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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期望和失望的子民-工人、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大學教授、記者、移民者

文 / 李慧菊    
1991-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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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期望和失望的子民-工人、共產黨員、政府官員、大學教授、記者、移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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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私有制令我生氣

我離婚了,有個八歲的女兒,現在跟父母一起住。我典型的一天是:早上七點,我媽媽叫我起床(他今年三十五歲),吃完早點,然後去上班,我是乾洗店的電氣工,所以並沒有固定在那家乾洗店工作,我得到處跑。

我跟我前妻關係還不錯,現在正在替她蓋一間鄉下小屋。

生活愈來愈困難了,所以我不喜歡這種改變,一般工人想法跟我差不多。這種改變就像空中的雷鳴一般,令人震撼,有時也有愉悅,因為我感覺到人民的震動,而我可以加人他們,同聲一氣。

害怕黑手黨

很多媒體都在報導市場經濟,我知道一點。但我害怕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黑手黨,我怕他們趁開放改革,控制整個市場,果真如此,他們會是全世界最強的黑社會組織。

你看,我們現在沒有酒、沒有菸、沒衣服穿,我想都是黑手黨搞的,我們那個圈子都這樣想。

有些人把蘇聯的落後,歸咎於工人懶惰,我不同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有權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

我常跟朋友一起聊天,過去我們常談一些文學、藝術上的事,現在大家只談政治問題。早先我對葉爾欽還信任,現在我不知道了,因為生活上一點轉好的跡象都沒有。什麼事都有興旺和衰敗,這是自然的循環,國家也一樣,我想最終我們還是可以解決的。

七十三年來,我們有自己的道德、精神生活,但最缺乏的是宗教生活,大家不再有信仰。過去我們曾有好道德,至少我們相信所有的東西屬於每一個人,國家也是每一個人的,所以,沒有理由讓私人擁有一些東西,私有制會破壞一體感--「這是我的國家,山河」。這個新構想,令我生氣!

(李慧菊採訪整理)

共產黨員:退黨的不是英雄

我是共產黨員,說共產黨是改革的絆腳石,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整個重建運動是共產黨宣布的,在烏克蘭,我們是唯一提得出整套發展方案的政黨,其他反對黨,連藍圖都沒有。

人民陣線(RUKH)有些建議,我很尊重,像恢復民族文化、重建新憲法等。但有些卻有負面效果,例如呼籲罷工,造成社會脫序,這些只會使得經濟更糟。

總之,我們是改革的正數,我們有力量自己進步。現在壓力很大,人民對我們有錯誤刻板印象,但最困難的是如何看待共產黨的歷史。我們曾經從多黨制走向一黨獨大,現在必須再度學習多黨運作。身為共產黨員,就必須加入這個黨的、社會國家的重建運動。其實我想我們跟人民陣線,還是可以合作的,可以達成共識。

的確,烏克蘭有兩百萬人退黨,但這也是自然現象,因為我們不是唯一的黨,選擇多了;再者,一九八五年前,很多人人黨是為了找工作方便,現在也沒有這個需要了。我們現在有句口號:「退黨的不是英雄;繼續留在共產黨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找出什麼是社會主義

在重建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有意識型態主導,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的指導,它是人類有史以來,所能創造出最完美的主義。

而我們的責任,是找出什麼是「社會主義」,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過去在蘇聯實行的,可能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給予定義,告知所有人民,以打破共產黨給人民的刻板印象。

針對這項大工程,我們已經邀請許多學者,共同研究,將在今(一九九0)年底的黨大會中提出,希望能提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架構。

不過,這中間還牽涉一些複雜的因素。舉個例來說,共青團內部就有非常不同的意見,甚至分成不同的派系。我是屬於「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邊的,我們認為這比較符合黨應該追求的目標;另一邊則是「共產主義聯盟」,他們是主張列寧強硬路線的。

我們也知道不同的名稱,會導致分裂,所以正在磋商,希望能為共青團,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新名字。

(李慧菊採訪整理)

