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國與南非關係的變化，備受各界矚目，請問我國是否有可能藉此建立「雙重承認」的模式？
答：關於南非的情形，我們這三、四年的努力，可以說是「化不可能為可能」。
南非過去是白人政府，是主張種族隔離政策的政府，對於黑人加以迫害。我們過去和南非白人政府關係非常好，但對黑人團體從來沒有任何的支助。而在六０年代、七０年代甚至八０年代，黑人受白人迫害時，中共給黑人非常大的幫助。
對黑人政治團體而言，一個(指中共)是長時期給予支持力量，另一個(指我們)則是支持自己的敵手，心中將做何感想？所以我一開始說「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意義便在於此。
過去四年之中，我更換了南非大使，即由陸以正先生擔任。當時，陸大使的主要任務是加強和南非黑人團體的關係，積極地傳送、分享台灣經驗。感謝政府各機關的配合，特別是陸大使及駐南非大使館的努力，將ANC(非洲民族議會)、PAC(泛非組織)等的觀念慢慢轉過來了。
南非「國家團結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即去年的五月四日，李總統和曼德拉總統見面，曼德拉向李總統做了一個相當明確的陳述，就是南非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國家團結政府既不能排斥也不能支持。意思就是南非國家團結政府是經由evolution(漸進)的方式取得政權，而非revolution(革命)，所以有執行前任政府政策的義務。曼德拉告訴李總統，一定會尊重前任政府對我們的所有承諾，除非我們做對不起南非政府的事。
連院長擔任部長時，和六個國家建立了邦交關係，從來沒有和這其中一個國家講，我跟你建交，你必須和中共斷交。我擔任部長四年九個月的時間，也是秉持這個理念。至於南非願意選擇誰做他們的朋友，那是南非的主權。所以，剛才問題中提到的「雙重承諾」，並不是我們可以主張的。
多方努力，絕不偏頗
問：美國國會由共和黨主導後，對中美關係有何影響？
答：事實上，影響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大。
美國雖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是國會和行政部門之間，在過去四十年中。絕大多數的時間裡，政府是一個黨，國會的多數是另一個黨。所以，今天共和黨主持國會對我們而言，並沒有任何值得興奮的地方。
而我個人處理美國事務三十年來，所一直秉持的信念是，兩黨必須要並重，絕不能有任何的偏頗。否則，想要在美國政治上扮演一個角色，是會吃力不討好的，這個原則我們一定要把持的。
問：去年十二月，日本外務省前情報局長岡崎久彥到我國外交部做一場鼓吹台獨的演講，引起中共強烈反應，請問外交部有何看法？
答：岡崎久彥大使來訪的時候，我正好去非洲出差，不在國內，沒有參加他的演講，不太了解他的內容。
岡崎久彥大使過去是日本駐泰國的大使，對於中國問題很有興趣，並且希望日本能重視和台灣的關係。正如剛才問題中所說的，他一般給人的印象是比較傾向台灣獨立的，所以中共的反應我們可以理解。但需要了解的是，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社會、自由的國家，任何的意見、態度都可以表達。但一個獨裁、集權、專制地區的人，是無法體會自由民主的可貴之處。
政府的立場一向很明白，我們堅持我們是中華民國，堅決反對台獨，這個立場已是再清楚、明白不過了。
問：自李總統上任後，有人認為他有「日本情結」，日本人也有「李登輝情結」，這對中日關係發展有何影響？
答：基本上我不太能體會「情結」這二個字真正的意義，所以我沒辦法就「情結」這二個字，答覆你的問題。不過毫無疑問的，李總統在日本受過教育，對日本事務了解相當深入，對於日本方面來的客人，也許談話時間會長一點，可能比較容易談得比較多、比較深入。
至於中日的關係，最大的問題是在於日本政府的堅持，即堅持只有中共才是唯一合法的政權，而和我們的交往必須是民間的、非官方的，以避免觸怒中共。這些都是中日關係不能改善的主要因素，在可預見的末來，我看不出來有什麼方法可以改變這些問題。
尤其是今天自民黨執政三十八年後終於失去了執政權，由反對黨執政，組織聯合政府。至少在下一次改選前，看不出有轉向穩定的跡象。以目前多黨林立，聯合內閣的情況下，是不易有重大政策的改變。 問：有人抱怨我們對日外交指揮系統，有時會越過外交部，你對這樣的說法，有何意見？
運作愈來愈制度化
答：外交部常常被跳過去、沒有被重視，這完全不是事實。
國民政府時期即民國十七年後，外交部主掌對日關係的時候並不太長，相當長的時間，外交部在對日關係上，僅扮演幕僚、文書的角色，真正的決策並不在外交部。而現在則情形完全不是如此。
問：你指的是中日外交關係？還是整個外交指揮系統？
答：整個外交指揮系統都沒有這個問題。
政府遷台來，我是第十位外交部長，在十位部長之中，我可以狂妄一點地說，對外交事務的掌控沒有比我更嚴謹的人。關鍵在政府的運作愈來愈趨制度化，另一方面，我也非常感謝長官對我的信賴，我們的建議，少有被否定的。
