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南 文建會顧問藝文發展榮景可期
回顧過去，主要是經濟發展為主軸的型態，緊接著經濟發展成功之後，帶動了政治發展。政治發展主要以政治的開放、民主化、政黨政治做指標。文化發展比起經濟和政治發展都落後，這也是自然的。通常文化的發展要在既定的條件之下才能起飛，如經濟消費能力夠、政治意識型態開放時，創造力、生活品味才能自由發揮。
從比較樂觀的角度來看，公元二千年以前，台灣文化藝術的水準會有突破性的發展。我的觀察並不是完全沒有基礎。十年前，許多縣市連一個展覽的場所也沒有，後來政府蓋了很多縣市文化中心，有人批評「只有硬體、沒有軟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發現，展覽表演的檔期難求，即使在鄉村，一個畫家現在要安排到縣市文化中心去展出作品，都不是件容易事。這是在一段很短的時間所形成的景象。
文化藝術的主體應該在民間和社會本身，政府很難去提倡某一種文化藝術或培養某一種藝術家。政府更不能像制定經濟計畫一樣，說是花多少錢，「到了公元二千年，可以製造一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根本是做不到的。
藝文前景樂觀
政府所能做的，就是建立基礎的環境，提供基礎的條件。以我們目前看到的是滿樂觀的，因為我們的社會經過這一段經濟、政治的發展，對文化藝術有興趣、願意投入資金的人愈來愈多，不只是收藏家，也包括企業界。
現在到處可見社區工作者、從事鄉土文化保存重建的人。有的廟宇也開始轉變，發現傳統藝術趕不上時代潮流，就借重大學教授做他們基金會的執行人員或廟宇的總幹事，這是相當令人感到樂觀的前景。我們希望民間和政府能協調、整合，使得整個環境更健康。
文建會將慢慢把工作下放到各縣市，以縣市文化中心做為主體，讓各地區有自主性，發展其藝文資源，將來有能力在各縣市承辦全國性、國際性的展覽活動。如果這個政策可以實現，到公元二千年時，台灣的藝文環境應該是很不一樣的。
朱雲漢 台大政治系教授體制改革牽動未來
台灣是一個深受周遭環境影響的社會，我認為目前有兩個不同的趨勢。從積極面來看，台灣非常希望加入各種多邊組織，以和國際的規範、架構接軌。在這種情況下，國際公約或組織對台灣會產生更多的牽引力量。例如我們的保育政策，就是因應國際制裁壓力所得出的，否則，它不可能純粹靠國內的政治動力就在短時間內成形。這是一個正面的發展。
另一方面，我就不是這麼樂觀了。從現在開始到公元二千年，許多學者認為是「亞太世紀」的開始，尤其東亞是世界成長的中心，這個地區政策的優先次序，「成長」絕對放在第一位，「環保」放在非常後面，因為這地區許多國家的空間大，對污染的忍受程度也高。
我們的政策制定者和社會很多經營者，受這個大環境的影響，不希望在亞太這一波高速成長中落後，尤其兩岸在進行一場經濟競爭和政治拔河，政府和企業界領袖的重點都放在怎樣維持台灣的經濟穩定。在政策上，不能晝清成長和環保之間的規定，又在國際競爭牽引下，不太容易根據自己永續發展的需要，來設定社會經濟發展的指標，往往是為別人而活。
如何能突破？如何能按照台灣的條件，來設定比較均衡的未來發展目標？我認為在政治上有兩個關鍵因素。
國際地位亟待確定
一是國際地位問題。台灣國際地位若不能在十年內解決，兩岸長期對峙下去，我想，政府的財政危機只會惡化，而且很難解決，因為政府有限的資源要同時去分配既有的結構現實，包括國際的、兩岸的、國內的(資源不只是經費，包括政府領導者的構思、精力放在哪裡)。在此情形之下，國防競賽必須進行，外交成為一場無止境的拉鋸戰，國內金權政治又帶來公共部門的浪費和貪污腐化，社會福利議題的重要性亦上升，等於公共部門的資源同時要應付四個層面的消耗。
另一個關鍵是，未來十年政治結構和領導結構都可能經歷衝擊，這種調整可能是危機，也可能是契機。我認為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重視：