政府官員:文化也有分裂之苦

Perestroika(按:重建計畫)對文化活動的影響也很大,最重要的是,意識型態的檢查已經完全取消了,藝術家現在要巴結的是媒體、觀眾,而不再是黨。

在這種趨勢下,文化界有了新潮流,一個是重印二0年代以後被禁掉的書;一個是諷刺、傷痕文學、歷史翻案等。比較不好的現象是黃色書刊的大量出現,但至目前為止,我們無法可管。

大的束縛取消了,一些七十多年來累積的問題,反而凸顯出來,最嚴重的是,專業標準並未樹立。

九月(一九九0年),有一百年歷史的波雪瓦大劇院(Boshoi),有表演者絕食,吵著要換藝術總監。本來絕食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蘇聯,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絕食。

問題是它暴露了這個全蘇聯最富盛名、水準最高劇院的積弊--人事鬥爭。波雲瓦大劇院有非常多的藝術部門,包括芭蕾、歌劇、樂團、指揮、作曲者、布景等,一共有兩千人,自成一個王國。

但就像在一鍋大雜膾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那塊肉,就像我們常說的,每個人都想當馬克思,沒有人要做恩格斯。

所以年輕一代就跟老一代鬥上了,因為誰可以唱獨唱、跳主角,都須由一個委員會決定,但委員會成員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而又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年輕藝術家才是未來

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蘇聯有一個舉世聞名的男高音哈維羅史托斯基(Hvorostoysky),他兩年前申請進入波雪瓦,委員會卻批評他技巧不純熟拒絕了。結果他現在常年在國外演唱,回蘇聯反而像觀光客一樣。

這種互相排擠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早先文化部有權解決這些事,但現在權力下放,我們只有顧問權。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樣做還是對的,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

就整個大局來講,經費是最麻煩的事。整個蘇聯文化支出,只占總預算一.五%,在這個轉型期,我們起碼需要三倍的錢。過去在帝俄時代,有許多私人機構、基金會捐錢給文化活動。但七十多年來,我們已經成功地消滅這群人;就算還有富翁,也都躲起來,怕警察發現他們。

我們現在正想辦法立法,鼓勵、恢復這種傳統,主要獎勵對象是年輕藝術家,因為他們才是未來。

在爭取經費、恢復私人捐款等事項上,各加盟共和國是目標一致的,這是目前我們少有的共識;但同時,我們也有分裂之苦。我在韓國時,一個記者問:「聽說藝術家不太遵守一些文化部的規定?」我回答:「不對,他們幾乎完全不遵守所有規定。」

現在各共和國的藝術團體紛紛成立許多不必要的協會、聯盟,其中很多人是國家主義者,他們都認為文化部是要來管他們,而不是幫他們的。不錯,過去對各國的文化、語言等發展是有很多限制,但這並不意味未來我們就不能合作。

這種政治、意識型態上的白癡行為,只會延緩整個進步的步伐。但我是學歷史的,這種過程無法避免,西歐也歷經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大團結的一天。也許將來,經過長期教訓後,大家覺得有必要再聯合了,就自然會在一起,也許要等九十九年吧,誰知道呢?

我到日本訪問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怎麼培養知識分子,我引用列寧時代的文化教育部長的話回答他:「當然是上大學,念什麼都無所謂;但重要的是,你的祖父、父親都必須上過大學。」

我的爸爸是木匠,我是我們家上大學的第一代,我自我教育,但仍缺乏教育。這個社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需要教育,才能改變我們的性格,使國家社會繼續前進。基本上,文化部要做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大學教授:大家都太累了,誰要工作?

我是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從小就跟中國、日本孩子在一起玩;所以會講中文、日文。後來中蘇關係緊張,中國(大陸)不要我們了,我們家就回到西伯利亞。這一走也好,否則文革時,非得送命不可(用手在脖子上畫一畫)。

唉!但現在的生活又如何呢?(從皮包裡掏出一疊配額券),你看一個月香皂兩塊、植物油八百克,香腸、糖、洗衣粉、菸酒、肉、奶油……,全都配給。我愛人說,哦,你們不說愛人,叫先生,對吧!他知道共產主義到最後會沒飯吃,可是沒想到這麼快。

沒有人愛做事

現在沒有人有愛國心了,沒有人信仰任何事,沒有人愛做事。我的東西沒有一樣是俄國做的,連內衣褲都不是,床罩、枕頭、靴子、外套、襯衫、裝飾品,有的是出國參加會議時,託日本朋友買的。我先生身體不好,連藥都得託人從日本拿來,這裡不是買不到藥,就是差透了。

我因為會說日語,在語言學系教書,組織了一個對日交流協會,跟他們常來往。有一次一個日本人問我,你們國家這麼落後,大家為什麼不一起努力,把國家搞好呢?

