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私有制令我生氣
我離婚了，有個八歲的女兒，現在跟父母一起住。我典型的一天是：早上七點，我媽媽叫我起床(他今年三十五歲)，吃完早點，然後去上班，我是乾洗店的電氣工，所以並沒有固定在那家乾洗店工作，我得到處跑。
我跟我前妻關係還不錯，現在正在替她蓋一間鄉下小屋。
生活愈來愈困難了，所以我不喜歡這種改變，一般工人想法跟我差不多。這種改變就像空中的雷鳴一般，令人震撼，有時也有愉悅，因為我感覺到人民的震動，而我可以加人他們，同聲一氣。
害怕黑手黨
很多媒體都在報導市場經濟，我知道一點。但我害怕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黑手黨，我怕他們趁開放改革，控制整個市場，果真如此，他們會是全世界最強的黑社會組織。
你看，我們現在沒有酒、沒有菸、沒衣服穿，我想都是黑手黨搞的，我們那個圈子都這樣想。
有些人把蘇聯的落後，歸咎於工人懶惰，我不同意，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有權做自己願意做的任何事。
我常跟朋友一起聊天，過去我們常談一些文學、藝術上的事，現在大家只談政治問題。早先我對葉爾欽還信任，現在我不知道了，因為生活上一點轉好的跡象都沒有。什麼事都有興旺和衰敗，這是自然的循環，國家也一樣，我想最終我們還是可以解決的。
七十三年來，我們有自己的道德、精神生活，但最缺乏的是宗教生活，大家不再有信仰。過去我們曾有好道德，至少我們相信所有的東西屬於每一個人，國家也是每一個人的，所以，沒有理由讓私人擁有一些東西，私有制會破壞一體感－－「這是我的國家，山河」。這個新構想，令我生氣！
(李慧菊採訪整理)
共產黨員：退黨的不是英雄
我是共產黨員，說共產黨是改革的絆腳石，實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整個重建運動是共產黨宣布的，在烏克蘭，我們是唯一提得出整套發展方案的政黨，其他反對黨，連藍圖都沒有。
人民陣線(RUKH)有些建議，我很尊重，像恢復民族文化、重建新憲法等。但有些卻有負面效果，例如呼籲罷工，造成社會脫序，這些只會使得經濟更糟。
總之，我們是改革的正數，我們有力量自己進步。現在壓力很大，人民對我們有錯誤刻板印象，但最困難的是如何看待共產黨的歷史。我們曾經從多黨制走向一黨獨大，現在必須再度學習多黨運作。身為共產黨員，就必須加入這個黨的、社會國家的重建運動。其實我想我們跟人民陣線，還是可以合作的，可以達成共識。
的確，烏克蘭有兩百萬人退黨，但這也是自然現象，因為我們不是唯一的黨，選擇多了；再者，一九八五年前，很多人人黨是為了找工作方便，現在也沒有這個需要了。我們現在有句口號：「退黨的不是英雄；繼續留在共產黨的，才是真正的英雄。」
找出什麼是社會主義
在重建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有意識型態主導，社會主義就是我們的指導，它是人類有史以來，所能創造出最完美的主義。
而我們的責任，是找出什麼是「社會主義」，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過去在蘇聯實行的，可能並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因此，我們必須重新給予定義，告知所有人民，以打破共產黨給人民的刻板印象。
針對這項大工程，我們已經邀請許多學者，共同研究，將在今(一九九０)年底的黨大會中提出，希望能提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架構。
不過，這中間還牽涉一些複雜的因素。舉個例來說，共青團內部就有非常不同的意見，甚至分成不同的派系。我是屬於「民主社會主義」這一邊的，我們認為這比較符合黨應該追求的目標；另一邊則是「共產主義聯盟」，他們是主張列寧強硬路線的。
我們也知道不同的名稱，會導致分裂，所以正在磋商，希望能為共青團，找到一個大家都滿意的新名字。
(李慧菊採訪整理)
政府官員：文化也有分裂之苦
