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情是這樣開始的
三月十八日，中正紀念堂被噴上五顏六色的字，國旗被焚毀，大學生大串連式的坐在中正紀念堂要求解散國民大會，一場雨把世局下得更泥濘不堪了。我充滿對環境的無力感，窩在家裡寫一本新書「阿米巴與翡翠蛙」，那是描述從民國六十三年至民國七十九年的一段成長過程和友誼，我把自己陷入很久的回憶裡來逃避電視中反覆出現的混亂和吶喊。
就在這樣氣氛中，遠見雜誌的陳亦珍(編按：前行銷部經理)打電話給我，說他們想在這個時機拍一部類似「河觴」的電視影片，問我有沒有興趣，我的直覺反應是－－我們憑什麼力量和條件可以做這件事？不過，聊聊也可以。
就這樣，在幾次討論中，我慢慢走進了這個計畫中。剛開始「遠見」列出的顧問群是政治－－呂亞力，經濟－－高希均，社會－－陳世敏，文化－－漢寶德，從隨便漫談到由我列出問題來請教。
「遠見」方面的高希均和王力行(編按：社長和發行人)都一再表示：整個內容在尺度上沒有預存的底線和觀點，可以試著用各種角度去探索，但是希望能對未來提出比較前瞻性的看法。
而我在一開始最關心的方向是：
(一)台灣在歷史舞台上浮現時，各種政治力對台灣的影響，有沒有「實驗場」的意義？
(二)由荷蘭、明鄭、清朝、日據到光復後「文化上的轉變是什麼？可以找到什麼線索來預測未來？
(三)國府遷台之後的經濟政策和資本主義運作下的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可能。
(四)台灣人的移民性格和如何建立對本土的認同，我們的自尊心和自卑感是如何來的？
四位顧問給了我很多的意見，同時我也大量閱讀尋找問題，有樂觀，也有悲觀。其中戴國煒所寫的「台灣總體相」給了我一個不錯的輪廓，使我在許多問題上找到了一個可供參考的基點。
二、活在觀貼標籤的時代中
影片的拍攝工作決定由去年才成立的新工作室--「十月影視」負責。導演符昌鋒原來念東海建築，畢業後拍廣告片，去年才從芝加哥藝術學院的電影系畢業，由於這所學校一直有法國印象派的傳統，所以前衛藝術一直是他們的特性。
符昌鋒把搜集資料的工作分配給公司的每個人，從圖書館、書店找來了相當詳盡的資料，連台灣人口姓氏分布、家族源流分布、清朝以後的各地方地圖都找來，好像想在很短時間內對台灣來個戶口普查一樣。
他希望能從幾個不同的大家族切入，做很長而深入的訪問和拍攝，於是選定了幾個可能性。他們也把漳州、泉州的移民資料找出來，想從移民的歷史中尋找到生命力的蛛絲馬跡。
這段日子台北常常下雨，我們就在大雨傍沱中各自思考著方向。
我們反覆從「生命力」這樣抽象的字眼去想各種可能的切入點，但是一切就像無止無歇的大雨一樣模糊。
我們是要拍一部「河觴」嗎？可是我們和大陸的許多歷史和社會條件都不一樣啊。王力行寄了一封信給我，裡面附了一篇林懷民所寫的「擦肩而過」，描述他如何得自民間的力量使他支撐去完成理想。其實我們要拍的，大概就是很簡單的東西吧，不必給自己太大包袱。
有人不斷提醒我說，「遠見」有他們一定的立場和色彩，不一定能支持我做一個他們不想要的影片，所以我也不斷反問林啟南(編按：遠見行銷部經理) 「有底線嗎？萬一……」
林啟南倒是很乾脆：
「當初找你，就把底線給了你，你應該比我們清楚目前電視台的底線。」
從此以後，果然「遠見」方面的朋友，除了支持我們往下做之外，一直沒有干涉過，這是我最安慰的。
活在一個貼標籤的時代，不同立場的人流鏢亂箭互相攻擊，想躲過，真難。
三、生命力的辯證法
五月初，我擬好了一份大約四千字的大綱，大概想出了一個輪廓：
從「貪婪之島」→訪問移民的動機→回到一五一七年葡萄牙人自海上眺望台灣大喊「Ilha Formosa」→訪問一些人對台灣生命力的看法→台灣在地理方面的生命力→台灣在歷史方面的生命力→透過幾組辯證的方式來尋找台灣未來的生命力：
(一)全球意識(國際化、人類共同體)vs.尋根(種族、地域、宗教)；
(二)經濟發展vs.環保意識；
(三)追求秩序vs.民主及失序。
另外我在大綱中列了幾個有關台灣年輕人的故事，像負責廣播的周寧、閻大衛，像開「布拉格的春天」咖啡店的陳漢妮、像兩個參加中正紀念堂學運的大學生之間的友誼，一對年輕情侶鴻鴻和月惠，回台東重建家園的林錦江……等。
我在大綱中試著寫了一段清晨的文字：
「在這個兩千萬人所共同生存的島上，每個清晨，都有那麼多孩子睜開眼睛，急急忙忙趕著上學，等待教育和學習……」
