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官好像「飲食男女」一樣，為人之「大欲」，多數人都想弄個一官半職。在這種世風之下，如果有人叫你去當官你居然不答應，這就不尋常。
從前的人對「不作官」往往給予肯定選美，認為這代表士大夫的風骨，有所不為；也代表社會的正氣，不「西瓜靠大邊」一窩蜂地傾向權勢。
中國有作官傳統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是以天下國家為己任，基本上是「要作官」的；「不作官」應該不是他們放棄對社會百姓的關懷，多半是當時的政治不夠修明，他們不屑與當道的小人為伍，覺得出來也無能為力；或者主政者頤指氣使，待大臣如用小廝，骨頭硬的人偏偏又不吃嗟來之食。
諸葛亮在南陽耕田，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本來是「不作官」的，但劉備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請他，表現了求才的極大誠意，他終於答應出山。「隆中對」使天下三分，賓主同心合力，成就了歷史上動人的一頁。
但歷史或可善終，人事卻未必能善終，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深謀二十餘載，終於滅吳，報會稽之恥。後又佐越王稱霸中國，進上將軍。但返國後，見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以處安，乃上了報告：「……定功雪恥，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終於從「要作官」走到「不作官」。
清史大家孟森曾為「士大夫」下一定義，他說：「士大夫者，以自然人為國負責，行事有權，敗事有罪，無神聖之保障，為誅殛所可加者也。」有時士大夫為了一點「媒國之忠」，也可以承受委屈。林則徐禁煙，是中國人第一次有理想、有步驟地對抗西方強權，但最後卻落得遣戍邊疆。帶罪之人，垂老投荒，本可「乞骸骨」，或躲在官衙中韜光養晦，但林氏仍不改他的「心懷天下」。在新疆三年，悟出「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在陝甘，平定「野番」；在雲貴，革新邊政，使族群和平共處，「只有良莠，不問漢回」。等到生病做不下去了，還說「壯志不隨華髮改，孱軀偏與責心違」。
所以，有時一國不可無「不作官」之人，也不可無「要作官」之人。無前者，是士大夫無格，而士大夫之格往往代表了國格；無後者則是國家養士的另一種失敗，無急生民之難者，國家還有什麼指望？
進退之間窺人品
何時「不作官」，何時「要作官」，其選擇之高下端看當事人的動機。從其動機，又可窺其識見與人品。要檢視這些，孫中山先生應可作一樣本。
五０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霍金斯選擇了「近代最偉大的人物」十人，包括甘地、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史懷哲、羅斯福夫人、邱吉爾、列寧、羅斯福、孫中山、福特。英儒羅素一九三一年出版其「科學的展望」一書，說道：「在剛剛過去的時代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愛迪生、洛克斐勒、列寧、孫中山。」霍氏的選擇和羅氏的選擇，其標準如何，不可能沒有爭議，但是無論霍氏的「十大」，還是羅氏的「四大」，都有孫中山在焉。可見孫先生不僅受中國人的愛戴，也受外國人的推祟。
大家欽佩孫先生，大概都因為他「創建了中華民國」。可是我自己一直有個「偏見」，最景仰他「讓出了中華民國」。薄總統而不為，企盼中國人能過更安定的生活，把國政讓給袁世凱主持。打下天下不坐天下，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人。享受過權勢的滋味能不貪戀權勢，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說，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美國「竟」有一例
民國以來，大人物進退出處能不虧大節如孫先生者，尚不多見。降至近代，在下者或奔競阿附，一是以「要作官」為目的；在上者或結黨營私，唯以利祿誘人，眼睛裡根本看不見「不作官」的人。
但「禮失而求諸野」，最近美國「竟」有一例。國防部長亞斯平罷職，柯林頓總統「徵召」退役海軍上將殷曼繼任，但殷曼拒不受召，表示「不作官」；柯氏與他長談數小時，終於把他說服。在總統介紹他的記者會上，殷曼當著柯林頓的面，毫無保留地展現了獨立的政治立場。他說，九二年大選，他並未支持民主黨的柯林頓，而是把票投給了共和黨的布希，「柯林頓總統也知道這一點」。殷曼還強調，「我未爭取這個職務，而且老實說」也無意承擔這件差事」，但為柯林頓的誠意所打動，而決定本著「責任和國家」的信念，答應「要作官」。
獨立的政治立場，其實就是獨立的人格。能尊重他人獨立人格者，其人格也必然不差。
有這樣的殷曼，有這樣的柯林頓，讀新聞至此，竟不由自主地「崇洋媚外」起來。而且「崇媚」到毫不羞慚的程度。唉！
(張作錦所著「第四勢力」已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