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電視新聞節目主持人羅伯特．麥尼爾(Robert MacNeil)在記者生涯四十年後對電視記者有了這樣的體認：「這個社會創造了電視文化，也創造了一種在歷史上無法相提並論的採訪角色。在社會的默許下，電視創造了一批怪物，給他們豐厚薪水，讓他們成為社會大眾的代言人。」
在台灣，電視記者確實以其光鮮的外表，每天影響著千萬觀眾，然而在台灣特有的政治氛圍下，除高薪外，他們卻未有相對的權威。
內外角色皆困窘
在立法院公視法審查會中，台上立委大罵三台報導如何偏頗，三台記者噤默不語。
在新黨記者會上，新黨成員指著攝影機揶揄：「不必拍了！播得出來嗎？」記者無奈地回答：「我盡了本分，播不播是上面的事。」
縣長選舉期間，在野黨包圍三台，成立電視監看小組，要求三台「給我報報」，記者不甘成為代罪恙羊，只好在內部採訪會議上「發難」，淚灑會議室。選舉過後，許信良在民進黨記者會上感謝媒體記者採訪的辛勞，但是他說：「電視台除外。」
在此之前，多次群眾運動中，電視記者早已成為眾矢之的，採訪時不但冷言惡語飛竄，甚至遭毆打。
對內是高層非專業的新聞掌控，對外則是日益高漲的「觀眾意識」，這群向來是螢光幕寵兒的電視記者，正遭逢角色扮演的窘境。
在資訊暢旺的今日，電視記者掌控資訊流通，但其身所處都也是相對最封閉、體制最僵化的媒體。
去年三月金鐘獎典禮上，華視主播李豔秋在眾目睽睽之下坦承，手中握的是座「最佳傀儡獎」，赤裸裸地表達一位電視新聞工作者內心的不滿。事隔大半年，電視台內部大環境受撞擊後，是否稍有改善？
當詢及此一問題，一位電視台工作人員先是一怔，然後大笑三聲說：「只不過是一位主播講了一句話，有什麼了不起？上面誰在乎？反而變本加厲。」
在三台體制未改革前，記者面對的依舊是一幕幕非理性的新聞箝制。
在華視，新黨仍是忌諱。不久前一則新黨公布縣議員參選名單的新聞「不慎」上了頭條，理由是原本安排的一至六條「台北會談」沒趕上，第七條「新黨」只好往前挪。事後高層下令追究責任。「這兩天查得厲害，總經理懷疑我們搞鬼。」一位工作人員就著電話筒，壓低嗓音說。
去年黨營的中視二十四周年台慶，李登輝總統蒞臨道賀，同時指示電視新聞須準時守信，對國民黨無論有利、不利都要報導。中視主管當場帶領所有同仁起立鼓掌。李總統前腳才離開，一位主管回過頭立即下令，封殺民進黨立委陳定南抨擊國民黨高層官員財產的新聞。在場記者一陣錯愕：「他的人格不會分裂嗎？」
然而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下，電視記者是否也是人格被扭曲的一群？
自甘淪為工具
當外界對電視新聞大加撻伐之際，一位已調職的新聞主管曾悲憤地反問：「我也是學傳播出身，怎可能到了電視台，就變得黑心、貪婪、喪失道德良知？」
對多數新聞科系畢業的電視記者而言，「新聞道德」與「政治掌控」的掙扎，是一條漫漫長路。
每遇內心交戰，主管往往大帽子一扣：「我們是黨營媒體，公司的政策方針你們該懂的。」或者：「打從踏進電視大門，你們就該知道背後老闆是誰。」
在這一連串衝撞過程中，有人棄守。採訪前心中先有一把尺，遇到公司禁忌人物，索性不前往。久之，公司的價值也逐漸「內化」，自甘淪為工具。