教育在我的腦子裡，和生命力的發揮一直有著很根本的關係。
我打算用大量的街頭訪問和田野調查，找到真正屬於廣大群眾的聲音。
結尾我想再回到聖經故事，然後有了簡單結論：
「生命力可以匯集，也可以相互抵銷、毀滅。生命力如果是洪水，就不可以任其氾濫，人人各遂其私以成天下之公，私與公也是一種辯證關係，不是對立的。」
我只是交出了大綱，可是要如何往下寫，仍然是模糊的；甚至是不知如何下手開始寫劇本的。
我只是想，生命力只有靠辯證之後得到綜合，把對立的意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可以解釋及尋找生命力。
四、我想到了沖積平原
交出大綱之後一段日子正是總統任命郝柏村為行政院長的新聞熱潮，每天都得忍受電視上猛播郝柏村在華航游泳池游泳和李登輝打高爾夫球的畫面。
中正紀念堂一些學生和弱勢團體組成反軍人干政的隊伍，人數並不多，我帶著孩子去廣場附近丟飛盤，日子過得很悠閒。反正整個台灣未來的命運已經注定是由資本家；政客、軍人來主導了，做為這三種人以外的我，只有讓自己腦筋清醒一些，多讀些書和資料，對於未知的，不想做太多猜測。所以當有一家報社打電話來詢問我對郝柏村組閣的意見時，我的回答令他們有些失望，我的答案是比較理性的，沒有太多情緒，可是我清楚自己在說什麼，在做什麼。
這幾天讀了楊照所寫有關「五四」的文章，提出在海峽兩岸不同的官方說法，及海外學者不觸犯禁忌的學術觀點之外的另一種以台灣為本位的理路建構的可能性。用他提出的那種視野開闊的斷裂讀法來重新閱讀一些歷史，使我們在陳述一件歷史事件時要更加小心而詳細。
另外我讀了李喬所寫的「醜陋的台灣人」、劉亞洲的「廣場」，使我忽然有提筆開始寫劇本的衝動，於是我試著開始寫「民主」，我寫好之後便傳真到「十月」去給他們參考。
符昌鋒把四篇很長的有關中西文化的論文(是大陸學者楊西光等人寫的)傳給我，並且很興奮的告訴我，他們在四處所拍到的畫面。
蔣勳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有關台灣美術三百年的文章，觸動了我用「沖積平原」這樣的意象來描述台灣的文化現象，台灣的地形都是山高水急，一切都迅速流入大海，加上政權的更替，一切都在被否定中歸零，在出海口，我們所剩下的沖積平原中，什麼才是有機的生命？在結論中，這或許是一個頗為適合的比喻。
五、文明與進化
我找出一些有關文明與進化的資料，並且試著把台灣從一個沒有文字的部落社會如何演變成現在這種面貌的因果關係給找到。
西班牙被羅馬人統治五百年，使西班牙人由野蠻進化成為文明的歐洲人，而阿拉伯人統治西班牙七百年，又使西班牙人變成具有世界觀的世界人。西班牙被異族統治一千兩百年之後，卻發展出自己很豐富的文化和語言，在十七世紀初，西班牙有了「黃金世紀」。
而台灣呢？如果以三百六十年前為一個起點，它實在太年輕了些，沒有辦法發展出自己的一套深層的文化結構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美國也是在十八世紀才建國的一個移民社會，卻在短短兩百年間成為一個世界超級霸權國家，而那塊土地，也曾經有西班牙和荷蘭人的局部殖民，同樣也有屠殺和戰爭。
在十七世紀屬於東西文化交流的大航海時期，在日本雖然有豐臣秀吉對歐洲傳教士和商人的迫害，可是在民間卻留下不少歐洲文化的資產，至少在這一世紀的接觸中，使日本人開拓了視野，使德川家康有了要讓日本人去海外闖天下的壯志。
而在這樣歷史的契機中，荷蘭人並沒有把他們屬於本土的光榮市民傳統和對國民福利的關懷留給我們，而西班牙在十六年的短暫停留中只有積極的傳播天主教。台灣只是一個歐洲海上霸權的貿易轉運站而已，也許就是一種歷史的宿命吧。
歷史的宿命、文化的薄弱、政治的理由、經濟的活力，這是我目前找到的一個比較犬的方向。
如果能肯定一切正面積極的、方向正確的生命力，例如對文化的尋根、國民國家的形成……等，但是不逃避那些對阻礙生命力發展的批判，大概就是這部紀錄片的基本精神吧。
六、小島上的大國民
我開始讀中東文明史，讀有關以色列的歷史，並且拿著聖經來對照，讀得頭昏眼花。這陣子我一直在想三百多年前當台灣還是部落社會時的那種原始生命力，而歐洲的文明已經發展出市民階級了，日本也已經過大化革新，中國更是一個有著千年不變超穩定的華夏文明，可是台灣呢？
