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偶然的機會，經朋友介紹我認識了李曉斌。
朋友說：「李曉斌是有名攝影家。」
我點點頭，根本沒在意。現在所謂的「家」，比北京街頭的水果攤兒還多。記得吳祖光先生給我介紹過攝影大家陳復禮的做派─那「譜」可大了，外出拍攝的時候，後面的「跟包」，就有幾十人。而眼前這個叫李曉斌的人普通又平淡，像個職員，像個技工，還像個啥都能幹、啥也幹不長的待業人員。就是不像「有名攝影家」。
見我冷淡，朋友忍不住了，補充道：「他的作品非常棒！希望你能看看。」
「好哇。」這一半出於真心，一半出於禮貌的「好哇」，李曉斌真的聽進去了。幾天後，他把厚厚一摞照片扛到我家，說：「請章大姐給我提提意見。」
我慌了：「我能提什麼意見，根本不懂攝影，一個十足的外行。」
捧著照片，坐下。他站著，做講解─講解作品的背景，講解介紹拍攝的經過，講解攝影後的遭遇。我先頭還聽他講，後來，我什麼都聽不到。因為他的照片把我帶到了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帶到了天安門廣場。每一張都直達心底，都是令人驚嘆的瞬間。我記得那個徹夜無眠的夜晚，坦克隆隆，子彈飛鳴，我和丈夫抱頭痛哭，母親則說：「搞了一輩子民主運動，為能活到今天而羞恥。」這一夜，令北京市民心頭生出一輩子都難以忍受的創痛和悲哀。
李曉斌的作品，讓人們終於窺探到被深深掩埋的真實─被政府、國策和武力深埋的真實。我捧起一張天安門六四之夜的全景照，懇求道：「曉斌，能送給我嗎？」他同意了，並說：這張照片叫〈生命線〉。其實，用「生命線」已不能概括它的內容。死亡的酷烈，百姓的血淚，民族的酸痛，人性裡最頑強的東西和廣場上最細小的角落，已盡在其中。我說：
「你簡直像是坐在直升飛機裡拍攝。」
「不，我是趴在國家博物館的樓頂上。」
「待了好久？」
「好多天，白天去，黑天去。」
「你吃啥喝啥？」
「那一個月，根本顧不上吃喝。」
「照片還在嗎？」
「都在，比我的命珍貴。」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眼淚跟著掉了下來。
攝影無非是一按快門，很輕鬆，況且相機靈巧得已薄如蟬翼。李曉斌即使精心選材，日夜守候，最終也還是快門一按。但這一按，他傾注了自己的身家生命和心靈。他還告訴我，有些照片是冒著風險拍的，拍後立馬騎上自行車，猛行數百米，拐進一個旮旯兒去大口大口喘氣，慌亂的心跳自己都能聽見。就這樣，與這個事件相關的照片，他拍了數萬張。我想，再多的照片疊加在一起，與宏大的歷史敘述相比，也許只是碎影或碎片。但正是它們，讓我們觸摸到真相，也保留了真相。
中華民族歷史之燦爛悠久，始終是令國人自豪的。要不然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怎地寫入領袖的詩作，電視屏幕裡也是永不消歇的長袍馬褂、宮闈祕聞。然而我們牢記歷史的同時，也健忘歷史。
現在五十歲的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反右」；四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三年大饑荒」；三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文革」，二十歲的人，不知道什麼是「六四」。事情何以至此？這還用問嗎？答案就擺在眼前─包括我在內，咱們都已經「一心奔小康」、「和諧穩定」、「向前（錢）看」、做「中國夢」了。阿拉伯有一則故事，大意是：一群人在沙漠急行，路途中一位長者請大家停下來，有人問為什麼要停下。長者答：要等等靈魂。故事寓意深刻。李曉斌大量的紀實攝影就是叫我們停頓下來，等等靈魂，以恢復對時間存在的感受，恢復痛覺，恢復焦灼，恢復不安。天安門前早已紅塵萬丈，哪怕「恢復」是暫時的，也好。不知為什麼有人總愛忘記不應該忘記的事情，李曉斌則替我們記住了應該記住的事情。
一九二四年，中國第一本個人攝影集─陳萬里的《大風集》問世。一九二八年，中國第一部紀實攝影集《民十三之故宮》的作者也是他。大家現在能夠看到末代皇帝溥儀被鹿鍾麟部隊驅逐出宮的場景，都源於陳萬里以攝影者身分隨行所做的忠實記錄。他在自己寫的「小言」裡說：「（我）自信其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將來史料的地方。」我想，李曉斌家中二十萬張的紀實攝影作品，其中也是「有多少部分可以留作將來史料的地方。」當然，記憶之後，還需要思考。再拿「八九事件」來說，不知有人想過沒有：坦克開來，那個揮臂擋住去路的青年死了，我們看到的只是一個背影，根本不知道他姓什麼，是從哪裡來。可為什麼那些政治人物都沒死，那些社會精英都沒死，那些學生領袖也一個沒死，死的都是無名之輩，可憐的孩子。有一次看海外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些逃到海外定居的屬於人物的人，手持蠟燭在祭奠「八九事件」。我立刻把電視「黑」了，因為感受複雜，承受不了。
