民藉著閱讀，了解遊民間題的因果和游民的厄運、生活，因而不再視遊民為避之惟恐不及的傳染病原。
一年之後，「大事」升格為雙週刊，每期出刊五十萬份，銷售地點遍及曼徹斯特、格拉斯哥及愛丁堡市，固定的銷售遊民高達三千名。總編輯博德說，「大事」要持久成功，不能只依賴「中產階級的側隱之心」，而必需具備專業的可讀性，也因此「大事」堅持內容除了遊民問題之外，還必需涵蓋政治、社會政策、即期的文化話題及鏗鏘有力的意見評論。
納進資料，誠實面對
今天，「大事」精神及模式，已擴及全歐各大都市，巴黎和柏林甚至各出現四份街頭雜誌，它們或由專業記者主持，或由「乾了的酒鬼」(已戒酒者)負責，有些財務尚未穩定的編輯部甚至也「居無定所」。但是他們以自己的親身體驗，胼手胝足地進行更多符合游民真正需要的計畫；柏林的「紙板」雙週刊向市政府低價租用東柏林一塊廢棄的園藝用地，預備整建成遊民住宅；「哈茲」雙週刊將一輛旅行車固定停放在市中心一地鐵站旁，車內有一切遊民需要的救助資訊和諮詢服務。
應急的救助措施治標不治本，「歐洲遊民輔導組織」呼籲，解決遊民和貧窮問題，眼光必須放長放遠，首先要將遊民列入各國正式的統計資料之中，誠心面對事實。社會學者也力主重新分配，統合住屋、教育和就業、醫療政策，預防任何一個人掉到社會的邊緣。德國的社會學者萊伯費更期待整個社會重新定義福利國家，因為「要解決貧窮問題，不能只專注在貧窮，而是要讓所有的國民了解，社會保險並不是我付稅去幫助他人，而是有朝一日也幫助我自己。」他語重心長地表示。
長久以來，歐洲人對充滿機會卻殘酷的美國式經濟嗤之以鼻，認為它傾向獎勵高度冒險，卻對失敗者施以被排除於經濟和社會主流之外的處罰。而西歐則塑造了一個穩定、有保障的經濟秩序，即使失敗也會得到照顧。今天看來，歐洲模式創造了漢堡、鹿特丹和巴黎，但也同時使得百萬人民走向不歸路。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前解決福利先驅的兩難，考驗歐洲人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