在台視內部會議的落淚事件中，就有一位副組長說：「如果國民黨這次輸了，會引起全國動亂！每個報紙都有立場，台視新聞這樣做有什麼不對？」看在部分記者眼裡，他簡直是「革命實踐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班」出身，而非一位新聞工作者。
還有一部分記者選擇了緘默。一位記者坦言：「我就是在等年薪混日子，怨恨都磨光了，道德感太高，只會傷了自己的健康。」
更有一部分記者打起了長期抗戰，在每個新聞的產出過程中，儘可能做最大極限的撞擊。
「我要保住我的帶子。」一位記者舉例，即使明知新黨、民進黨新聞上不了，也得採訪，否則哪一天主管突然豁然開朗，要補救都來不及。
抗爭成效不大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選舉期間，這群記者更發展出一套策略。只要有關選舉新聞，都磨磨蹭蹭拖到將近七點才發稿，以逃避主管的新聞檢查。當主管大叫：「你怎麼用了那一段？」而驚惶失措之際，新聞早已播出。記者除了得意之外，也抱以同情：「她也是夾心餅乾，可憐的創子手。」
但這樣的方式也只能偶一為之，上面的掌控無時無刻不存在著。尤其當記者發現自己做的新聞，怎麼某位民進黨員說話突然變笨了，前後不合邏輯，就知道「被剪了」。
處理新聞原本就有許多灰色地帶，但選舉則是跳過灰色地帶，走到另一極端。一位記者形容自己每天在外採訪是暴露在極端危險的境地，回到辦公室竟又「行屍走肉般地為國民黨做公關」。長期鬱積下，這群記者也只能在用餐時彼此安慰、分擔壓力，或是討論如何以最快方式排除干擾。因此他們曾相偕在採訪會議上發難。
會後有記者惋惜未能趕回公司聲援，也有人批評這是一群「社會經驗不足，卻死守新聞道德的記者」；「友台」記者有的羨慕台視有這種相互支援的風氣，自己在台裡則顯得孤軍奮戰；也有人反而揶揄：「至少證明連號稱最公正的台視都有這種壓力……。」
但記者也知道，這次「自清運動」除讓自己更心安理得、認知更諧調外，功效並不大，主管們依然故我。一位記者悲觀地說：「走出會議室是兩回事，在這種政治利益交換的人事制度下，此舉只會更強化主管的地位，因為他們向高層證明了「我是忠心的」。」
同理可類推外界監看小組的功效。當民進黨、新黨、澄社陸續提出有力數據，指三台選舉新聞失衡時，也反證了電視主管的忠心程度。然而，外界對電視新聞的壓力，反而一股腦兒傾洩在第一線記者身上。
「電視記者是弱勢，」華視記者出身的政大廣電系副教授劉幼琍感同身受地說：「記者替別人主持公道，誰來替記者主持公道。」
儘管許信良及許多在野黨候選人都曾當面給記者難堪，但清楚電視運作的政治人物多半能體諒記者的苦楚，新黨立委王建瑄就以「自己人」相稱：「我們同樣都是受害者。」
缺乏正常傳播教育
然而一般觀眾永遠分不清誰是「同路人」、是「打手」，還是「受害者」。因為記者一到採訪現場，嵌在攝影機或麥克風上的TTV、CTV及CTS，代表的正是背後的老闆。過去台視新聞累積了相當程度的「信譽」，記者到反對陣營曾受到「禮遇」，但自更換主事者，記者遭嘲諷的程度不遜於其他兩台。
去年一月國大臨時會，台視董事長陳重光附和民進黨黨團簽下「要求郝院長下台」，連帶使記者在另一場合採訪時(非主流舉辦的活動)，遭池魚之殃。其實除政治議題外，記者還明白，抨擊「高爾夫」在台視也是禁忌，因為董事長是高球協會理事長。
面對不斷襲來的指責，記者也練就一套套應對哲學。一位負責北縣選區的攝影記者，面對尤清助選員的咒罵，只好理直氣壯地說：「我今天留在這裡，和你同樣也在爭取這個機會，如果不禮貌地把我趕走，表示我們雙方連一點機會都沒有了。」