李曉斌的紀實類攝影，有著廣闊的涵蓋面。他以普通百姓和社會底層為基點，準確把握並表現了個人與政治情緒、社會精神、生活變遷及民族心理的內在聯繫。因此，我們的欣賞也必須研究很多的中國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才能讀懂這些照片。他有一張攝影作品，叫〈上訪者〉，流傳最廣，也最具代表性。「文革」初期，我從被關押的小屋破窗翻牆逃出，也加入了上訪大軍─一方面我要看一眼父母，另一方面我要問一句，憑啥抓人？從無限期的等候中，從低谷向權力巔峰的崎嶇攀登中，從風餐露宿、卑微窘困中，我體會到什麼叫喪失自尊，什麼叫感情麻木，什麼叫精神磨損。所以當看到〈上訪者〉的剎那，真是酸甜苦辣一齊襲上心頭。然而，我們這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國家，一支數目龐大、遍布城鄉的上訪大軍和上訪專業戶，至今仍然存在。這就是〈上訪者〉的意義，不朽的意義。李曉斌對社會生活的記錄，像一束光照，使沉沒於迷茫昏睡狀態中的我們，突然驚醒。
紀實攝影最大的好處是能夠極大限度的反映客觀，避免使我們錯誤地觀察世界，對世界做出錯誤地詮釋。如果視照片為客體對象的話─正如它所呈現的那樣，它的不和諧存在越多，就可能越多地吸引著觀賞者。觀賞者能把拍攝的圖像轉化為另一種畫面，以此尋求屬於自己的解釋，並力圖還原出圖像背後的自然狀態和本來面目。這是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攝影是極其快速的。
輕輕一按，有時甚至想也來不及想。表面看來「輕輕一按」都帶有偶然性，而對一個攝影者言，這突如其來的、在他人看來可有可無的感覺才是最重要的。那些精緻和經典，恰恰來自這種感覺驅使下的瞬間或片段。圖像所傳遞出的信息，其文化蘊涵又往往是文字描繪難以替代的。我的書櫥裡擺放著一個女人特寫頭像和一個吸菸少年的照片。它們也出自李曉斌之手。那女人很年輕，漂亮的臉蛋有些粗糙，緊閉的雙脣布滿深淺不一的皺褶；一對金屬網狀耳環，很時髦，也很劣質。時值秋冬，她立於樹下，乾枯凌亂的長髮和凌亂乾枯的柳絲遮蓋了大半張臉，眼神和髮絲、柳絲絞在一起，模糊不清。正是這個「模糊」，給了我們一個故事。儘管內裡的情節任你去想像，也琢磨不定。我反覆閱讀她，卻無法用準確的語言來敘述她。不知道這個女人經歷了什麼，裡面啥都有，就是沒有多少幸福；而她似乎在對我們說：讓我來告訴你什麼叫命運！還有那個吸菸少年，年紀之輕和吸菸之樂，令人錯愕不已，喟嘆不止。也許容易逝去和暗中變質的東西，才是人生裡面讓人嚮往的部分，並組成了我們這個落滿塵埃的世界，而鏡頭和命運也在此找到了恰當合適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理解歷史的權利！當極權專制對公共空間進行著窒息性控制的時候，個人的直覺良知就成為保存人類普遍價值意識的最後手段，與此同時，普通人也才會主動考慮如何啟動良知、並選擇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記錄歷史。這種思考與記錄既展示出老百姓在過去歲月的經歷和他們的歷史觀，也有效地糾正著官方歷史，並向被官方控制的意識形態的絕對權威發出挑戰。半個世紀以來，在高壓和愚民並用的社會治理下，我們習慣於站在一個被指定的位置，用一個固定的角度，用相同的眼光去回望歷史。李曉斌和其他一些獨立攝影人，自覺地終止了這個「習慣」。他們─這些沒有任何名分與地位的普通人，試圖用民間的視角，站在個人的位置上來回望歷史，參與歷史。在回望和參與過程中，不忽略重大的社會事件，更不放過只有他們才能捕捉到的鮮活細節和隱蔽角落。
由是，我才理解亞里斯多德所言「詩人比歷史學家更真實」的道理。原因再簡單不過了：因為他們比歷史學家更多地看到人性的深處和社會的底部。
受制於現實，攝影的藝術感覺存在於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之中。重要的是判斷力，還要一點點勇敢。李曉斌的創作從內心衝動開始到影像完成，自始至終都是一個人。我很欣賞這一點。其實，任何人的生命旅途，到了最後都是一個人。
在歲月的輪迴中我們都變老，但李曉斌用鏡頭述說的故事不會結束。這篇文章是受栗憲庭的委託而寫。
一天，我們在友誼商店的咖啡廳見面，栗憲庭給我帶了兩盒很好的茶葉，說：「我要在七九八（是位於北京大山子的藝術區）給李曉斌攝影作品策劃一個展覽，想請你寫篇評介文章。」我二話沒說，一口答應。
等來等去，等到的結果是不許辦李曉斌攝影展。於是，這篇文字也就放在我的電腦裡。為此栗憲庭連連道歉，好像自己做錯了什麼。不想，這一放就是十年。花朵在陽光下綻放，也會在黑暗中散發幽香，我等候那黑暗縫隙間透進的光亮。
二○○六年十二月於守愚齋，二○一六年十二月修訂
本文節錄自：《章詒和散文集：句句都是斷腸聲》一書，章詒和著，時報出版。
圖片來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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