首先，未來兩次總統選舉過程中，究竟是國家認同問題和省籍分配問題主導選舉，還是公共政策議題主導選舉？如果是前者，會產生議題排斥效果，對台灣長期發展並不是很好的走向。如果朝野三大黨能在造個議題上取得共識，則政黨爭取選民認同的訴求重點，會擺回台灣內部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
政治體制需調整
其次，有關政治體制調整，我覺得特別重要的是，將來我們應重新調整政府體制和政治區域，根據一種比較合理的生態條件和人文條件，來建構公共政策服務的範圍，而不是局限在現有的架構。
另外，我們發現，這種調整對地方政治生態也能帶來重整的機會。以環保運動的發展為例，很多爭議性很大的問題其實是受害者賠償的問題，並沒有真正提升到環保的層面。如何扭轉這種發展趨勢，使土地、水資源問題能獲得較佳的解決，不被地方既有的政治生態複雜化，這是相當重要的。
過去兩黨政治競爭的主要基礎是從地方開始，國民黨政權保衛戰也是建立在地方派系的自治體制之上。我相信透過兩次總統直選，會形成一種新的政治動員方式。政治人物可以利用這種動員過程來重新調整政黨競爭型態、國民黨組織型態和地方派系的共生關係。如果不能利用這個機會，而且還希望在既有狀況來強化的話，地方行政區域的調整、地方行政的改革都不能出現，問題就會累積到二十一世紀。
在領導階層方面，未來也有一個很好的發展契機。目前政治主導階層，大部分領導者成長於中國大陸或日據時代，這影響他們思考的成形。如果快的話，其正以台灣戰後社會做為主要成長經驗的領導階層，應該可以在二十一世紀來臨前完成。我認為在這一群領導階層身上，省籍問題、國家認同問題比較容易達成理性的解決共識。
千頭萬緒
就台灣整體發展來看，我們希望不要因為國家認同和省籍問題扭曲了政策思考方向。如果不能在外部限制矛盾中找到出路，我認為會出現「香港化」的傾向，企業主、社會菁英不把台灣當做一個真正的家園或基地來經營。那種情形下，類似環保之類的問題，更不容易成為主要議題來嚴肅面對。
從政治角度來看，我認為從第一次總統直選到第三次總統直選之間的八年到十年時間，是台灣政治領導階層一舉解決許多因歷史累積造成的矛盾的機會。從千頭萬緒中理出一個方向，追求一些突破性的政策，在政治體制上、對外關係上做前瞻性的規畫，台灣才能昂首面向未來。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公共政策導引新世紀
社會學家的野心比較小，通常以十五年到二十五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世紀為研究基礎。根據我們的研究，台灣社會對環境的關切，仍停留在受害意識的階段，對賴以維生的生態體系的全面意識並未建立。
台灣未來社會結構變遷的第一個趨勢，是公平性問題的改變。過去十年來，不管是輿論、決策者、知識分子或社會大眾，都愈來愈重視公平性的問題，並且都希望能減少既有的不公平。
原先在公平性問題中，最受重視的是省籍，所得收入次之，性別(就業、法律保障等)為第三，第四是區域(城鄉、南北差異)，第五是階級。在進入公元兩千年的未來近十年間，格外受重視的公平性問題仍為上述數項，只不過排列次序或有不同。
我認為未來最重要的應該是階級之間的不公平，其次是所得的不公平，第三個是省籍，這個因素將來會逐漸式微，第四個是區域，第五個才是性別。
過去四十年，我們享受到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沒有享受到的公平。我要強調的是，過去我們沒有陷入不公平的陷阱，並不是一開始就重視這個問題，或是以政策(如稅收、社會福利)來解決這個問題，而是相關卻不直接的所得平等政策，如土地改革、就業機會增加等，在經濟起飛之前平均了不公平的因素。但是過去十年來，這些有利於所得公平的因素逐漸消失，所以未來應特別注意所得政策。
階級問題值得重視
在省籍與階級方面，根據研究，省籍仍然是影響態度、行為、潛在差異性的因素。我想，台灣愈來愈接近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將會面臨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階級會慢慢取代省籍差異的重要性，這是未來二十一世紀特別要注意的。
