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難得的一個雨天。坐在昏暗簡陋的小餐館裡，中年、微胖的電腦工程師喬治一臉冷漠地反問：「我們美國人還有什麼值得光榮的？」
表面上看，美國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跟一九四五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什麼不一樣、它的軍事力量舉世無雙，經濟力量(國民生產毛額，GNP)世界第一，她對民主和自由市場的價值觀為世所景仰；然而美國人卻在十多年累積的經濟困境中，失去了自信。
政府赤字像張巨大的網，無所不在。國會辦公室白色的建築端莊穩重，進去後都見走廊兩旁放置著鐵櫃，會客室裡只有簡單、陳舊的幾張桌椅，「預算不夠。」一位國會助理輕描淡寫帶過一絲尷尬。
宿醉初醒
國會競爭力顧問委員會的報告中說，美國人被自己的成功所害；戰後二十年空前的成長和繁榮，使美國人過於自滿，迷失方向。許多美國人則形容自己的國家；好像在一場慶功宴裡喝得酩酊大醉，如今宿醉醒來，已不知身在何方。
回顧美國在戰後二十年的成就，或許可以稍稍瞭解為什麼美國人今天如此沮喪。
美國本土是唯一未被兩次世界大戰戰火波及的地方。戰前和戰爭中累積的鐵公路等基礎建設、產量占世界六五%的能源、豐富的礦產，使美國在戰後具備經濟起飛的必然條件。加上三０年代初期，美國剛剛經歷嚴重的經濟蕭條，使得後來的生產力更有著戲劇性成長(見表)。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教授稱那段時期的成長，是「史上前所未有地超出常軌狀態。」
一九五０年代，美國的國民生產毛額占全世界經濟的比例，曾經高達三五%；平均個人實際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一五．六%，六０年代再增加一六．四%；結婚率上升到歷史的最高點，離婚率降到最低點；已婚婦女就業比率從三六．三%減少到三０%；一對夫婦、兩個孩子、環繞著如茵綠草的大房子。是六０年代美國家庭的標準形象。
富裕的經濟、穩固的家庭、價值觀一致的社會讓整個美國像一座迪斯耐樂園，充滿歡樂和希望。
問題從何處開始？
今非昔比
新任勞工部長、曾任哈佛大學教授的羅伯．瑞奇普表示，要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間讓每一個願意工作的美國人，都能找到工作；事實上，美國早已達到這個目標。直到進入九０年代前，美國都是全世界失業率最低的先進國家。問題出在實際收入。
根據眾議院的調查，一九七三至八九年的十七年間，美國家庭的平均收入只增加了二０%，平均每年大約增加一．二%；貧窮人口比率在一九七四年減至最低，此後即緩緩上升，到八０年代更開始急遽上升。
經濟負擔和婦女意識的滋長下，美國婦女出外工作的比例再度回升；一九八九年，已婚婦女工作的比例，已增加到四０%。加上離婚率上升，嬰孩出生率降低，家庭穩定性逐漸受到腐蝕。六０年代電視劇「小英雄」式的幸福家庭已不再是常態。
另一件今與昔比大不相同的事，是五０年代的美國家庭沒有日本汽車、沒有任何外國進口家電，更不用面對說外國話的鄰居。
雖然許多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美國人對國際事務有濃厚興趣；在蓋洛普調查中，表示對國際新聞「極有興趣」的受訪者比例，年年增加；一九九０年，東歐共產政權崩潰後A仍有六二%的受訪者支持政府「積極介入國際事務」；然而，實際上多數美國人的國際經驗相當狹窄。即使在一九九０年，去掉加拿大和墨西哥不算，只有二．三%的美國人出過國；而大部分美國人除了KGB和日本通產省(MITI)，沒有聽說過其他外國機構。
但是外在環境已全然改變，美國的經濟結構在過去十年間漸漸國際化。羅伯．瑞奇在「國家任務」一書中指出，現在已沒有所謂的美國經濟，只有世界經濟，而美國社會融入這個體系，成為它的一部分。
推廣外銷求生存
五０年代，美國的進出口額加起來還不到國民生產毛額的一０%；而一九九０年，對外貿易已占國民生產毛額的二四%，整整增加了兩倍半，而且還年年背負一千億元左右的赤字。
