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訊號」（Glad Tidings）滿載美國棉花駛近利物浦港，一八六五年。
當今之世的現象中最突出的，毫無疑問是這個巨大的行業每年逐步擴張，而它對兩個半球的物質與社會環境影響是如此的明顯……
遠在大洋的另一邊，直到近年仍未開發的廣大土地，改變成為肥沃平原，使得人口可以大量移居、種植亦可擴大，它們提供我們本土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天然福祉、也是工資和就業的來源，而且利用巨大資金，成為宏偉的貿易之槓桿，它所生產物品將供應所有地區的巿場，結合最多樣化的活動把原料轉化為成品。
──《新不來梅日報》（Neue Bremer Zeitung），一八五○年一月六日
對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而言，巴黎是十九世紀的世界首都。然而對過去及未來的棉花大亨而言，真正的世界中心是利物浦。利物浦位於多雨的英格蘭西北部，建立在默西河（Mersey River）和愛爾蘭海（Irish Sea）交會口。利物浦商人扼住這個全球商業最重要的要衝，把剛誕生的歐洲製造業複合體和日益尚武與擴張的棉花腹地連結起來，累積了空前無比的財富和勢力。工業資本主義和戰爭資本主義在此交會，利物浦商人把前者的邏輯運用在後者身上，並於過程中改造了兩者。利物浦商人的才智在於，他們有能力把經常被認為是敵對的下列元素結合起來：受薪勞工和奴隸，工業化和去工業化，自由貿易和帝國，暴力和合約。
利物浦或許是世界奇蹟之一，但它不是遊客欣賞的那種美景。事實上，二十世紀初有位歷史作家就下了一個結論：「很可怕」。當時一位人士冷漠地觀察到：「利物浦引人矚目的首要標的，絕對是寬敞的碼頭區。」早在一八三二年，船塢和港灣壁垣已經長達三英里半，滿布碼頭、倉庫，「船桅林立有如森林」。默西河流入愛爾蘭海，出愛爾蘭海就是大西洋，而大西洋西岸正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種植地。每年數千艘船隻滿載緊密壓縮後的棉包抵達。數千名工人，大部分是愛爾蘭移民，把貨卸下來送進倉庫。大部分生棉從倉庫透過運河船隻（一八三○年之後改成火車），送到附近的蘭開郡紡紗廠去，距離約二十至五十英里；有些生棉又上船運到歐洲其他港口，由當地的篷車（後來也改成火車）送到遍布歐洲農村的無數紡紗廠。沒有什麼技術奇蹟，利物浦只是一個非常辛勞的勞工進出的危險地方。數千名工人每天黎明前就聚集在利物浦下雨的街上，盼望能受雇扛運巨型包裝的生棉，賺取一天的工資。這是一件工時長、薪水低的危險工作。
利物浦港口是橫跨全球的帝國中心。當地商人派船到世界各地，這些船隻絕大多數是藉風力行駛的帆船，但是到了一八五○年代和一八六○年代，蒸汽船開始增多。這些船隻的船長要應付危險的大海，可能造反的船員，毒害的疫病和變幻莫測的經濟。一八四○年代初期，利物浦一艘棉花船船長詹姆斯．布朗每次抵達紐奧良港，都得浪費好幾星期時間，設法弄到足夠的生棉填滿他的船。運費時時在變，船隻在港口裡閒置代表競爭激烈。來自利物浦的市場新聞三不五時會導致棉花價格突然變化，以致耽誤他出發回航的日期。布朗有一次嘆氣寫下：「部分船員跑了」。「颶風」以及「海盜的新聞」也使他神經緊張。
雖然利物浦港口是陽剛勞力的大現場，但這個城市的神經中心是它的棉花交易所，管理員彼此住得很近，密切配合交易。每天上午，利物浦商人會「在國旗底下」（這是市中心一塊戶外空地）集會和交易。棉花經紀人薩繆爾．史密斯（Samuel Smith）記得，「不論冬夏，不論天寒或潮濕，在各種天氣下，我們都站在戶外，只有雨大、天寒，難以忍受時，偶爾我們才移到拱門下。」一直要到一八○九年，市中心蓋了一棟漂亮的交易所樓房，棉花商人才移進室內。買賣雙方會面的交易廳又吵又亂，「全世界沒有一個地方如此富麗堂皇和寬敞，作為公開交易之用」，「幾分鐘之內……就完成相當大數量的交易」。
拜他們業務範圍無所不包之助，利物浦商人成為全球棉花種植、製造和銷售網絡的主導者。孟買的阿波羅碼頭，商人緊張兮兮地等候「來自利物浦」的新聞。在全美國南方的農場，「利物浦價格」是唯一一件最重要的新聞，是許許多多奴隸主人最關心的事情。
南方農業雜誌《狄鮑氏評論》不斷報導利物浦價格，以及美國棉花農人如何才能賺到最大利潤。紐約的《商人雜誌暨商業評論》，也一樣為利物浦價格焦躁不安。
對艾蓮．胡頓和數十萬跟她一樣的棉花工廠工人而言，利物浦價格可以決定她是否有工作。全球心繫利物浦，反映出利物浦商人對全球一大片地區有極大的影響力。當利物浦傳來棉花價格上漲的消息時，路易斯安那的種植者或許會決定再購買新的棉花田；奴隸販子或許會覺得，把數千名年輕奴隸移動到這些新地區有利可圖。來自利物浦的新聞，可能有一天會把美洲原住民趕離家園，而另一天又鼓勵把資金投資到印度鐵路上，以及使得瑞士、古吉拉特邦或米卻肯州某家人完全放棄紡紗織布。
利物浦和其他城巿都不一樣，它同時專注全球棉花貿易所有的核心功能。它的商人買賣生棉，運送棉紡織品，也出資贊助棉花農業和棉花製造業。其他棉花城市比較傾向專精一門。譬如紐奧良、亞歷山大和孟買的商人專精出口生棉，而不來梅和勒阿弗爾的商人收下他們的交貨。紐約和倫敦的商人著重出資贊助棉花產業。而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到瑞西菲，漢堡到加爾各答各地的商人，則收下紗線和布匹後，再把它們分銷到內陸腹地。
然而，這些城市沒有一個能認真和利物浦競爭。棉花流通的管道在全球各地並不是分配得很平均。它們在某些地方寬、某些地方窄，而流通的數量和速率清楚地表明它的影響力分布；網絡愈深愈快，力量愈大。雖然利物浦享有貿易的激流，資訊也使它和許多地方連結起來，可是密西西比或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內陸城巿卻只見到慵懶、遲緩地和少數地方流通。位於「商品鏈」（commodity chain）的起點或末梢，通常都代表居於相對弱勢地位。棉花網絡集中在利物浦這一個城巿，產生了新的權力階層，這個創新發展取代了在阿哈麥達巴、蘇拉特或瓦哈卡等城巿，其舊日的棉花網絡和往昔的商人團體。利物浦商人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崛起，進一步把多極的棉花世界推往單極方向。
從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看出去，在它窗戶之外的世界基本上是個巨大的棉花生產與消費複合體。對利潤不知饜足的胃口，要求有更多土地來商業化生產棉花，多設棉花工廠，以及打開棉布市場。這個史無前例且高度槓桿化的工業擴張，其生存要依賴全球農村的永久轉型，好動員愈來愈多的勞動力和資源，以及提供市場。儘管利物浦資金及其商人無所不在，這些連結的轉型性質在黑森林地區、孟買或密西西比等地都相當不同。
本文節錄自：《棉花帝國》一書，斯溫・貝克特（Sven Beckert）著，林添貴譯，天下文化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