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台灣光復初期來台服公職的人，對台灣的印象綜括起來有下面兩種正反的感覺：
一、社會上守法風氣較高，犯罪案件少，一般大眾大體上保持勤勞精神，生活樸實，環境安寧乾淨，人與人間相處尚保有傳統文化的親愛精神。
二、教育不普及，專業人才缺乏，生產不足，物質奇缺，就業不容易，資金與外匯均極短絀，人們生活清苦。
那時在政府中工作的人，自然而然地產生如何改善上述第二點缺憾的企圖心，殫精竭慮，採行了一套又一套辦法，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果然收到了效果。教育普及了，人力素質隨之提高，農業改革和工業發展相繼推進，物資不再缺乏，國民所得大幅上升，儲蓄急劇增加，資金隨之充裕，外匯累積豐富，生活所需的物質充裕無缺。當年的經濟困頓情況一掃而空。
可是不幸得很，隨著財富的增加，台灣並沒有出現「富而好禮」的社會。相反的，當年好的一面卻隨時光的過去而蕩然無存，出現了不尊重法律、犯罪案件快速增加、犯罪惡性大大升高，以及社會充滿了靡爛、貪婪、投機取巧的風氣習尚。
富而不好禮
這一事實給我們極大的教訓，證明了過去「倉康實而後知榮辱」的想法，確有商榷的餘地，當年擔當治國責任的人，確實遠見不足，不能預見及此，而最近十年在政治改革過程中所犯的錯誤，可能對今日社會的紊亂不安要負主要的責任。
我們且從一些問題加以引證：
一、守法問題：一個社會能否稱為現代社會，最基本的衡量標準是這個社會是否能由法律來治理，也就是一般所謂的「法治社會」。但想要一切行為標準皆符合法律的規範，有三個條件：(一)、人民習於守法；(二)、政府部門能忠實執法；(三)、有良好完備的法律可資依循。
這三個條件中，第一個條件最重要也最難，因為你不能期望所有的人都熟悉法律，只能從內在(觀念)和外圍(制裁)中去慢慢追求，屬於長期性的工作；為政者就應當從第二和第三兩個條件中去盡其責任。
我們很客觀地加以比較，無論在執法和立法方面，這十幾年都出現惡質化的現象。許多事例告訴大家政府從來不曾、不願、不敢認真執法，情況且逐年惡化，有權勢的人常常可以脫法，以致社會上出現「守法者吃虧」的感覺(限於篇幅不一一列舉事實，想讀者都能意會)，反而形成一種鑽法律漏洞的取巧風氣，視守法者為笨拙、為傻瓜。
立法方面或則立法品質粗糙，出現為特定人牟利益、罔顧整體利益的法規；或則整日忙於「做秀」，忘卻(或故意)立法者本身的責任，法案堆積如山，毫無失職的羞恥之心，卻勇於指責他人錯失。
二、政治風氣問題：本來所得提高、教育普及以後，中產階級和多元社會相繼形成，正是導人現代民主社會的良機；可惜在此期間，由於政黨政治未能健全發展，主持政治的黨政人士在有意無意間，反而陷入或導引金權和派系的形成。
惡劣的示範
在過去二十年中，台灣社會地方派系的力量不斷發展，政治人物與派系之間相互利用，各自培養其政治地位，取得政治權力，進而攫取經濟利益，這種方式已經成為政客的登龍捷徑。，而巨額的競選費用，不但使買票行情一次又一次提高，而且有足夠財力賄選，甚或雇用殺手剪除對抗勢力。
更糟的影響是，國會中極少見到精闢的政策辯論，對專業知識不予尊重，部長於在議堂中扯麥克風、跳主席台、拳打腳踢、三字經充斥，給社會一種極端惡劣的示範教育，特別是青少年受其毒害甚深，為未來民主發展蒙上陰影。
三、社會惡習問題：這和勤勞精神的喪失有很密切的關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傳統習性已被放棄，一種對長期努力換取成果的不耐，成為投機取巧的原動力。
由於知識的增長，作奸犯科的能力愈來愈強，會想出種種引君入甕的方法，騙取那些充滿貪念的人的錢財，前幾年的地下投資公司就是具體的例子；至於近年智慧財產權的糾紛、仿冒盛行，以及槍擊要犯可以輕易榨取千百萬元收入，使人身安全失去保障；而酒吧、觀光理髮廳，自都市至鄉村無所不在，使多少人沈緬其中，隱藏有多少辛酸血淚，則無人稍加一顧。「金錢就是地位」，成為今日社會價值評定的最主要準繩。
敷衍塞責
四、和諧與鬥爭問題：蘇俄共產政權下的殘酷鬥爭，是本世紀初人類最大的悲劇；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也是人性醜惡的極致，現在差幸都成為過去。為政者的崇高理想是建立一個祥和樂利的社會，可是最近幾年台灣社會卻背道而馳，逐漸注入鬥爭之風。
固然今日不必只隱惡揚善，惡的也應予以揭發，但鼓勵向善總是更有助社會進步的方式。但是今日的環境，無論是政治面或社會面，都以苛刻的態度來求全，甚至任意污蔑，尤其若干媒體和民代，不自覺地以法官自居，主觀地羅織入罪，於是為政之道不得不首重人和，到處敷衍，不肯負責，美其名曰「事緩則圓」，政治立場模糊不清，時時保留彈性以求保全，過去那種勇往直前的精神，業已隨風而散失。
由上面分析，可知台灣社會四十年間有所得也有所失，所得的是物質，是硬體；所失的是精神，是軟體。只有物質，缺少精神的社會，是理想的社會？我國有一句成語：「行屍走肉」，就是形容這種狀況，而行屍走肉自然是可悲的。
再冷靜地想一想，所有進步的國度，他們所以能稱為進步，最基本的條件也就在「非物質」的那一部分，而擁有非物質的優越條件，往往也就能保持物質面的水準。所謂非物質，就是我們所說的精神或軟體，其中包括法治、文化、研究精神、道德倫理。
有人說，民主的壞處是領導核心不穩定，每幾年隨同選舉可能把主政者更換，可是那些民主國家，常常更迭政府官員，卻並不影響政事的運行，也沒有因之發生社會的動亂，這就在於法治的有無。反之，有很堅強的主政者，長期執政，被宣揚為神聖英明人物，卻往往終於流血的結局，主要癥結在於人治而非法治，可是政客們為了迎合權威，卻很易棄制度與法律而趨於人物的崇拜。
殷鑑不遠
二、三十年前，東方的菲律賓、西方的阿根廷，自認為是該區域中的一流國家，國民生產總額均超過台灣，以他們資源較豐或人口較眾，自應如此，但不旋踵已落於台灣之後，GNP或平均所得均遠低於一個小島的台灣，這是活教訓。雖然我們還不能引用「桃花扇」裡的警句，說他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樓塌了」，但一升一降也就值得全社會的警惕，我們是進一步踏入現代國家之林，還是步菲、阿之後塵？這就是我們今天嚴肅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