阿肯色州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位居美國中南部的阿肯色州，與國際事務素無淵源，它甚至連一個國際機場都沒有。但是自八０年以來，阿肯色州的中小企業就努力拓展外銷，從原木、香料到停車計時器，什麼都可以外銷。一九九一年，它的貿易額更比前一年成長五六．一%，相當驚人。
阿肯色州中小企業推廣外銷的唯一理由，是求生存。因為今天美國已沒有所謂「受保護」的市場；阿肯色州製造電氣的廠商，可能在本地市場遭到來自德國西門子或荷蘭飛利浦的挑戰。
同時，美國對外投資在金額和範圍上，也都巨幅成長。在一九八０到八六年間，全美商會(American Business Conference)的一百家成長最快的中小企業，外銷金額平均增加了二０%；而這些企業對外投資額占生產額的比例在八０年時尚為九%，十年後已增加到三一%。
不再自給自足
除了貿易，更今部分美國人耿耿於懷的是，受到美國本身巨額債務的鼓勵，包括外國政府和私人投資者在內的外國人，一方面大量承購美國的公債，另一方面大量增加直接投資。
經濟國際化，在美國人中造成敏感而分歧的反應。例如，太平洋岸的華盛頓州，全州的工作者有二一%與外銷相關產業有關，又由於是波音飛機公司和微軟公司等跨國公司總部所在地，當地民意就偏向自由貿易。相對地，東南部的喬治亞州只有八%工作者與外銷產業有關，該州選出的國會議員就對北美自由貿易區投下反對票。
對美國與國際之間關係的認知，不但有區域性差異，在菁英分子和一般民眾間，也頗有差距。一九九０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九八%的意見領袖主張美國應積極涉入國際事務，但只有六九%的民眾持同樣看法。當問到「應否以保障美國工人做為外交政策目標」時，有三九%的意見領袖同意，都有六五%的民眾持此種看法。
國際貿易因此成為熱門政治話題；部分政客喊出「愛用美國貨(Buy America)」的口號，都使美國人更感到困惑。
以汽車為例，美國曾經供應全世界八五%的汽車，今天在美國都很難買到一輛完全「美國製」的汽車。以一輛價值兩萬元的通用龐迪亞克LeMans型汽車來說，其中六千元由南韓的裝配廠賺去，三千五百元是日本製的精密零件，其餘的一萬元，分別是德國、台灣、新加坡、愛爾蘭的「貢獻」。
「美國人是內向的民族。」布魯金斯國際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何理漢略帶沉思地指出，自給自足的生活方式最令他們安心。如今國際化都意味著外國人成了美國政府的大債主，而且很可能成為自己的雇主，連日常生活用品都需外求，這實在今他們心驚又心痛。
今天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自以為五０、六０年代超強的美國是常態，面對眼前的事實－－美國跟世界的關係改變了、她本身內在的文化改變了－－只覺人窮志短，卻還沒準備好要接受變革。
航向新方向
一九九二年的總統大選，或許是最好的震撼教育。裴洛以負面的批評，赤裸裸地將問題一一呈現在美國人面前。他落選了，所得到的迴響，卻證明美國人開始願意聽壞消息。
柯林頓在競選中，一再向民眾挑戰：「你們敢不敢接受變革？」
歷史證明，美國人不斷在變革，且從變革中開拓新境：十九世紀，安德魯．傑克遜總統鼓勵美國人向西部拓荒，不但開擴了美國的疆域，更成就了美國精神的標誌；林肯總統發動南北戰爭，不但解放了黑奴，更保障了聯邦的統一；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挽救了美國資本主義的精神；甘迺迪總統啟發的民權運動，最終完成了林肯未竟的功業。
歷史學家史勒辛格曾說過，每隔三十年左右，經過一段保守、停滯的時期，美國就要大翻身一次，重新整頓政府，找到新的社會共識，整個國家從此邁入一個新階段。而每一次的變革之前，社會早已懸浮不安，這些領袖只是洞悉問題的根本，指出方向與策略，完成變革的程序。
美國今天已是百病叢生：債務、貧富不均、種族歧異、國防負荷過重、教育體制腐化等；柯林頓在當選後坦承，變革的需要已是如此明顯，「我只是將它拍板定案」。
如今，美國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勇氣，他們還需要方向。一九九二年的總統選舉中，他們拋棄了強調安定的布希，選擇了指出新方向的柯林頓，來做世紀的領航人。現在，似乎是他們出發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