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的合縱連橫
「我們沒有永久的盟友，我們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我們的利益是永久的。」一個半世紀以前英國外務大臣潘姆司登(Lord Palmerston)的這段話仍是歷久彌新。
誰敢在不久前做這樣的預測：
．美蘇冷戰會壽終正寢。
．歐洲單一市場會夢想成真。
．東西德會統一。
．南北韓會談判。
．莫斯科與台北會接觸。
．蘇聯會與南韓建立外交關係。
．越南會提出願意將軍事基地租給美國使用。
觸發這些巨大變化的最大動力，來自追求自己永久的利益－－特別是經濟的利益。因此，西方人近年來一再說：「主宰世界舞台的不再是軍事，不再是政治，而是經濟。」國際政治上才出現了意想不到的合縱連橫。
這使得低生活水準的蘇聯、東歐、大陸等實行共產制度的國家，不得不設法尋求經濟改革；其他遵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也就要積極設法相互組合，加強經濟合作。
二、「對等性」的討論會
當「歐洲單一市場」與「美加自由貿易區」比「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華沙公約組織」更符合自己利益時，從不甘落後的日本就比以前更熱中於推動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與合作。
在這個背景下，日籍學者齋藤優先生就費心策畫了一個「對等性」的討論會，邀請了近二十位學者在十一月底的東京近郊，密集式地討論東亞地區的發展經濟與合作前景。
與會人士一面來自共產經濟型態的蘇聯、大陸與北韓；另一方面則由市場經濟型態的日本、台灣與南韓的學者，提供其發展經驗。
在學術討論會上，偶會出現幾句官方說辭，但已沒有人在爭辯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戈巴契夫今天在國內受到強烈的責難，不是因為他的經濟改革方案太猛，而是太弱。當蘇聯正在趕搭市場經濟列車時，一位來自莫斯科的學者，毫不忌諱的公開說：「蘇聯人民現在要的是雞蛋不是核彈。」
戈巴契夫的諾貝爾和平獎，使他變成了名符其實的「一代風雲人物」。領獎前夕，他的最大挑戰正嚴峻地出現在眼前；共產政權可以製造核彈，但是共產制度真能生產足夠的雞蛋嗎？當蘇聯人民無法在商店中買到麵包、馬鈴薯、茶葉、香腸時，他們憤怒的責問：為什麼要製造那麼多核彈來毀滅敵人千百次，不讓自己的人民好好地活一次？
情勢已經很清楚：如果戈巴契夫不能立刻減緩經濟危機，再多的核彈也不能保障他的政治生命，只有足夠的雞蛋可以救他。
中國大陸與北韓也正面臨同樣嚴峻的抉擇。台灣與南韓的經濟成長與人民的富裕提供了一個最鮮明的對比。
討論會總主席齋藤優教授聽完「台灣經驗」的報告後問我：那些因素是在計畫經濟體系下的蘇聯、中國大陸與北韓可以共同採納的？我毫不猶豫的回答：市場經濟與產業民營化。(作者按：柴契爾夫人雖然被迫辭退首相之職，但她在英國歷史上，因其對民營化的貢獻，將占有光輝的一頁。)
三、東亞地區經濟合作
這個會議不僅討論三組「對等」地區的發展經驗，也討論彼此貿易與投資的可能。由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上升，敵對意識的下降，這一地區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解凍現象。
二位蘇聯學者分別強調其廣大的東部地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景觀，歡迎日本、南韓與台灣去開發。然而曾去那邊考察過多次的南韓學者則率直指出南韓商人遭遇到的困難；外匯短缺、行政手續繁瑣、技術勞工短缺、生產力低、公共設施落後，以及相關法令與資料欠缺等。事實上，與共產國家做生意，還必須再加上二項考慮：投資的安全性與法令的多變性。
面對區域合作在歐美的相繼出現，早稻田大學的經濟學教授西川潤就在會中具體提出：以日 、蘇聯、美國、大陸與台灣、南韓為主，籌組設立「東北亞經濟 區」(或稱「東亞經濟區」或「北太平洋經濟區」)相互合作，共同推動六項計畫：
．相互直接通航(如東京－平壤－北京)。
．選定自由貿易港(或自由貿易區，如海參崴)。
．籌設發展基金，改進社會基本設施(如公路、電力)。
．相互資助合資生產(如設置肥料廠)。
．技術移轉(如農業增產技術)。
．文化、藝術與體育交流。
如果合作順利，他建議以後再包括加拿大、香港與外蒙古在內。
國際基督教大學教授中內恆夫驕傲地說：「日本已不再自私小氣，今年對外國的援助會超過美國。」(作者按：一九八八年日本對外援助為九一億美元，美國為一００億美元)。要使亞洲人減少對日本的疑懼，日本的慷慨只是第一步。
九０年代無疑將由三大經濟集團：美國(北美)、德國(歐洲單一市場)、日本(亞洲)主導經濟舞台。如果在亞洲的日本真能捨棄其斤斤計較、步步設防的島國心態，展現其經濟大國應有的胸懷，站在亞洲人的立場，以日本為首的區域性經濟組織並不是不可能。
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初期，多數學者認為日本應提供技術與資本，台灣與南韓提供發展經驗與貸款，蘇聯與大陸提供原料與勞力，以及國內市場。
基於這些國家在政治體制、經濟型態、發展程度、領導階層等方面的顯著差異，要使東亞區域經濟變成政府與政府間的合作談何容易。多年來經過這一地區工商界及國會領袖的努力(如辜振甫先生)，多種民間組織也早存在。關鍵是如何由社交性的交流變成實質性的合作。
四、不要封殺自己
以中國人來說，如果大陸與台灣透過經濟的合作真能減少彼此敵意，相互減少軍備支出，對兩岸的人民，尤其大陸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有莫大的助益。
短期內，兩岸領導階層的最大挑戰，是顧及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來倡導穩定性的「和平競爭」。
在穩定的和平競爭下，國家的總資源就可以隨著主客觀因素的變化而調整。我們就能將削減的部分國防支出，移作公共建設、社會福利、教育部門以及研究發展之用，那麼一個高所得的台灣社會就容易轉變成一個高品質的台灣社會。
每次去日本開會，就會被他們學術界及工商界對國家前途與國際事務的關心，引發「我們太不如人家」的感觸。
當他們的焦點集中在二十一世紀的生存發展上；當他們的努力在促進區域合作時，台灣再也不要坐井觀天，甘於小成；大陸也不要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當世界潮流都奔向對談、合作、務實之際，中國人再也不要在「主義」的枷鎖下，做教條的奴隸，封殺自己的進步、發展與合作。
中國人也該好好地活一次；中國人也要記住：只有我們－－大陸與台灣－－自己的利益是永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