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端是社會主義對傳播媒體的「戒嚴」，一端是市場經濟對媒體的「滲透」，置身中國大陸，輕易就能感受到槓桿兩頭的使勁較力。
在北京，一群業餘電視工作者承包的新聞節目「焦點時刻」，突破中央電視台幾十年保守口徑。它首創針對重大突發新聞邀請學者做直播評論，報導大連幾千名女工罷工，更是中國媒體第一次出現勞資糾紛，「我真高興這個「擦邊球」打成功！」一位傳播學者說。
口口聲聲要恢復三十年代國際都市光華的上海，播日劇「東京愛情故事」時的轟動不輸台灣、現場轉播的國際球賽更是市民最愛；但文字媒體卻公認管制最嚴。據統計，上海的書報攤點不到北京一半、種類只有三分之一。
轉進內陸，成都下班時刻的車陣中，報童穿梭吆喝出爐晚報；兩家晚報競爭激烈，不過賣的都是「舊聞」，王寶森自殺的消息比台灣晚十天。
即使改革開放的步子邁得再大、共產黨仍堅守輿論控制防線；甚至經濟愈寬鬆、意識型態愈拉緊。一位政協委員坦白：「中國和西方完全兩回事！媒體作為黨、國家的喉舌和宣傳工具，自延安時代到今天從未脫離過！再說現在一放手，中國連社會主義的殼也沒了！」
至今，全大陸二萬多種報紙、六百多家電硯台、八千多種雜誌以及五百多家出版社，全屬國營，誰不聽話誰下台、生殺大權操之在黨。九五年以來，中共不斷重申「不！不！不！」不准外資辦報，不准合資興辦傳媒，不開放電訊事業及不開放天空。
黨腔黨調不見了
「或許預感到社會不是太安定，最近大陸傳媒緊縮得厲害！」上海一位資深記者強調，北京的江澤民要鞏固領導核心，首先抓緊媒體，中央宣傳部下達的報導禁區愈來愈多。例如，不准擅登大老發言、國營企業員工下崗(離開工作崗位待業)問題要特謹慎，「失業工人太多了，現在正全力防堵工人和媒體結合。」他不久前到大興安嶺做採訪，發現三分之二的林場七、八個月發不出工資，卻無法下筆。
然而，槓桿的左端如果是政府的海岸防線，右端就是市場經濟的大海。大海日復一日驚濤拍岸，再堅固的堤岸也難免出現漏洞。
落實觀察各種傳播媒體近年來的變化，本質或許不變，但訴求方法、發揮功能卻大幅改變；更出現小部分名為國營、實為私人資本掌控的「體制外」媒體。
北京一位首任記者、後轉業法律服務的律師指出，改革開放十幾年，媒體數量成幾何級數暴漲、政府的補貼經費則暴跌。除了少數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中央級媒體尚有政府充裕撥款，大部分必須迎接市場競爭、自負盈虧。「以前老闆只有政府，現在多了另一老－－老百姓。」
由於媒體必須討好新的衣食父母，一九九二年後，大陸傳媒發生一場靜悄悄的無聲革命；意識型態淡出，僵硬的黨腔黨調不見了，起而代之的是軟性的口氣，強調「貼近群眾、貼近生活」。「過去的大紅色，已經褪成粉紅色了！」上海一位傳播學者戲說。他指出，只要不涉及政治時評，自由度很大。
台灣的阿扁市長上「台北之音」回答聽眾Call-in是新鮮事；在上海，前市長、現任黨委書記黃菊，兩年前就進電台直播節目「市民與社會」，接受聽眾熱線反映：「搬家了二年多，為什麼樓房還沒裝上煤氣？」
走進座落上海外灘典雅舊建築的「上海人民廣播電台」，「市民與社會」主持人左安龍指出，三年前，「上海東方廣播電台」誕生，為防止收聽率下降，於是打出這個「新聞性談話節目」，每天針對熱點新聞，邀請官員直接和市民對話。當天討論的主題是中山公園為什麼在勞動節調高收費，市民一通通電話打進，交相批判市府公園處官員。
市場競爭帶來進步。九二年以前，上海只有一個電台、一家電視台，如今，上海有兩家電台、兩家無線電現台和一家有線電視台爭奪一年五億人民幣左右的廣告大餅。因此，新聞性call-in節目引領全國風氣之先外，電台首創主持人(以前只有播音員)、電視台製播反映百姓生活的記錄片風潮，都由上海廣電媒體帶頭。
這場無聲的「軟調」革命更具體表現在報紙的轉變。除了人民日報、解放日報等少數全國性黨報還維持硬梆梆口吻，如今大多數各省機關報已放下身段，大量刊登社會新聞、文藝新聞和花邊新聞等，爭取銷路和廣告。
最早創新的是廣東省府的「南方週末報」，以及北京共青團的「北京青年報」。這兩份報紙標題靈活、圖片生動，擅長深度追蹤社會新聞，例如前者曾以整版報導「炒股丟官的達官」；後者則在全國其他媒體封鎖「大邱莊」事件時，獨家現場報導。兩報的全國發行量都突破百萬，廣告排隊等著上，員工待遇特別好。
不忍心放棄財源
突出的經濟效益更在緊要關頭戰勝意識型態控制。某次，「南方週末」大幅報導警察扮演勒索犯，引發公安部強烈抗議，幾乎遭停刊。最後，廣東省委和南方日報總編輯聯手到北京向中央說盡好話，調停了事，「地方怎麼忍心放棄滾滾財源呢？」一位辦過雜誌的學者說。
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姜義華認為，報紙過去是政治鬥爭、階級鬥爭的工具，如今傳遞訊息和娛樂功能大幅加強，社會監督的角色也漸增，但進一步的監督功能還需要時間。