Perestroika(按：重建計畫)對文化活動的影響也很大，最重要的是，意識型態的檢查已經完全取消了，藝術家現在要巴結的是媒體、觀眾，而不再是黨。
在這種趨勢下，文化界有了新潮流，一個是重印二０年代以後被禁掉的書；一個是諷刺、傷痕文學、歷史翻案等。比較不好的現象是黃色書刊的大量出現，但至目前為止，我們無法可管。
大的束縛取消了，一些七十多年來累積的問題，反而凸顯出來，最嚴重的是，專業標準並未樹立。
九月(一九九０年)，有一百年歷史的波雪瓦大劇院(Boshoi)，有表演者絕食，吵著要換藝術總監。本來絕食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在蘇聯，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絕食。
問題是它暴露了這個全蘇聯最富盛名、水準最高劇院的積弊－－人事鬥爭。波雲瓦大劇院有非常多的藝術部門，包括芭蕾、歌劇、樂團、指揮、作曲者、布景等，一共有兩千人，自成一個王國。
但就像在一鍋大雜膾裡，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那塊肉，就像我們常說的，每個人都想當馬克思，沒有人要做恩格斯。
所以年輕一代就跟老一代鬥上了，因為誰可以唱獨唱、跳主角，都須由一個委員會決定，但委員會成員都是上了年紀的人，而又要保住自己的地位。
年輕藝術家才是未來
最令人震驚的例子，是蘇聯有一個舉世聞名的男高音哈維羅史托斯基(Hvorostoysky)，他兩年前申請進入波雪瓦，委員會卻批評他技巧不純熟拒絕了。結果他現在常年在國外演唱，回蘇聯反而像觀光客一樣。
這種互相排擠的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早先文化部有權解決這些事，但現在權力下放，我們只有顧問權。儘管如此，我認為這樣做還是對的，讓他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
就整個大局來講，經費是最麻煩的事。整個蘇聯文化支出，只占總預算一．五%，在這個轉型期，我們起碼需要三倍的錢。過去在帝俄時代，有許多私人機構、基金會捐錢給文化活動。但七十多年來，我們已經成功地消滅這群人；就算還有富翁，也都躲起來，怕警察發現他們。
我們現在正想辦法立法，鼓勵、恢復這種傳統，主要獎勵對象是年輕藝術家，因為他們才是未來。
在爭取經費、恢復私人捐款等事項上，各加盟共和國是目標一致的，這是目前我們少有的共識；但同時，我們也有分裂之苦。我在韓國時，一個記者問：「聽說藝術家不太遵守一些文化部的規定？」我回答：「不對，他們幾乎完全不遵守所有規定。」
現在各共和國的藝術團體紛紛成立許多不必要的協會、聯盟，其中很多人是國家主義者，他們都認為文化部是要來管他們，而不是幫他們的。不錯，過去對各國的文化、語言等發展是有很多限制，但這並不意味未來我們就不能合作。
這種政治、意識型態上的白癡行為，只會延緩整個進步的步伐。但我是學歷史的，這種過程無法避免，西歐也歷經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大團結的一天。也許將來，經過長期教訓後，大家覺得有必要再聯合了，就自然會在一起，也許要等九十九年吧，誰知道呢？
我到日本訪問的時候，有記者問我，怎麼培養知識分子，我引用列寧時代的文化教育部長的話回答他：「當然是上大學，念什麼都無所謂；但重要的是，你的祖父、父親都必須上過大學。」
我的爸爸是木匠，我是我們家上大學的第一代，我自我教育，但仍缺乏教育。這個社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需要教育，才能改變我們的性格，使國家社會繼續前進。基本上，文化部要做的，就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大學教授：大家都太累了，誰要工作？
我是在哈爾濱出生長大的，從小就跟中國、日本孩子在一起玩；所以會講中文、日文。後來中蘇關係緊張，中國(大陸)不要我們了，我們家就回到西伯利亞。這一走也好，否則文革時，非得送命不可(用手在脖子上畫一畫)。
唉！但現在的生活又如何呢？(從皮包裡掏出一疊配額券)，你看一個月香皂兩塊、植物油八百克，香腸、糖、洗衣粉、菸酒、肉、奶油……，全都配給。我愛人說，哦，你們不說愛人，叫先生，對吧！他知道共產主義到最後會沒飯吃，可是沒想到這麼快。
