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以前感慨這一生中做什麼都成功，就是做官失敗，現在當了部長，你期望完成什麼事情，才算成功？
答：我是公務人員出身，做公務人員和很多人共同工作，不能有自己的意思，後來做不下去；但我做公務人員還算成功，台灣一開始的幾期經建計畫，雖然不能完全照自己的理想做，但我都有參與。後來我到聯合國設在曼谷的單位做了三年，然後去教書，教書可完全照我自己的意思，我為「中時」、「工商」寫社論；由自己寫，也沒別人牽扯，都可以算很成功。
去年八月底，我六年考試委員任期屆滿，政府希望我再到考選部做點事情，我就來。
我幾十年來都強調要建立文官制度，假如有很好的文官制度，我們的行政效率會提高，貪污可以消除掉，同時在政黨政治的國家，內閣常常變動，有完善文官制度的話，內閣的變動不會影響行政和國家安定。
建立完善文官制度的第一步，就是公開、公平的考試，憲法也規定，公務人員非經考試及格，不得任用，而且規定考試要公開競爭，以這樣的方式選拔人才進人文官系統，國家行政就會上軌道，隨便政治方面怎麼亂七八糟，國家都可以維持穩定。
我來考選部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文官制度中的考試辦得很公平、很公開，真正選拔優秀人才進入政府機關，這是我的理想。
考試不遷就現實
問：在目前落實理想的過程中，你遇到什麼阻力？或預期會遇到什麼阻力？
答：政府遷台後，為了遷就很多現實需要，一部分人沒經過考試就進入政府機關工作，還有一部分沒取得合法任用資格的「黑官」；另有一部分人有考試名義，但實際考的是與高普考有相當大差異的特考；還有對專門職業人員的檢竅，有些也只是形式上檢竅一下，這些作法，違背憲法上的規定，也不合社會公平，把國家的制度破壞掉了。 我希望在這方面能有改進，當然我也瞭解，這是過去種種特殊原因所造成的，要一下子改過來很難，但總希望在我的任內，把這些問題解決掉。將來是以高普考作為國家用人最主要、最重要的來源，同時也建立它的權威，使高普考及格的
人，在社會上有地位。
問：要改革這些以前遷就現實的考試，如果遭到其他單位的阻力，要如何排解？
答：現在我也發覺有些很特殊的考試，像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檢竅、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特考、警察人員特考等，要一下子取消掉，是做不到的事情。我們要跟行政院協調，行政院有它的立場，不能完全由考試院做主，但不把這些取消掉，又違背憲法、違背社會公平。
我們現在希望採取漸進的辦法，慢慢把這些考試的水準提高到與高普考的程度差不多。這樣我想行政院也不會反對，因為我們把考試水準提高是應該的。
只管政策不管事務
問：你的部屬說你管大事，不計較小事，你怎麼衡量那些是大事、那些是小事？你如何掌握大事的原則，並且對小事能把握不會因授權被下屬欺瞞？
答：我強調在一個文官制度健全的國家，好多事情是事務官的事，與政務官不相干。
我們這個部是比較單純的部，事務上一項是人事、一項是經費。我把人事方面交給常次，行政效率高不高、日常工作運行情形；職員的請假調度，這些都是常務次長的事。部長是管政策，不是管事務。
經費方面我更是不過問，有會計師來監督。日常費用支付原有規定一萬元以上支出，是由部、次長核定，這一萬元要部長核定，太小看部長了。所以我加了個百字，變成一百萬以上才由部、次長核定。
我只問考試的科目是不是適當、考試是不是公平、考試制度與技術要不要改進、出題目方式對不對、典試委員的挑選適不適當，這些因素決定考試成不成功、公不公平，是不是真正能選拔人才，才是我的工作重點所在。
我也知道部裡一些同仁常常說我，好像只跟三個人打交道(兩位次長、一位主任秘書)，這只是他們習慣於中國官場的作法，就是一個部長什麼都管、什麼都問。
我覺得一個真正的文官制度應該充分授權、分層負責，他們應該有的權力，我都給他們；但他們在權力的範圍內，也要負絕對的責任。
我不能越過次長，跟司長．打交道，我若越過次長跟司長打交道，次長就沒有權力；我若越過司長跟科長打交道，那個科長就不會服從司長的領導。所以即使我要跟科長打交道，必須司長坐在旁邊看，表示我尊重司長的職權。
除了不太重要的業務，由各司長向我報告以外，重要的業務，一定是兩個次長、主任秘書，再加上主管業務的司長來談，不是我一個人做決定。
國家建設參謀人才
問：你的朋友說你「亦狂亦俠亦溫文」，你覺得「狂」與「俠」的特質在中國官場有什麼不適應的地方？
答：當然不切合的，要是切合的話，老實跟你講，我幾十年以前就做大官了。
歷屆總統、行政院長，跟我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他們都非常重視我，但我不妥協的個性、愛講話的個性，使他們對我的感覺是不能駕馭……。
問：如果你能獲重用，你認為官場最適合自己的位置是什麼？
答：我在財經方面是有整套的看法，但我對非經濟的問題也有很多構想，假如行政院長、總統能跟我配合得很好，由我來指揮一批人，從事國家現代化的設計，我可以設計很好的現代化策略、制度、作法、機構。
我懂理論、知識非常廣泛，也瞭解實際。我不是抱著書本的理論唱高調，也不是天天應付日常事務；變得一點理想都沒有、一點理論根據都沒有。
我設計一個東西，一定各方面都考慮，所以我是一個很好的、為國家建設的參謀重要人才。
我也很遺憾，假如政府以前用我的話，讓我放手設計，交付執行，不會鬧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一定是各方面都兼顧到，相當平衡發展。
問：若為自己寫本回憶錄，你會在裡面給自己什麼樣的歷史評斷？
答：大概談不上歷史的評斷，因為我實在是個小人物，我沒有成功嘛。我教書盡責、寫社論有名、受學生欣賞、對報館有貢獻，這是職業上的成功，不是事業上的成功。
就事業來講，我沒有事業。做學問、教書，但我不是大學者；寫社論叫座，很有理想，但我不是大作家。就像演員演戲演得好，技術上不錯是職業上的成功，但不是大藝術家。所以就事業來講，我是失敗的。
談到做官，若做幾十年官，對國家有重大貢獻，真正把落後國家變成現代國家，這是了不起的大事業，但我沒有。我只是個很盡職的公務員，效率高、長官欣賞。
過去我沒有專心去做一件事。我假如專心做學問，專心做作家，或專心立大志，就是做大官，把情況改造，情形就不一樣。
我這裡做做，那裡做做，很任性，我不遷就別人，我不委屈自己，這很壞、很壞。
這社會是大家合作的，你當然要遷就別人，讓自己受點委屈，你不遷就別人，誰會遷就你？你不委屈自己，人家為什麼受委屈啊？所以難得成功啊，現在我還是這個毛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