一般相信，即使中共中央並不欣賞傳播媒體全面走向個人化、粉色化，也會容忍。除了媒體的經濟窘況可以因此改善、不再倚靠國家經費外，有學者分析，老鄧九二年南巡，一句「不要再爭論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起了很大護身符作用，「這些軟性內容過去輕易就會被扣上資本主義精神污染的大帽子。」
一位曾參與民運的北京知識界人士認為，這絕對是官方故意開的一道宣洩口。隨著國民所得提高，民眾的精神需求自然增加，透過媒體的「娛樂化」，可以適度轉移大眾的政治參與熱情；而改革過程中，部分人累積的不滿情緒和失意也能透過這個途徑疏導。「就像每逢「六四」，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專門放如「教父」、「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些電影吸引學生一樣！」
對部分猶懷有理想的媒體人而言，心中許多無奈。「沒辦法!政治不能碰！深刻現實不能碰！寫寫服裝髮型、報導吃喝玩樂，也算對僵硬意識型態的負面消解。」有人自我嘲諷。
許多人緬懷一九八四到八九年間、大陸媒體四十年來的「黃金時代」。上海一位資深記者回憶，那幾年「報告文學」風起雲湧，深刻觸及所有社會問題，學術界更不斷在報上討論大陸前途，例如當時對蘇聯改革模式的反思，實際上已涉及意識型態的辯證。「母庸置疑，沒有當年充滿活力的媒體，學生和市民不會那麼了解社會、積壓那麼多不滿情緒，且接衝擊六四民運的爆發！」
「記取教訓」的中共官方，從八九年到九一年大力整肅媒體，該關門的勒令關閉、該換領導班子的的換人。直到九二年市場經濟的大浪席捲大陸，傳媒才又逐步鬆動。
對中共而言，九二年後，體制內媒體的「軟調革命」仍在控制中；真正忌憚的是部分民間資本又趁機進攻，逃避官方對意識型態的箝控。
一點一點擠進去
有人估計，這類「體制外」的半民間媒體約占百分之一。典型的做法是民間資金「甚至外資」承包某些經濟效益不好的小報、雜誌、出版社的編輯部門，或電台、電視時段，隸屬的管理部門沒變，但通過金錢，民間交換到人事權、編輯權。「辦同仁報的時候到了！」北京一個年輕文化人表示，他已找到做股票發財的朋友出資、掛靠單位辦報紙的批號也下來了，他們一群擁有共同信念、知識背景、默契的朋友蓄勢待發，「只要再找到大老做靠山，就能好好辦一份專打擦邊球的刊物！」
另一個夢想辦刊物的學者說，每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有一套生存功夫，在大陸，此刻不要去衝去撞，而是「應該一點一點從門縫擠進去」！
相較大多數平民間媒體「菁英性格」較強，缺乏市場歷練，輻射出的力量有限，部分高品味的「二渠道」(體制外私營出版社)是影響最大的民間傳播生力軍。
迫於市場競爭，大多數出版社偷偷賣書號給書商(書號是國務院新聞出版署批給每本書的身分證，沒有書號不准開印)，一些和當前主旋律不合、或深刻揭露社會現實的圖書，透過這個管道逃避審查、得以問市。例如「獄中手記」、「山凹裡的中國」、「第三隻眼睛看中國」等都是近年引起大陸知識界廣泛討論的書。「當大部分傳媒被風花雪月占領時，這類書的出版特別珍貴。」有人說。
大陸知識界對九二年後的傳媒走向有肯定有憂心。
一方面肯定黨腔黨調淡出，媒體不再老板著臉孔說教，一方面擔心持續發展下去，「粉紅色的泡沫會遮蔽嚴肅的社會問題」。
上海大學副教授朱學勤感慨，大陸目前的傳媒出現兩大塊版圖；一塊是學術界雜誌，作者就是讀者、讀者就是作者，無法將能量轉化釋放；另一類就是地攤型花花綠綠雜誌，「一個太高、一個太低，最缺乏的就是中間那一塊！」
先富再談自由
究竟，這種政治力量加上市場經濟力量的交互角力下，媒體政治面緊縮、娛樂面開放的不等重發展，一般人如何看待？影響何在？
不少人認為大陸太大、人口太多，人民素質又不夠，基於求安定，認同官方的新聞管制。「貪污腐敗的東西如果全都暴露在陽光下，民心一定大亂！」二十八歲、在上海台商公司上班的小宮(化名)說。
許多人漸漸習慣媒體的休閒功能。市場經濟的衝擊下，一般人不復見八九年以前的政治參與熱情，關心的是收入高一點、機會多一點、五一開始週休二日後該如何安排休假。「現在的電視、報紙比以前好看太多了！」不少受訪者說。
有趣的是，大眾接觸軟調資訊愈多，對官方宣傳的反感愈強。一位中年學者感慨萬千地說，四十年前，他的父親拿著報紙念幹部「焦裕祿」犧牲奉獻的事跡給他聽時，父子倆相對流淚；如今他十八歲、聽搖滾樂長大的兒子看著媒體全力宣揚「孔繁森」，反應是懶洋洋地評論；「幹麼呀！每次都這樣，人死了才當樣板！」
往前看，控制媒體是中共官方維持權力結構穩定的必要手段；讓媒體接受市場競爭的策略也沒有回頭路走，這場角力仍會長時期持續。
不少受訪者拿台灣走過的「戒嚴時代」比擬大陸現階段的媒體控制，「經濟上去最重要，等經濟穩定了，談自由才可能。」
台灣從五０年代末期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六０年代「經濟起飛」，一直到八０年代末已蓬勃的民間社會力，衝破「戒嚴」棚鎖，這條路，走了三十年。
中國大陸需要另一個三十年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