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事件之後，國際間紛紛對中國採取各種制裁行動。許多原已承諾的貸款和投資合作項目被片面中止或延擱，使中共政權在國際間一時處於孤立無依的狀態。其內部左派人士則乘機對改革派加以反擊，使改革開放的價值受到質疑，經改速度在黨政高層人士間又起了爭論。一時間政府的財經政策忽然變得搖擺不定，令人無所適從，原本預定推出的一些改革項目也受到擱置。
此外，天安門事件發生的那一年，中國大陸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升高，當局不得不採取各種降溫措施，使經濟情況更加顯得嚴峻，海內外觀察家對大陸經濟前途都不敢抱持樂觀的態度。
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在國際間發生了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侵略戰爭。
中共利用這個機會，在這一事件中與西方國家充分合作，使西方國家非常感激，紛紛自動取消對中共高層官員互訪的限制及其他抵制行動，中國對外經貿關係不久後便逐漸恢復正常。
迅速全方位開放
在中國大陸，經過將近兩年的治理整頓，通貨膨脹也獲得有效的控制，農工生產開始又有了活力。
鄧小平今年年初親自到深圳、珠海、廣州、武漢及上海等地巡視，其目的明顯是為改革開放造勢。往巡視途中，他做了多次講話，除了對改革開放的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以外，並要求各級幹部解放思想、加速改革步伐、擴大開放幅度，並嘗試新的政策，迅速走上全方位開放的道路。
鄧小平的南巡，在中國大陸的確引起了強烈的反應，不但新聞媒體很少再出現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防止和平演變的言論，相反的，在電視上卻常常看到有關人民解放軍願意為改革保駕護航的歌唱節目。更使筆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訪問北京的時候，每次應邀參加學術座談會，與會人士都對中國應否推行股分制、股票及證券市場應該如何管理、人民幣是否能夠國際化、如何能夠加速國內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等話題，表現高度興趣。
從這些體驗，使我覺得鄧小平南巡以後，民眾特別是各級幹部心理上是舒坦了一些，思想上解放了不少，膽子也放大了一些。
除了這些氣氛以外，中共政府在深化和加速改革步伐，近來也採取了若干實際行動，譬如縮小計委的職權、擴大國務院新設經貿辦公室的人員編制、加強其職掌，並計畫設立專門的全國證券管理機構、充實企業法規；在匯率方面則改採更為務實的政策，將人民幣作適當的貶值，開放外人投資第三級產業等。這些都是朝向市場經濟轉換的強有力訊號。
從總的來看，今後中國大陸除了深化沿海地區的改革開放以外，其他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也會以更快的步伐陸續展開。市場經濟在整個經濟的成分會更加速地增加。鄧小平的南巡在改革開放造勢方面，的確已經收到了預期的效果。
從另一方面來看 鄧小平南巡卻也暴露出大陸實施改革開放十多年，民眾雖然普遍獲得好處，可是有些幹部對這項工作的推動並不十分積極，甚至存著觀望的心理，處處被動，不時還得勞駕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督促，甚至使他動怒。這樣一項攸關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改革大業，主要寄託在一個接近九十歲高齡的老者，難免令人擔憂。
隱憂仍在
其次令人擔憂的是，到目前為止，大陸許多改革開放的工作似乎仍然缺乏全盤的規畫，事前沒有做好準備，便貿然推出、急於求成。股分制的推行，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結果不但欲速不達，而且會衍生許多新的問題。目前大陸又掀起房地產熱，如果不趕快完善各種規範，恐怕也會引起許多不良的副作用。
另一項值得擔憂的是，在官僚機構龐大、幹部素質不高、辦事效率低落、對知識不夠重視、人才培育努力不夠、專家意見普遍不受尊重的情況下，決策品質一定不會很好，許多政策也難以有效貫徹。
回想台灣在經濟發展的初步，也有過類似的症候群；但願大陸也能像台灣一樣，這些情況會隨經濟的繼續發展和不斷進行更深入的改革，而逐漸克服和消失。
(徐育珠為美國康州州立大學經濟系教授及沙烏地阿拉伯財政部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