能這樣說之以理的機會畢竟不多，尤其面對一通通的抗議電話，記者更是使出百般「推手」策略，例如：「對不起！我是工友。」「您答對了，罵得真好，歡迎再打來！」
「你自己問李登輝、董事長或總經理，電話是……。」
在這樣一片撻伐聲中，記者究竟該擺在什麼位置？廣電媒體終究是影響力最大又最稀有的資源，執政黨目前占有三台的優勢，但反觀反對黨擁有的有線電視，「其扭曲程度並不亞於我們，哪一天反對黨掌握無線電視，只不過把我們反轉成另一黨的工具罷了！」一位記者悲觀地說，大家都沒有接受正常的傳播教育，不懂如何使用媒體。
記者與電視主事者、受訪者與記者之間，也因「公器」不當使用，模糊了原本的角色。
飯碗與道德
日前立法院審「公共電視法」，一讀時通過三台必須撥一０%營業額給公共電視，引起三台一陣恐慌。「第一次見到台裡上下如此同心同德。」一位電視工作者形容。
多位記者透露，三台總經理竟在飯桌上出了一個荒謬的點子；分配每位立院記者名單，要記者遊說立委，在二讀時翻案，若不達預定目標，得扣員工考績。遊說方式不外乎私下交易，做新聞時多給個鏡頭、多點聲音……。
立院記者不甘於報導一條操作出來的新聞，向新聞主管反應，主管笑而不答。同事則不解：「飯碗都遭受威脅，此時還堅持什麼新聞道德？」
此事還在僵持，但有記者預測：「二讀會時壓力就會下來。」
另外，執政黨也在選後招待三台新聞部經理、黨政記者到菲律賓旅遊，線上記者也明白，這是執政黨選勝的酬傭，拒與迎之間，是否也模糊記者該保持應有的立場？但在三台明顯的政策下，記者抗拒與否也只好存乎一心了。
李豔秋在發表「傀儡論」之後，曾有觀眾譏諷：「既然痛苦、掙扎，為何還留在位子上，繼續當工具？」
「政治人物要有舞台，電視記者的舞台就在螢光幕上。」她表白，在主播台上還可以對新聞稿表達意見，辭職了，「李豔秋的功能也沒了」。但同時也承認，既然是公司職員，有時也必須妥協。
一位電視記者還記得剛出道時，政大新聞系教授徐佳士曾勸戒她：「良心要留著慢慢用！」其實多數記者也堅信，體制內政革可以發揮最大效用。「我走了，還會有更聽話的進來，量變不如先質變。」一位記者表達了他的「良幣逐劣幣」哲學。尤其「台視落淚事件」後，他們發現，有這麼多記者想改，也會是一股力量。
不過若從人性考量，「麵包」仍是最大因素。畢竟如此「誇張」的年終獎金，其他媒體仍無法匹敵。
至於何時抽身？「當觀眾的利益被犧牲到太對不起自己時。」一位記者表示。在選前關鍵時刻，她曾被指派採訪一則討好某位官員的新聞，在完全沒有佐證下就報導播出了。這一刻，她遞出了辭呈，然而家庭反對只好作罷。
儘管享有高薪、高知名度，電視記者都也是流動率最高的行業。也許三年、五年後，這批曾堅持體制內政革的記者，又換了一批新血。
在許多傳播學者眼裡，對廣電媒體記者的評價永遠不如文字媒體的記者；報導膚淺、意識型態受控制、缺乏企畫思考能力……。然而這群在學校表現甚為活躍的記者，為何進到電視遭到的批評也最多？「學校對優秀記者的標準和電視公司是不一樣的。」一位記者坦言。
常看到美國有線電視裡CNN打廣告，強調他們的記者已有多年採訪經驗，也最具權威。三台的體制若不改變，電視記者再資深也只是傀儡，而無法樹立專業的權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