根據一六五四年荷蘭人的統計，台灣居民總數在十萬人以上，而原住民為四九三二四人以上，可見得明清以來的漢人大約只占了人口的一半。那時候的台灣是什麼面貌呢？我很想知道。
我讀到一些有關台灣商人的報導，分析面對經濟衰退時的一些現象，有些有遠見及勇敢的商人早在兩、三年前就開始改變經營方式，從為人製造、打工變成自己當主人，也重新開拓了共產國家的市場。於是我就忍不住想，這樣具有海洋冒險性格的商人應該就是當年在明、清海禁政策下那些敢鋌而走險的沿海漁民的後代吧？這種冒險的海洋性格應該是蘊含了包容吸納能力的豐富多元文化的可能性。
我找到國家政策季刊中的幾篇文章，包括林鳳英寫的「告別亞細亞孤兒」、翁佳音和吳密察接受採訪的「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薛正良的「航向海洋文化」等；找到了我一直思考的海洋文化的可能性，大概也確立了一個大的方向。
我正發展著一整段和國民國家形成有關的文字，我甚至想把「尋找台灣生命力」改成「小島上的大國民」，我參考了若林正丈所寫的「轉型期的台灣」，提到台灣在政治方面由下而上的「國家主義」(Nationalism)的成長，其中也提到在經濟方面，華僑式不依賴國家而能生存的分散性，是漢民族生命力的特點。
如果我從這樣一個基礎為出發，可以重新修改大綱，完全把重點放在國民國家的形成，也用「大國民」的「大」字來反諷台灣在歷史上永遠是邊陲的地位，可是心態上卻永遠是「大國」。
七、中正紀念堂的嘉年華會
總統和副總統就職之日，整條街上很安靜，我趁著放假日大掃除。晚上去中正紀念堂看那些聚集而來的小攤販，各種小吃和各種問政錄影帶兼賣色情錄影帶，還有一些掛在樹上的標語，一個守著標語的人還拉著我向我講解錫安山的神蹟，講台灣的未來，那真是一種狂歡慶典之後的嘉年華會，本來是一些抗議、示威的活動，變成了如此歡樂景象。
我回到家中，把明史、申報、大公報的資料整理一下，忽然覺得有無邊的壓力，不知如何下手，不過我讀到一篇在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公報上的社論，標題是：
「請愛護台灣這片乾淨土」
這篇文章再對照薛正良那篇「航向海洋文化」中所提到蕭乾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人生採訪」中的一段話，那是描述終戰後國民政府從日本人手中接管台灣，要把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模範省。
可是蕭乾發現當時由上海到台灣，就像由法國最骯髒的一個村鎮進入了瑞士；論市政，台灣已經是全亞洲的模範，論工業，台灣也遠遠領先了大陸，凡是一個現代國民的最低享受，台灣人都有了。
這是一段台灣與中國大陸在歷史上的落差，我們很少去提到這件事。
而大公報的社論旁，都是一些國、共內戰的戰況，魯中戰局狀況激烈，許多逮捕也正在進行，社會一片混亂失序。
我約了鴻鴻和月惠到家中聊他們上一代的故事，鴻鴻提到他爺爺大約就是在魯中戰局打得最激烈時，決定帶著五個孩子離開山東，來到台灣。
鴻鴻和月惠走後，我翻讀鴻鴻的詩集－－「黑暗中的音樂」，我有一種快要可以動手寫正式劇本的衝動了。
八、孤臣無力可回天
我的尋找過程似乎比找到答案還生動，符昌鋒說，用第一人稱敘述可以省掉很多主客觀及論說的缺點，他建議我用第一人稱來寫劇本。
五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我決定用比較文學性的第一人稱來寫劇本，確立觀點，並且把「尋找」變成是「主題」，如此一來，我終於可以寫了，我一口氣寫了四千字的「大地驚蟄」，同時也把另外三集的大概內容想出來了：「艷陽天」、「大國民」和「沖積平原」，這是一次在形式上最重要的突破，只是在頭上添了白髮，每天都要洗一次頭，把油垢除去。
大雨的夜晚，和林俊義、瞿海源、蔣勳、羊憶蓉(編按：東海大學生物系教授、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東海美術系教授、師大社教系教授)談「尋找台灣生命力」，我把最新出來的構想向他們說了一遍。
蔣勳強調要從人民的生活及角度為出發才能從民間找到生命力，像台灣美術三百年那樣，否則進進出出的政權都急著推翻前面一個政權，我們很容易遺忘歷史。