雖然台灣很小，但注意力一直偏重北部與城市，南北之間的社會差異顯而易見，比如說，北部流行的笑話拿到南部，人家就不會笑；濁水溪以南，也彷彿是另一個台灣。隨著台灣愈來愈台灣化、本土化，區域問題愈來愈消弭，但是將來可能以縣為單位，而非區域。公平性的問題將更趨多元化。
第二個趨勢我要談的是開始重視生活品質。去年消費支出首度降為第二位，教育、休閒躍居首位，這顯示台灣的經濟形態已經改變。換句話說，基本的滿足已沒有問題，生活品質成為重要課題。
許多研究指出，台灣民眾私生活品質大致可以滿足(家庭、鄰里、朋友)；但「公生活」(public life)品質卻為人所詬病，有愈來愈惡化的趨向。政府投入的錢與政策愈來愈多，民眾感受到的指標都愈來愈糟。環保、治安、交通等都是公生活品質低落的表徵，而這些是無法靠個人意願予以改善的。為了改善品質，各個領域的公共政策會愈來愈受重視。
由於經濟富裕，台灣人的休閒生活愈來愈受重視，但休閒活動多是室內的、隨興的、未規畫的。據調查，近五０%的受訪者有第四台，每人每天平均花二．五小時看電視；即使是室外的，也不外聊天、串門子、逛街；即使是郊遊，也是背對自然的烤肉、聊天，而非面對、擁抱自然。我們的休閒生活缺乏多樣化與選擇性，這些都須靠公共政策來調整。
領導人才需求迫切
第三個趨勢是，建構一個安全又有保障的社會，近日喧騰的老人年金即是其中一環。社會福利的藍圖則有必要從長計議。
從國際指標來看，我們並不差，勝過開發中國家甚多，在很多項目上，我們已進入已開發國家。要帶領台灣進人二十一世紀，得靠公共政策，也就是領導人物。到了九０年代，我們終於看到領導人物懂得回應，但這仍不夠，二十一世紀的人才，必須有眼光、有遠見，當然這也牽涉解決體系的結構。我們發現現在層次愈高的官員，花在思考的時間相對減少，反而把時間花在爬山、打高爾夫球……。花時間在想未來相當重要，台灣迫切需要有整合能力、超越省籍的領導人才。
台灣這麼小，沒有必要再分彼此，希望未來政府、民間的領導人才能共同思考未來。我們會活著看到二十一世紀來臨，但都不可能活到下一個世紀的結束，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是為了後代的子孫，我們很需要認真地想想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會是怎麼樣。
林和 台大大氣系教授科技生根整合為要
科學是由科學工作者來做，就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講，我認為展望台灣前景，基本上是樂觀的。
我們擁有兩個優勢：就人來講，四十年持續的教育投資，多少代的獻身，奠下台灣科學發展的基礎。恐怕我們想不出另一個二千一百萬人口的國家，擁有這麼多高素質的人力。
做科學需要一些資源，這一點就是我們的另一個優勢。當然，這項優勢有點與眾不同。比較老牌的科技國家，它的社會財富和科技創新能力同步，當技術發展到某個程度，就可以滋生財富，有正回歸的關係。我們好像不是如此。
台灣並不具有原創性的、上游的科學，而是把自己編織到世界一個比較大的體系，做一些中游的工作。科學家在台灣是消費者，還沒有形成一個回歸的網路。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很幸運，中小企業賣鞋子賺的錢讓科學家做研究，全世界的科學家都非常羨慕。
人力資源如果不是問題，我認為將來台灣科技發展最重要的關鍵有二，其一是時機。科技發展自己會持續加速，而且速度會愈來愈快。機械時代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可能要一百年，可是到了電機時代、資訊時代，社會流動非常快，可以很快就高度發展。這個時機對我們來講，比人力、資源更要緊。現在我們所做的選擇，排定的優先順序，得失可能十年、二十年就會顯現出來。
另外一個關鍵性因素是整合問題。台灣的發展，各個部分器官的機能發展不是同步的，有些地方長得很快、很強壯，有的地方幾乎沒有發展；好的地方非常好，不好的地方很差，科學的整體結構相當不好。
高等教育落後