沒有人愛做事
現在沒有人有愛國心了，沒有人信仰任何事，沒有人愛做事。我的東西沒有一樣是俄國做的，連內衣褲都不是，床罩、枕頭、靴子、外套、襯衫、裝飾品，有的是出國參加會議時，託日本朋友買的。我先生身體不好，連藥都得託人從日本拿來，這裡不是買不到藥，就是差透了。
我因為會說日語，在語言學系教書，組織了一個對日交流協會，跟他們常來往。有一次一個日本人問我，你們國家這麼落後，大家為什麼不一起努力，把國家搞好呢？
我對他說，大家都太累了，誰要工作？工作為什麼？你賺再多的錢也買不到東西。他們要我翻譯一些書，我也不愛，沒外匯，不翻譯。
我很想到台灣看看。對了，你回去方便給我買雙繡花拖鞋嗎？我想有一雙，已經很久了。
(李慧菊採訪整理)
記者：國家主義是個悲劇
我認為國家主義是個悲劇，我們現在已經這麼落後了，正需要團結，結合所有人的力量，改善生活。但狹隘、極端的國家主義要獨立，種種政治衝突只會使經濟改革的腳步更慢。歐洲都要統一了，我們偏偏反其道而行。
不管是人民陣線、反對黨或者共產黨；不管是戈巴契夫或者葉爾欽，他們都只是想抓權，什麼事也不做。現在這個國家最需要的是自由經濟、財產私有化。只要有自由經濟，允許私有財產，再爭這個工廠屬於中央或烏克蘭，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們總是不明白，在這麼貧窮的條件下，當那一國人有什麼不同？獨立並不能改善經濟狀況，這是不切實際的。
當然我們需要多黨制。但別忘了，戈巴契夫本來可以自己推行所有改革；但他卻破壞過去以黨領政的體制，使得政府高級領導全由選舉產生。但我們人民的素質並不高，結果選出來的人，全是職業反對黨，全部只會批評共產黨，一點行政能力都沒有，簡直是無能，才使得人民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其實社會主義有許許多多的優點，只是人民太盲從，還不瞭解社會主義的好處。我半年內將辭去真理報的工作，另創新報，這些都將是主要的言論，我相信會受人民支持的。
(李慧菊採訪整理)
想移民者：移民，什麼地方都可以
前陣子電視上播新聞說，整個蘇聯有兩千萬個人要移民，什麼地方都可以，我也是其中一個。
這種日子實在沒辦法再過下去。
我等這間公寓等了七年，只有兩個房間、一個廚房、再加衛浴間，房子這麼小，所以在廚房會客，是俄國人的「傳統」。
每天早上，我都先到商店去看看有什麼可買的，通常是無功而返，什麼都缺貨，電燈泡、茶杯……。我十歲的兒子往返學校時，如果看到東西，他會打電話給我，叫我去買，或者他自己排隊。前幾天，他為了買糖，足足排了三個小時。
生活愈來愈困難，我們不知道為什麼，但能感覺到它。靠親朋幫忙是很重要的生存方式，所以俄國人家庭關係非常緊密。我的父親是建築系教授，他人際關係很好，常有機會出國，我的衣物，差不多都是靠他在國外買的。
我的祖母是二次世界大戰榮民，享受特別待遇，她常給我藥品、肉。我有個要好的朋友，她住的那一區比較有沙拉醬，如果有新貨到，她一定打電話給我。即使是遠方的朋友也是如此，上個月有朋友從基輔來，那裡食物比較多，他們給我買糖、奶油來了。
物資缺乏還不是最難的問題，而是俄國人的反猶太情緒又復甦了。前幾個月，這裡還有小暴動。我嚇壞了，我怎能跟兒子在這裡繼續住下去。
人生第二個選擇
我二十歲的時候，男朋友要我跟他移民到以色列去，我母親怎麼也不肯。好啦，現在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這一次，是我第二個選擇，我必須下定決心。
現在有一個美國朋友在幫我申請，我已經進行一年多了，非常不容易，由於我在那裡沒有任何親戚，填表的時候，這位朋友冒充是我的遠親。為了生存，每一個俄國人都會是天生的好演員。
能不能適應美國的生活，我一點把握也沒有；但為了兒子，我必須冒一次險。找工作當然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現在正在學電腦，是透過一個朋友，走了後門，才免費、免排隊。你知道的，這也是俄國人生存的方法之一。
(李慧菊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