蔣勳同意用台灣地理上的山高、河流短急都流向大海來描述台灣所特有的生命力。
瞿海源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談到台灣的生命力被壓抑的主要原因是政治；而經濟的發展反而約束了社會力和文化力，卻也能提供文化的生機。但是政治對文化卻是一種忽略和壓抑。他提出了「怪、力、亂、神」來形容這個社會發展的脈絡。
林俊義強調從自然科學的觀點來看台灣，它的生態環境是具有肥沃土壤的物力基礎的，是小而美而豐富的，可以蘊藏全世界十二分之一種類的動植物。從人種方面來看，滿人南侵，造成和漢人之間的基因重組，一九四九年大陸中原來的人和台灣的閩南人又是一次基因重組，可以造成強大創造力，甚至一種文藝復興式的可能性。
他強調在多樣性及亂中有一種穩定，是最好的，就像美國可以融合各種民族之不同，反而成了它穩定性的基礎。
他建議藉這次的活動，發起一些運動，例如－－綠色主義、台灣第一……等。
羊憶蓉在她的教學經驗中提出了許多有關教育的問題。
林俊義和瞿海源兩人彼此談論著有關去立法院遞請願書的事，並且用「孤臣無力可回天」來形容他們自己的心情，我甚為動容。
九、放棄與繼續之間
五月底、台北街頭爆發流血抗爭，有人向警察投擲汽油彈，警察被燒傷的鏡頭在電視上反覆播放，慘不忍睹。
我手邊又開始寫了第四集的「沖積平原」，從「土地與人民是一切生命力的基礎」開始寫，我描寫一種旺盛奔騰卻四處流竄的生命力，我的論點是，被壓抑之後的生命力在爆發之後如洪水猛獸般具毀滅性，像奇特的地下經濟活動、股市狂飆、青少年飆車族，甚至MTV、KTV、地攤文化……。
我的情緒因社會的混亂而顯得焦慮，對我的工作本身產生懷疑，如果可以選擇放棄，我會放棄，我內心的壓力已大到我不能承受的情況。我得放鬆自己去做一些其他輕鬆的事，例如考慮寫些雜文、歌詞，球，不再去想「生命力」的事。
六月初，我讓自己輕鬆了一陣子，公司籌拍一隻奧力多的廣告，用小劇場的那些訓練過程為內容。然後一切又在平靜中進行，我開始寫第三集「小島上的大國民」。在這一段中，我試著讓自己從「民間社會」在台灣是否已經成形的問題上打轉，我打算從這十年之間民間力量崛起為一個時間軸，訪問計程車司機、無殼蝸牛、消基會、新商人、中產階級……。
有關第二集「艷陽天」的田野調查，楊孟瑜(編按：遠見雜誌編輯)提供了我有關宜蘭和花蓮的線索，很接近我的構想，於是我為這一段勾勒了一個藍圖：森林小學－－宜蘭冬山河－－馬偕在台事蹟－－大漢社區－－證嚴法師的慈濟精舍－－瑞穗鄉－－長濱文化(舊石器時代)，其中沿路做田野調查。我積極的搜集有關這些地方的文字資料，並且和森林小學的陳清枝老師連絡上，他也傳真了一些有關森林小學的資料給我。
我有了大概的內容，對於底下要如何進行比較有方法了。
遠見雜誌安排了一場「重建台灣」的座談會，由趙耀東、林正杰和我來談這個題目，趙耀東提出他對社會混亂的看法，從政務官、民意代表及人民談起，而林正杰卻認為目前的「亂」是一種由舊社會要過渡到新社會的亂，是好事。在這次座談中，我重新檢查了一下自己的思考方向，大概沒有太多偏差。
十、富裕和教育的代價
一場座談會下來，我撿回了一點點信心，我遇到遠見雜誌的編輯李慧菊，她就是負責去年十二月號遠見雜誌上主題－－「尋找台灣生命力」的撰寫人，她說那一次的採訪太匆忙，事後自己不滿意。她似乎很贊成我目前進行的大方向，她認為朝這樣的方向應該可以做得不錯。
李慧菊和蕭富元(遠見雜誌編輯)的採訪中，其實文字的描述能力很好，也很感人，而且也很積極、正面、鼓舞；但是在許多的訪問中卻看到對「生命力」的解釋不夠明確，而且整體社會共同的生命力其實是在相互消耗和抵銷的，這也是我在思考和訪談過程中得到的答案。如果只從個人的生命力出發，可能只是做為人的基本掙扎、生存而已，談不上更高的意境和遠景。
不過他們的報導中倒是給了我不少搜集資料的靈感和方向，像警廣交通專業電台的周寧、中廣早晨閻大衛讓各地民眾打電話來抒發己見的節目，計程車司機的訪問、年輕人的看法……等。
「遠見」去年九月號的「一九四九vs.一九八九」，充滿了誠實的批判，許多想法比較接近我目前的方向，例如李慧菊寫的「只有一種樹的森林」談教育的威權控制，李心瑞寫的「都是消基會惹的禍」談民間社會的生機和活力等，我認為從這樣比較批判的角度出發，可以找到那些壓抑生命力的元素，其實也是一種尋找的反思。