我對他說,大家都太累了,誰要工作?工作為什麼?你賺再多的錢也買不到東西。他們要我翻譯一些書,我也不愛,沒外匯,不翻譯。

我很想到台灣看看。對了,你回去方便給我買雙繡花拖鞋嗎?我想有一雙,已經很久了。

(李慧菊採訪整理)

記者:國家主義是個悲劇

我認為國家主義是個悲劇,我們現在已經這麼落後了,正需要團結,結合所有人的力量,改善生活。但狹隘、極端的國家主義要獨立,種種政治衝突只會使經濟改革的腳步更慢。歐洲都要統一了,我們偏偏反其道而行。

不管是人民陣線、反對黨或者共產黨;不管是戈巴契夫或者葉爾欽,他們都只是想抓權,什麼事也不做。現在這個國家最需要的是自由經濟、財產私有化。只要有自由經濟,允許私有財產,再爭這個工廠屬於中央或烏克蘭,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們總是不明白,在這麼貧窮的條件下,當那一國人有什麼不同?獨立並不能改善經濟狀況,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然我們需要多黨制。但別忘了,戈巴契夫本來可以自己推行所有改革;但他卻破壞過去以黨領政的體制,使得政府高級領導全由選舉產生。但我們人民的素質並不高,結果選出來的人,全是職業反對黨,全部只會批評共產黨,一點行政能力都沒有,簡直是無能,才使得人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其實社會主義有許許多多的優點,只是人民太盲從,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半年內將辭去真理報的工作,另創新報,這些都將是主要的言論,我相信會受人民支持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想移民者:移民,什麼地方都可以

前陣子電視上播新聞說,整個蘇聯有兩千萬個人要移民,什麼地方都可以,我也是其中一個。

這種日子實在沒辦法再過下去。

我等這間公寓等了七年,只有兩個房間、一個廚房、再加衛浴間,房子這麼小,所以在廚房會客,是俄國人的「傳統」。

每天早上,我都先到商店去看看有什麼可買的,通常是無功而返,什麼都缺貨,電燈泡、茶杯……。我十歲的兒子往返學校時,如果看到東西,他會打電話給我,叫我去買,或者他自己排隊。前幾天,他為了買糖,足足排了三個小時。

生活愈來愈困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能感覺到它。靠親朋幫忙是很重要的生存方式,所以俄國人家庭關係非常緊密。我的父親是建築系教授,他人際關係很好,常有機會出國,我的衣物,差不多都是靠他在國外買的。

我的祖母是二次世界大戰榮民,享受特別待遇,她常給我藥品、肉。我有個要好的朋友,她住的那一區比較有沙拉醬,如果有新貨到,她一定打電話給我。即使是遠方的朋友也是如此,上個月有朋友從基輔來,那裡食物比較多,他們給我買糖、奶油來了。

物資缺乏還不是最難的問題,而是俄國人的反猶太情緒又復甦了。前幾個月,這裡還有小暴動。我嚇壞了,我怎能跟兒子在這裡繼續住下去。

人生第二個選擇

我二十歲的時候,男朋友要我跟他移民到以色列去,我母親怎麼也不肯。好啦,現在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這一次,是我第二個選擇,我必須下定決心。

現在有一個美國朋友在幫我申請,我已經進行一年多了,非常不容易,由於我在那裡沒有任何親戚,填表的時候,這位朋友冒充是我的遠親。為了生存,每一個俄國人都會是天生的好演員。

能不能適應美國的生活,我一點把握也沒有;但為了兒子,我必須冒一次險。找工作當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現在正在學電腦,是透過一個朋友,走了後門,才免費、免排隊。你知道的,這也是俄國人生存的方法之一。

(李慧菊採訪整理)

本文出自 1991 / 03 月號

第057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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