問：在你任部長四年九個多月中，努力推動了許多政策，特別是這二年進入聯合國的活動，你的評價如何？
答：參與聯合國是我國政府諸多施政目標中，少數能得到全民共識的目標之一。但在另一方面，我也一再強調這是個高難度的作法，是幾乎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但由於民眾的期盼很高，所以我們一定要全力以赴。
從事參與聯合國的工作，主要的作用有以下幾點：一是喚起全世界關心中國問題的人來正視這個不公正、不正義的事實 。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二七五八號決議案解決了中國一部分人參與聯合國的問題，即大陸上十二億人口的權益，但卻忽略了在台澎金馬二千一百萬人的聲音。這是非常不正義的事情，這二年的努力的確在全球各地的媒體引起注意。
第二點，我們參與聯合國真正目的是為了凸顯我們是一個主權國家的事實。自一九一二年開始，我們始終在這塊領土上有效地行使管轄權，雖然有時候我們是領土的全部，有時候是領土的一部分。這是個不爭的事實，而中共竟然膽敢欺騙全世界的人，說我們不是主權國家，是不存在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整建我們在國際間的地位，而這個工作正是如此。
問：今年在參與聯合國的工作方法和策略上會不會有調整的地方？
答：今年適逢聯合國創立五十週年，五十年前簽署聯合國憲章的國家就是R.O.C.，這個事實我們會藉著今年這個特別的機會來提出。
問：你如何評估近年來常見的「政黨外交」？你提到民主國家有多元化聲音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朝野之間不能達成共識，是不是也使外界困惑？最近民進黨在美國成立辦事處，你的看法如何？
答：政黨從事對外工作的開拓，應該是正面的事情。當然在若干民主國家中談到的是「二黨一致的外交」，政策會比較容易推動，在我們國家今天期望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在外交事務完全一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每次我和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談話時，始終要明白向他們表示「你的政策我無法推動」，我是代表執政黨在此擔任公職，必須執行執政黨的政策。在任何情況下，絕對不可能執行在野政黨的政策。
至於民進黨設立駐美辦事處，我不便發表任何意見。
問：立委魏鏞曾指出執政黨日前在立法院外交委員會中已「幾近棄守」，如果將來外交委員會由民進黨的立委來主導的話，外交部要如何來執行他們的決議？
答：首先我想「幾近棄守」恐怕不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是指上個會期六比一的特殊狀況。另外立法院院會通過的決議，行政部門有執行的義務，委員會的決議，行政部門只有參考的、沒有執行的必要，所以決議再多，若無院會的認可、通過，完全沒有拘束力。民進黨很清楚地告訴我們那完全是作秀，讓七個委員同時進入外交委員會的目的也是作秀。
問：中共外交人員對台政策有相當的發言權，我們這裡情況如何？大陸政策和外交政策有衝突時，該如何處理？
不適合沿街拜票
答：所有牽涉到大陸事務的問題，外交部都積極參與，從不缺席，對於兩岸關係各種發展非常注意，也儘量使對外政策的執行不傷害到兩岸關係。有時為了兩岸關係的順利推展，我們寧可把正計畫做的事稍稍延緩一下。明顯的例子是，一年前為了營造辜汪會談有利的氣氛，我們延後執行了某些當時要做的工作。
問：台研院請卡西迪公司做公關一事，外交部事先真的不知情嗎？
答：的確如此！我們在去年九月看到中時晚報的報導，才開始知道。剛才提到一個多元、民主的社會中，政府很難干預民間的作法，政府應有寬容的心允許民間的活動。例如日本、韓國的商社雇用的公關公司不計其數，也不是每個案子都向政府報備，但不同的是，日韓的商社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原本相當密切，而我們的政府和工商界之間是少有接觸的。
問：在四年九個月的任期後，你對自己還有什麼期許？
答：外交上要做的事非常多，在外交部的職務上，我最想做的第一個是拓展對外的關係，第二個是外交經費、人力的問題，希望能積極培養人才，讓未來外交工作能更有衝勁。
問：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政務官參選的問題，你曾表示暫時沒有考慮這個問題，最近心意是否有所改變？
答：年齡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已過了六十歲實在不應該再做這種高度體力支出的活動。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了解自己。過了六十歲，恐怕不適合再東奔西跑，沿街拜票。
(溫曼英、林蔭庭、劉國基採訪，王慧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