我更覆想著趙耀東先生滿頭銀絲和炯炯眼神在座談會時對我說：「至少，我們給了你們富裕和教育吧！」
我記得自己的回答是很感謝上一代給了我們受教育的機會，但是教育卻也給了我知識和能力去反省從前教育制度的問題。
我打算把這部分的思考，放在第三集的「大國民」裡。
十一、土地和水
最近通宵達旦的讀宋澤萊的「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和劉克襄編寫的「橫越福爾摩沙」、「探索家在台灣」，我打算讀完之後要送給今年剛從政大念完中文博士學位的妹妹，她的論文題目是：「左傳晉國建霸君臣言行探討」，她曾經向我抱怨自己對周遭社會溝通之不足，我答應替她買些書，讓她從學術的專精中跳出來重新呼吸這裡的空氣，感受一下這塊土地的歷史脈動。
李經華借了一本有關修拉(Seurat)的書給我看，他說冬山河的感覺很像修拉畫的「阿涅爾的沐浴」，於是我讀了一整晚有關修拉的書。當修拉要完成一幅圖之前，他要反覆練習素描每一個人物可能的姿勢，每一種可能的光影，然後畫出幾種不同形式的畫，從中間找到最後的定稿，那種苦行僧式的畫法令我感動。去看了一場由陳玉慧導演的舞台劇「戲螞蟻」，我們也順便把後台的工作拍攝下來。
天氣漸漸熱了起來，我的工作也愈來愈順，雖然最近海峽兩岸又為了「一國兩制」或「一國兩府」爭
論不休，可是我卻把整個「尋找生命力」的四集劇本大致寫完，保留了一些空間在實地拍攝後增減修改。
我開始讀博蘭尼的「鉅變」，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寫的：
「將土地孤立起來並使之成為一種商品，也許是我們祖先所做過的事中最不可思議的。」
他對於土地的描述，使我又一次從勞動、市場的機能方面去想大自然的問題。
或許，用大自然的四季及山川鳥獸來做為生命力的解釋或者基本形式，會是一種最原始的描述，生命來自水，根植於土地，這是當初我學生物學時的第一個概念。教授花了很多時閒談胚胎如何保持在水中，然後再去適應陸地，這就是生命的誕生，一切必須還原到大自然，想到這兒，我就更清楚未來的架構和敘述方式了。
十二、蘇曉康的台灣印象
和河觴的作者蘇曉康在東區碰面時忽然下起一陣大雨，林啟南駕車載楊孟瑜和我去國聯飯店，臨時去買了兩把傘，蘇曉康和我一人撐一把在雨中聊了起來，我提醒「十月」要紀錄這一段，也許將來可以用上。我希望要的是「完成過程」，不一定要「結果」，「結果」通常都是太主觀而武斷的，甚至不道德的。
蘇曉康穿了條短褲，親切而健談，任何素材經過他都變成理論分析，我把整個影片的結構告訴他，他很詳盡的表達了他的想法。
當我談到台灣是否有條件成為一個公民社會時，他持了相當否定的看法。他認為台灣的民間社會欠缺健康的民間利益集團可以為共同利益爭取權益，也欠缺一個健康的公共領域，媒體不能完全獨立於黨派的控制之外，更欠缺一個完全來自民間，能代表民間力量的政黨。
他建議我去拍濁水溪，他認為從上游至下游、出海口，正好是台灣的歷史。
我們談的很多，包括台灣人不認同自己這塊土地、閩南文化和儒家思想，他認為台灣小劇場那種前衛主義的表現是充滿生命力的，對於證嚴法師的慈濟現象也認為是一種台灣所獨特擁有的宗教力量。
蘇曉康對日據時代日本人對台灣的建設和教育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那是一種奴化教育，不值得肯定。他認為台灣人對美國有一種又愛又恨的情感，曾經依賴它，又被它拋棄，所以很奇特。
做為一個在大陸中原文化蘊育下長成的人，他對台灣的看法，有一種旁觀者的冷靜，但是也因此，有些事物還不夠深入。
他很耽心台灣的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被一再挑起的恩怨，他可能沒有接觸到更年輕的孩子，不過他的憂慮卻也是我的憂慮，我打算在影片中觸碰這種情感。
和蘇曉康長談之後，一切思考更成熟了，我們可以出發去中南部和東部展開進一步的拍攝工作了，能在出發前遇到他，真好。
十三、逃離城市
七月初，外景隊正式出發，沿途訪問一些把工廠蓋在鄉間的商人和一些沒有特定目標的農夫、路人、牧場女主人、天后宮老廟公、餐廳女主人，路線是桃竹苗、彰化線西鄉、埤頭鄉、西螺、台南鹿耳門、高雄加工出口區、沿路廠房、中油、屏東楓港。攝影師小沈是南投草屯人，家裡種田、菸草，一路上他最熟悉路線，車子風塵僕僕的全是灰，當我和他們在花蓮瑞穗鄉會合時，他們每個人都是一副黑著臉累垮的樣子。