就拿科學教育來說，整個台灣的教育過程既冗長又低效率，科技教育尤其如此。我們常把科技當做一套很僵化的知識實體，好像學音樂的人念了很多樂譜、樂理，可是從來沒有聽過一首歌曲。整個科學沒有辦法內化到屬於它自己精神的、思考的一部分，我們的科學教育就變成一套外在的知識體系，只能做非常有限的科學研究。
我覺得科學教育最大的瓶頸在大學和研究所，更具體地說，是研究大學。台灣還沒有一個很好的「研究大學」概念，更不要說像先進國家以「研究國家」為中心所建立的產官學體系。
以台大為例，現在有八十多個單位，大多是根據過去台灣發展，於日據時代規畫而成。像農推系、農經系的存在，若對照近代科學分科來看，顯然扭曲了整體的比例。麻省理工學院只有二十個部門，要增多一個就減少一個，我原來的系現在已取消，讓位給認知科學和腦神經系，學校認為二十一世紀就應投資那個學門。在這種情況下，就掌握了「時機」，符合科學內在的流程，機動性非常高，且能體認一定的方向感。
在產業科技方面，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做到發展生根。「生根」的意思是可以完全不靠國外技術的引進、訓練，和整個經濟發展變成一個很好的迴路。有人說台灣產業技術生根只是時間問題，我也相信只要時間夠，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可是不要忘了我們今天的對手是大陸，而科技的發展是和科學工作者的總數成比例，不是跟科學工作者與人口的比例成比例。
科學界缺乏自律
再者，我們的科技政策不只是停留在很粗糙的程度，可以說幾乎是沒有。由台灣過去科學發展的歷史可知，權力和知識的平衡點一直游移不定，整個科學政策制定的思考非常缺少專業性，幾乎不能把它認定為理性的過程，沒有選擇、沒有優先次序、沒有輪廓。
此外，一個好的科技社群一定要有自主權，有了自主權，它可以判定好的科學和壞的科學，可以事先做一些價值本土化的工作。我們現在的想法是直接移植，因為很多人去美國留學，把美國那一套搬回來，他們判定的價值流程是不是完全可以符合本地的需要？我覺得是否定的。
以生態為例，台灣島國的基礎是極其獨特、脆弱的，我們所要做的科學選擇，應該跟美國很不一樣。在這一點上，科學界缺乏透徹的思考，沒有整體的考量。
不過話又說回來，我覺得一個科技社群的自主和它的自律是一體的兩面，現在我們好像又到了另外一個極端，產生類似「教授治校」這樣的思考，科學學術界幾乎陷入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自由研究，缺乏自律。自律應該是內部組織所產生的，不是外加的，這也是我們缺乏成熟度的象徵。
科技是文化的一環，不能很僵硬地把它想成是一套技術，得要還原到人的本位去思考。在台灣有很多很好的技術家，但里走非常缺乏對科技本身的內省、對科技周邊的研究。我們要讓科技文化發展更加完整，給它靈魂，要把一些屬於精神的東西放回去。
劉小如 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全方位投資環保
台灣現階段關於環境的主要問題，是社會大眾對環境標準的誤解。許多人認為，我們對環境的觀念是外來的。業者常反映說，台灣不是已開發國家，所以不能把外國環保標準搬來用。
對於這種心態，我們要先釐清：為什麼需要環境標準？如果我們考慮的是，環境的惡化會影響我們的生存，那麼環境標準就與我們有切身的利害關係。「標準」不是憑空而來，是有科學根據的。比如說，空氣污染到某種程度時，會危害人體健康，這個數值是很容易確定的，毋庸置疑。
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要用低於美國或日本的標準？你絕對不會希望自己的健康打折扣，但為什麼要對環境標準打折扣？各位想想看，我們的汽車密度高於其他國家，若要維護相同的空氣品質，對於汽車排放物的標準，是不是也應該高於其他國家？怎能因為我們不是已開發國家，所以標準要比人家低？
