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加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克蘭斯頓，因為和一個儲蓄貸款公司老闆查爾斯．季汀來往有不當行為，十一月二十日受到參議院道德委員會的申誡。
委員會認為，克蘭斯頓和季汀的來往，「未違反任何法律或特定的參議院規則」，但「行為不當和令人厭棄」，所以「應受這個委員會最完全、最強烈和最嚴厲的制裁」。
參議員三年一任，克蘭斯頓已在參議院服務二十多年；他今年七十七歲，正為癌症所苦。如果在咱們中國，敬老尊賢，排資論輩，再加上對病人的不為已甚，保證大事化小，可是美國參院的道德委員會卻通過申誡。若克蘭斯頓是咱們的立法委員，有「民意基礎」，申誡他，一定是立即「反彈」回去；可是克氏那天在參議院院會中都說：「我心裡懷著深切的悔意站起來接受道德委員會的申誡。我對這一切給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支持者和我的選民造成的痛苦，深感遺憾。」
美國國會懲戒自己的議員，是常有的事。一九八三年夏天，兩位參議員和年輕的傳達員之間有不名譽行為，眾院決定「斥責」。當時筆者正在美國，得以目睹電視的實況轉播。犯錯的議員走到議場前面，先向全體議員表示歉意，因為他們玷辱了國會的聲譽。然後轉過身來，肅立面對議長，聆聽議長官讀「斥責書」。兩議員中的一人，淚流滿面，咽不成聲。這不僅表現了國會執行法紀的認真，而經過電視的傳播，也給老百姓上了民主的一課。
不能彈劾許阿桂？
近年來的台灣，在黨禁開放、解除戒嚴之後，政治活動「熱鬧滾滾」，有人將之喻為「遊戲」，奢談「遊戲規則」。遊戲當然要有規則，如果四壞球不保送，三振不出局，籃球可用腳踢進網，拳擊手倒在地上數到十五還可爬起來繼續打，那還怎麼比賽？
可是咱們有自己的「政治文化特色」，嘴巴儘管高喊「遊戲規則」，卻甚少有人遵守過。
最近，監察院彈劾檢察官許阿桂，認為她處理華隆案失職，好像捅了一個大蜂窩，整個社會都沸騰起來了。
世界民主國家多為三權分立，是基於制衡的原理，使行政、立法和司法互為牽制，誰都不能濫權。我國則為五權分立，把考試和監察權特別獨立出來。分得愈細，制衡就愈有力，造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而執政的國民黨，也一向以此自傲，認為這是總理孫先生的創見，人前人後，每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併稱。
可是「彈劾案」一提出，據報載，李登輝主席表示「震怒」，各高級黨工也紛紛發言，聲明「事前不知道」，以示「畫清界限」，這種反應，就十分令人費解：
一、監察院不能彈劾司法官嗎？這是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力。如果憲法規定錯了，那要修憲；未修改前他們當然可以依憲行事。
二、許阿桂不應糾彈嗎？監察院只是提案，懲不懲處要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來決定，檢察官提起公訴的人，推事也有不判其有罪者，那是否就可剝奪檢察官執行追訴的權力呢？
三、監察委員彈劾許阿桂是出於私心嗎？我們外人不知道。衡諸歷年來國會議員的言行，以及社會對他們的風評，這種懷疑也不能說過分。可是彈劾是否得當，要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裁決，不能由一般人評定。若外界有人反對就不能彈劾，恐怕任何一件彈劾案都無法提出。再說，若其有這樣的監委，是那個政黨提名的？怎會提名這樣的人？誰應該向社會負責？
對我有利才遵守
至於民進黨，對於「彈許案」的表現就更為積極，或組「後援會」支持；或集體到司法機關抗議；或致電、送花表示慰問，紛紛搶搭「阿桂列車」，好像一切都是國民黨的錯。
可是，民進黨向來視國民黨一無是處，四十多年在台灣一件好事也沒幹過，而其中最腐敗黑暗的莫如司法。法院對民進黨人士的任何判決，不管是否為政治性案件，一律都是不公不義的。
但是「國民黨的司法系統」中怎麼又出來一個「包青天」呢？如果許阿桂是個好司法官，又怎能「保證」沒有別的好司法官呢？若是有一些好司法官，「碰巧」也許對民進黨人士的某些判決是判對了的，又怎能一概不服呢？民進黨人士的公義標準究意在那裡？民進黨掉入自己的弔詭而不自覺，反而沾沾自喜，認為又給了國民黨一巴掌，實則這一巴掌是打在自己臉上。
現在，卸任的民進黨主席黃信介，聲言要重披律師袍，為華隆案的當事人翁大銘辯護，與許阿桂法庭對抗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說穿了，兩黨都是便宜行事，遊戲規則對我有利就遵守，否則就不屑一顧。國民黨是執政黨，十目所視，還不能不有一點分寸，民進黨無政治責任，更肆無忌憚了。
從「台獨黨綱」來說，目前「獨立建國」是那麼迫切嗎？對誰迫切，是對那些政客，還是我們老百姓？
有人說獨立了，中共不會動武，美日一定承認，但要是動武呢？要是不承認呢？誰承擔那些後果？是那些政客，還是我們老百姓？放著民生法案不審，放著國家建設不做，卻為一個虛無縹緲、並非必要的事打得頭破血流，這是那一門子的遊戲？
遊戲而無規則，而不守規則，就是兒戲。兒戲必然是不深思，不負責任，不計後果，最後是大家玩不下去。
玩不下去，球員是罪有應得，可憐的是那些無辜的觀眾。
(張作錦所著「牛肉在那裏？」一書已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