農村的人口外流，留下來耕種的都是守著土地的老人，抱怨人工昂貴，靠種田無法過日子，還得兼種菜，老伴做手工，一天最多一百元，而天后宮的老廟公對著外景隊講那個大概已經沒人要聽的鄭成功登陸的歷史故事，進香的人少了，據說是因為很多人在六合彩、大家樂中輸掉了錢，無心再進香了，沒有靈驗的神明他們是不拜的。
符昌鋒顯得很洩氣，他說：
「好像一切都沒人管，找不到什麼振奮人心的事，我很耽心我們找不到生命力……。」
我反而安慰他說：
「只要拍到土地，拍到人，忠實的紀錄他們的生活和想法，就夠了，不要有太多期待。」
唯一安慰的是，一路上拍了很多。山川景色，東海岸太美了－－符昌鋒一直重覆著。
在花蓮、台東一帶，我們拍攝了瑞穗鄉鴻鴻、月惠買的房子、慈濟功德會的靜思精舍和北埔大漢村、秀姑巒溪。其中到靜思精舍時正遇到一個月一次的會員大會，來自各地的朝聖列車把這裡擠得水洩不通，好像身處繁華的台北，攝影機拍到的全是人潮，於是決定選一個安靜的清晨，沒有人潮時再來拍一次。
我一直擠在朝聖的人潮中聽他們講話，很想抓到他們信仰的重點，和目前一般所謂功利色彩和靈驗是否有別。
我們特別注意到那些三跪九叩爬進來的善男信女在面對證嚴法師時，法師會用什麼態度面對人群。
在混亂中，我也努力尋找信仰的道理。
十四、懷舊之旅
七月中我們跟著樂山基金會的一個夏令營去大溪和三峽實地觀察聚落，這個夏令營參加的人都是學生和公務員，還有外國學生，我想拍到的是民間這些尋訪古蹟、回憶歷史的活動，這些都算是一種覺醒意識，過去少有的。
在大溪，我們可以找到清朝建造的古厝，在一片稻田山脈閒，像人間仙境。可是接觸之後卻頗為失望，因為古厝的老人一再抱怨有人來古厝偷拿骨董去賣，而政府只把這些古厝列為古蹟保存，卻沒有更完整的保護法案，使得擁有古厝的人怨氣沖天。古厝四合院的牆上塗滿了日文和日本地圖，也許是日本人在此教育民眾要學習瞭解「祖國」吧。
在大溪鎮和平路上，整條以木器製造為主的店面有著巴洛克式風格，還融合了中國式的龍鳳麒麟的裝飾，加上遷就本地建材的洗石子。我對整個台灣從清朝到日據、光復後的建築風貌產生了興趣，回家後就抱著有關資料研讀。像李乾朗那本「台灣近代建築」提供了我很多靈感。
如果從這樣的基礎出發再去瞭解這十年間忽然出現在台北市或一些鄉間的建築，就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線索，像李祖原、漢光建築事務所使用的傳統語彙－－馬背、斗拱轉化成造形元素，或者像國華人壽大樓和日據時代文藝復興時一些建築有關連性。
台灣一直缺乏一種很安定的環境能主動、自覺去從吸收外來文化而豐富自己的文化，我們接受文化的方式都是被迫而沒有選擇餘地的。不過，現在卻是站在一個歷史的契機上可以比較自覺而主動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東西。
一趟懷舊旅，反而促使我思考的方向更加偏向從歷史和正在發展中的未來之間找到一個因果關係，建築似乎是不錯而具象的例子。
十五、避免異化和失落感
我們去蘆洲藝術學院訪問林懷民時，他正坐在一張破舊的沙發椅上指導一群藝術學院的學生跳「渡海」和「白蛇傳」，起初的訪問有些情緒不穩定，後面鑼鼓喧天，前面林懷民說得很激動。後來林懷民同意到校園中央大榕樹附近再來一次。
符昌鋒說台灣和美國斷交那天他正好在台下看林懷民跳「薪傳」，當時台上、台下汗水和淚水齊飛，真是感人的場面。事隔十二年，又看到這一幕，更年輕的孩子跳著祖先渡海來台的景象，我當場被感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我拍攝過程中第一次被如此觸及心底的感動。
我想起在三峽清水祖師廟前看著滾滾黃沙、嗚咽的河流和炎炎的烈日，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煩躁，兩天後胃炎，整個人進入發燒狀態，有一種無法再做下去的感覺。
見到兩年不見而且把雲門停掉的林懷民，我終於清楚有許多曾經很努力想做什麼的人，目前都徘徊在十字路口上有一種無力感，這樣的時代，要靠什麼才能有信心活下去。