政策缺乏整體性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如何加速步入已開發國家，在六年國建計畫中提到，希望在民國八十五年時，每一百人中有六十七部車子。台灣每公里道路上的平均車輛，比美國高很多，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也比其國家高很多。在自然資源比其他國家少的情形下，一味追求已開發國家的標準，總是從金錢的角度去衡量，都對生態環境和生活品質完全欠缺思考。
一般人對於環保標準以及為什麼要有環保標準這些問題，都有很大的誤解，從社會層面來看，原因是許多人覺得事不關己，環境不好，我也沒辦法；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最大的問題，就是政策缺乏遠景、沒有一個整體觀。決策者不曾從整體的角度去想；我們希望台灣這個島在二十一世紀的中期，或者末期，會變成什麼樣子？
目前政府所有的規畫，如「六年國建」、「振興經濟方案」等，都並非很平衡地發展，完全是從經濟的角度去考量。
除了考量角度太過偏重經濟面之外，現階段政府對本土資源的特性也並不瞭解。許多對資源的利用，完全沒有從資源特性的角度去規畫，造成許多錯誤政策。如果說，國家社會未來的發展必須架構在資源之上，而這些政策又是錯誤的，那麼未來將造成何種後果？
以水資源為例，就算沒有水污染的問題，今天台灣的降水量只夠我們用到公元兩千年。若再加上現行給水區的開發利用不當，以及水土保持工作未落實，土壤嚴重流失等情形，未來水資源的供應實在令人憂心。整治水庫只是治標不是治本，管制給水區的開發，才更有效、更長久，可惜政府總是僅從治標的方向解決問題。
再以台灣的漁業為例，台灣早年是沿岸漁業，接著是近海漁業，現在是遠洋漁業。為什麼沿岸漁業、近海漁業都沒有了？什麼因素使漁民必須冒著被扣留漁船、被抓、被懲罰的危險，跑到別人的領海去捕魚？是他們的判斷有問題？還是我們對海洋資源的管理有問題？
投資環保不是浪費
想想看，我們的空氣、水、土壤、森林、給水區、海岸、魚、野生動物，有哪一項可以驕傲地向世界宣告：「我們做得非常好？」如果沒有，七年之後的公元兩千年將如何？回想一下，過去七年我們做了什麼？未來七年社會能有多少改變？
照目前的情況發展，到了兩千年，台灣環境污染的情形將會惡化兩倍以上，屆時自然環境的生產力勢必降低，人民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也將低落，其他社會問題一定更是應運而生。
怎麼解決問題？我個人認為，問題的解決不只是技術性的，而要有決心，持續地做長期規畫，為未來投資。大家不要過分重視眼前的獲得和占有，覺得如果今天沒賺到，就是犧牲了。其實今天沒賺到，是為未來更重要的事預做投資。這就像每個人都花了十多年讀書一樣，是一種投資，不是犧牲或浪費。
自然界有兩個現象值得我們警惕，這是環境問題異於其他問題之處。現象之一是延遲效應。我們如果在農地上或給水區施用農藥，造成土質污染或水庫的優氧化，負面效果不會立即出現，可能要十幾年後才會出現，這就是延遲效應。另外一個現象則是集體效應－－某一樣東西本身可能是無害的，但如果不同的許多東西加在一起，或累積起來，卻可能是有害的。
從這些無法改變的自然法則來看，我們對環境的利用，實在不能再從單一角度去思考，必須從整體的角度去規畫，擬定發展遠景，設定階段性目標。特別是政府必須有培育人才的魄力，改善現有行政結構，嚴格制定並執行國土利用調查的結果或有害物的處理法令。此外，以稅收等方式誘導業者生產較符合環保的產品，或配合相關的教育、能源政策等，都是可行的具體措施。
當前政府許多決策者在思考未來時，警覺心不夠。過去獲得的觀念、知識，與如今的實際情況也大不相同，同時，智囊可能也並非年輕人，而是年紀較大的人，因此決策品質不甚佳。未來決策者應心存警惕，隨時思考現在所做的決定是否是現在已知最好的，以為下一代子孫謀福祉。
環保問題，不是單做簡單的一件事就可以解決的，因為許多現象均是相關的、集結的，因此解決環保困境應是「全方位」的努力。也許，我們現在就應該為台灣規畫一個民國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的環境遠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