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和韓國之間，由於有包括高峰會談的眾多外交舞台在，所以每逢這種場合，日本總是會表明道歉之意。細川護熙首相與菅直人首相在訪韓時公開道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不過，另一方面，台灣因為在日本戰敗後被納入「中華民國」的統治之下、成為「一個中國」的一部分，所以不像朝鮮半島那樣從殖民地解放後，便直接建立起獨立的新國家。再者，和日本有外交關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宣稱台灣是自己的領土，但是並沒有任何實際的統治行為存在。於是，在這當中，台灣做為「被害者」的主體性，不管是在日本也好、中國也好，乃至於中華民國=台灣也好，都像是一腳踏進了空白的領域般，變得模糊不清。
這種曖昧不明，和台灣方面對於日本的不道歉並沒有表現出強烈不滿也有關連。的確，有許多優秀的日本人，為了台灣的近代化竭盡全力、貫注心血；這種強調日本統治正面性的台灣言論，也多有傳達至日本這邊。只是，因為對方不抱怨，所以就不道歉，這樣真的好嗎？對於這個本質性的問題，實在讓人不得不大表疑問。說得極端一點，在日本，對於統治台灣的評價問題，不論誰都是一副事不關己、己不關心的態度，就這樣過了戰後七十年的歲月。當然，在這段時間中，對於日本的台灣統治已經進行了相當詳盡的研究，所以倒也不能說沒有半個人關心；只是，做為日本社會整體的問題，日本在對台灣統治進行倫理性的總結=去殖民地化=戰後和解的努力上有所怠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在安倍談話中，提及戰爭的部分是這樣說的：「該走的方向有錯誤，而走上了戰爭的道路」、「再也不要重演戰禍」，亦即對日本走上二次大戰的道路做出否定。日本的戰爭是否為侵略，這個定義姑且不提，但是這場戰爭明顯是失敗的；安倍所要傳達的，是這樣的價值判斷。
另一方面，在有關殖民地議題上，安倍這樣說：「十九世紀，以技術的絕對優勢為背景，殖民統治亦波及到亞洲。毫無疑問，其帶來的危機感變成日本實現近代化的動力。（中略）日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但是對於日本在朝鮮和台灣實施的殖民統治，其是非功過與內容都未曾提及。緊接著，他不斷地陳述對於戰爭慘禍的反省，然後忽然有點唐突地跳到這樣一句：「應該永遠跟殖民統治告別，要實現尊重所有民族自決權利的世界。」或許，這可以看成是日本對自己今後將不再插手殖民地一事的宣誓，不過這同時也是將日本的戰後和平路線，全都涵蓋其中的一句話。
最後，他一邊意識到過去村山談話等重要談話的立場，一邊這樣表述：「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只是，相較於村山談話對「殖民統治與侵略」進行道歉，安倍談話則是限定於「那場戰爭中的行為」。故此，我們可以這樣解讀：在安倍談話中，迴避了明言「是否該就日本對朝鮮和台灣的殖民統治做出道歉」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為了安倍談話而舉辦的「有識之士懇談會」中，對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則是以和實際的安倍談話略有差異、有點微妙的形式加以提及：「一九三○年代後期，日本對殖民地的統治日趨嚴酷」，但這部分並沒有直接反映在安倍的談話上。
總之，不管怎麼說，即使經過安倍談話，日本政府還是沒有針對統治台灣這一行為，用政治化的言語表達總結和反省之意。
在這裡，我並不是說日本政府就一定要對殖民統治表達歉意。只是，若是要道歉，那就應該對台灣也一併道歉，若是不道歉，那至少自己也該牢牢把定不道歉的理由才對。戰後的日本，明顯對於占有殖民地的行為已經有所反省，不管是對外傳播或是國內教育，都是以這樣的認知為基礎。既然如此，那不正應該向台灣兩千三百萬人，展露並傳達日本的這一面嗎？
日本人所統治的，並非做為「中國一部分」的台灣，而是屬於「日本一部分」的台灣。當日本身處戰爭之際，他們是做為日本的一員而戰；一九四五年八月玉音放送時，許多台灣人也都是抱持著深刻感慨側耳傾聽。
在日本統治時代，台灣人一開始是不用服兵役的，不過後來隨著人員不足，台灣人也陸續被徵召為軍屬（譯註：舊日本軍中的文職人員、技師等非戰鬥人員）、軍夫。在這之後，從「義勇兵」到「徵兵」，徵召的層次慢慢地節節昇高，到最後共有二十萬名軍屬、軍人開赴戰地，其中三萬人戰死或病死。就當時台灣的人口來說，每兩百人就有一人因此而死，比例可說相當之高；但，因為失去日本國籍之故，台灣人卻被排除在各種撫卹和補償之外。儘管在一九九○年代，日本政府曾經支付過兩百萬圓的弔慰金，可是就人之常情而言，應該會覺得「這樣就夠了嗎？」只是，日本人自己不見得會提出這樣的疑問；我個人懷疑，這又是「對台灣的思考停止」在作祟。
二○一六年日韓之間，就所謂從軍慰安婦的問題達成政府協議，決定由日本政府出資十億圓，投入韓國政府設立的基金當中。消息一出，台灣方面也馬上對日本提出要求，希望能夠得到同等的待遇。馬英九總統對慰安婦問題抱持著強烈的關心，他指示方針，要在預計二○二三年完成的博物館裡設置慰安婦展示區；除此之外，民間團體「婦女救援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也計畫在二○一六年，於台北市內設立慰安婦紀念館。台灣也有五十八名慰安婦，其中三位還存活於世。對這些人的對應方式，原本理應和這回對韓國的態度確保統合一致才對，但在日本，卻完全看不見任何有關這方面的紮實論述。對於這種在戰後問題處理上，總是把「台灣」拋在門外的做法，我實在是無語了。
本文節錄自：《台灣十年大變局：野島剛觀察的日中台新框架》一書，野島剛著，蘆荻譯，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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