這樣的低潮，一直到我們去了一趟冬山河，全體工作人員都跟著情緒高亢起來，原來只是因為河流整治成功和兩岸美化的印象來此拍攝，結果見到了像苦行僧一般的「象集團工作室」和他們所設計出來的公園，使我改變了最初模糊的觀念。符昌鋒用他學建築的眼光來看這條河流河岸的設計，他興奮極了，駕著車在河岸兩旁跑了幾圈，觀察要如何拍攝這條河，李經華(編按：助理導演)說，他已經「抓狂」了。
李經華在建築系的同學陳永興、劉逸文都在象集團工作了幾年，他們忙著繪圖，只好輪流帶我們去各處看，講解一些設計上的問題。
從整個冬山河的設計上我得到了相當大的啟發，那是一種完全遷就當地人文環境和地理條件而發展出來的東西，很接近一種「人本主義」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而這種東西可以避免我們在歷史發展和現代化過程中異化和失落感，那正是我們要尋找的，在冬山河，我們找到了。符昌鋒介紹我看法國建築師柯布(corb)的書，因為他是象集團的祖師爺。
十六、缺少共同記憶的廢墟
回台北之後似乎有好一段日子都沈睡在冬山河長長的美夢裡，一直沒有醒，我可以心平氣和去面對城市的酷熱和紛亂了。
在冬山河那種舒暢的環境中，我寫了兩首歌－－「水、土地、陽光」和「我們的新天地」，回台北之後便找陳揚(編按：金馬獎配樂)，想把我們從前曾經發展了一半的「盆地邊緣」那些音樂繼續完成，可以變成「尋找台灣生命力」的配樂。
在一個場合遇到夏鑄九(編按：台大城鄉所教授)，他聊到台北市的人為什麼「缺乏共同記憶」乃是因為台北市有三分之二的市民是從其他城鎮鄉村移進來的，而我們也沒有把都市變成「共同的福祉」。他提到台灣的企業很少為三、五年後的投資去設想，因為未來不可知。
「沒有共同的記憶」和「沒有清楚的未來」，其實也是我們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共同的悲哀，我打算把這種感覺放在影片中。
伊拉克占領科威特，中東戰雲密布，台灣股市狂跌，百業更加蕭條，可是卻也有一種瘋狂過後的清冷，惰冷反而使人安靜，有利於思考。
拍攝的計畫隨著我劇本的一再修改而顯得有些混亂。符昌鋒一直不忘記一個畫面：在社子島訪問時，看到一個孩子在狹窄的巷裡跳繩，於是他設計了一場在廢墟跳繩的戲，還要製造一種下雨後滴水的殘破氣氛，紀錄片的純粹形式逐漸有些轉移成非劇情片的電影手法。
我去了一趟鶯歌，搭火車從板橋、樹林、山佳這一線看下去，沿路全是灰黑的房舍，黑得油亮的河流，我感到一種廢墟的危機，打算在最後一集用到這種意象。
生命力也可以是悲劇而低調的，只是這樣的生命力，有多少人可以感動而共鳴？
十七、盲動而疏離的生命力
遠見在亞都飯店開了一場「尋找台灣生命力」的座談會，由吳伯雄、朱高正和我來主講，我負責用幻燈片做為開始的解說。由於時間倉促，我挑的幻燈片只集中在前面中正紀念堂示威、冬山河和靜思精舍、東海岸的部分。
據說有人聽完很感動，理由是在目前這種氣氛下，竟然還有一群人在尋找台灣生命力。可是也有人問我，怎麼沒有勞工的身影出現在畫面中，這些都給了我鼓舞和提醒。
朱高正說生命力是盲目而衝勵的，是隱含一種悲劇性的。朱高正組新黨而頻頻遭到別人鬧場，他似乎正面臨人生最大的一次挑戰。
我覺得從他個人身上有一種奇特而屬於台灣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那種理性而悲劇的性格吧，我們單獨又採訪他，要他談中產階級和民間可以發展的空間，這部分是第三集「大國民」的內容。
之後，我們又去中研院走訪蕭新煌，向他請教有關解嚴前後的社會運動。見到中研院的民族所建築物那種用大塊幾何體和閩南村落的結合，學建築的李經華忍不住評論了一番。
蕭新煌給了我一份他在「中國論壇」剛發表的文章：「解嚴後社會與國家關係的重組」，我覺得受益匪淺。在訪問他之前，我已讀過了他主編的那本「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民間社會」和「公民國家」這樣的題目，在台灣是很難說清楚的。不過，也因為太學術了些，缺少影像上的主要元素，所以才想到用「森林」來貫穿這部分。
目前唯一要解決的是森林、教育、國民國家的形成、社會運動之間的相關性，否則就有些格格不入的感覺。
事實上，我最懷疑的，仍然是現存在我們社會中，找不到一種明顯的共同利益和目標把真正的民意反應出來，如果從這樣很疏離的觀點出發，第三集是很難說服人的。
十八、台灣獼猴的意象
楊希颱風過後，農作物損失慘重，我急著到處打電話找拍攝台灣獼猴紀錄片的劉燕明，我在一九八七年曾見過楊憲宏在聯合報副刊撰文介紹過這個怪人，那時候他正在淡水河拍攝候鳥。
從拍攝民俗紀錄片，到拍攝台灣候鳥，再到現在的台灣獼猴－－一種從中國大陸遷移來台灣，而大陸本身卻已絕種的靈長目、獼猴科動物，劉燕明這種轉變使我大感興趣。如果把他的這種孤獨和執著，加上被他所紀錄的對象所代表的象徵意義，正好放在第四集「沖積平原」中「廢墟」的後面，這樣「沖積平原」就更豐富了。
我為我的發現感到興奮。
劉燕明同意接受訪問，我的工作又向前跨了一段。
當初符昌鋒認為第四集「沖積平原」的批判性不夠，可能太過樂觀了，希望能加強批判性，於是我便大大的修改了這一部分的結構。打算從台灣陸沈的危機開始，加上一段對一組年輕人的追蹤訪問，還有台灣會成為廢墟的警告，一般人對日本人曾經登陸的鹽寮海水浴場這段歷史的無知……等，把這些屬於和沖積平原對立的現象分別放在美術三百年及侯孝賢的電影、林懷民的舞蹈中所表現的文化累積之間，造成建造和毀滅之間的辯證過程；加上台灣獼猴的象徵意義，整個結構更趨完整。
十九、尋找黑暗森林的心
我一直很耽心第三部分「小島上的大國民」，我們拍了很多東西，包括商人、計程車司機、民間的基金會、森林小學，也訪問了很多人，像石滋宜、朱高正、蕭新煌、吳靜吉、許博允、陳清枝……，甚至我早已把這段的主題曲都寫好了－－「十七年蟬」，我滿腦子都是森林、教育、大國民、社會運動、人民的力量、中產階級，我希望能拍到八月二十五日蝸牛族重返忠孝東路的過程後再來整理，整段結構有些亂。
我又翻出了過去人間雜誌連續兩期賴春標報導及拍攝的「保護台灣原始森林」，重讀之後依舊令人心驚，很想找到賴春標。從原始森林的生態開始，然後再進入森林小學談整個教育體制，然後又想到台灣的民主可以用蟬的不完全變態來比喻，許多畫面就呼之欲出了。
我大概可以把這部分重新整理出新的構想，於是動手把這段的結尾先寫了：「大國民和蟬」，我確定了這一部分的理念，並且決定把「小島上的大國民」改成「尋找黑暗森林的心」。
這樣或許可以解決符昌鋒所耽心的影像上的大問題。
從各種跡象顯示社會運動在經過一番沈寂之後也許會重新出發，但是遇上了民眾普遍對社會秩序、安定的要求及經濟不景氣，可能他們所能得到的資源將減少。無殼蝸牛重返忠孝東路，警察動員的似乎比遊行的人還多，氣氛很緊張，實在沒道理。如果對付這樣用理性、幽默的抗爭團體都還不能心平氣和，那麼往後更激烈的抗爭呢？社會運動不應該是毒蛇猛獸、洪水災禍，我不放棄在第三部分談這個問題，雖然時機並不完全對。
我不能考慮時機，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投機，我必須對自己的認知負責。
二十、決定訪問陸正的爸爸
八月底，符昌鋒終於開始剪接，並且把第一部分的開場十分鐘剪好，他遇到了一個瓶頸－－如何處理那些被訪問的人，在整個影片風格上，他面臨最大的考驗。
一開場的十一分鐘的確是充滿強烈映象和低氣壓的，剪接師文黛琦說她剪完後好想跳樓，因為有一種被逼得喘不過氣來的感覺，我自己也被嚇到了－－那些是我想要的嗎？
是的，我想這種風格及氣氛是誠實的，我覺得符昌鋒抓到了那種感覺，於是我又有了新的靈感。和符昌鋒討論後，決定在這個段落之後立刻加入在街頭遇上「河觴」作者蘇曉康的那一段，我們找到了一個外來者，使原本濃得化不開的悲調得以提升和轉化。
符昌鋒對地球日那天的影片感到不滿意，當他遇到不滿意的影像似乎就提不起勁往下剪，這是他的個性，我非常耽心還剩下的一百八十多分鐘。他幾乎是用處理廣告片幾秒鐘的那種精確度在工作，而時間似乎不允許他這樣的速度。
我想到遠見雜誌曾經有一篇有關陸正的父親陸晉德在世界地球日那天親手種樹的報導，印象深刻，而且感到悲慘。可是我卻忽然想到，如果把這種悲慘加在世界地球日這一段，會使得地球日的意義有了精神重心；一種在悲悽中堅強起來有如發下悲願的生命力 我立刻打電話給符昌鋒，他聽完感到可以繼續做下去了。
李經華和陸先生聯絡，起初他不肯，理由是不想太標榜這種事，後來李經華唸了一段我寫好的文字，他勉強同意。
九月一日，外景小組在赴新竹途中遇大雨只好折回，第二天，再出發完成了採訪。我和符導談到處理方式，希望不要因為處理不慎反而是對這件悲劇事件的再剝削。
悲劇中所展現的生命力往往是更強韌而深刻的。
二十一、反省需要包裝嗎？
「大地驚蟄」剪接完成後，我重新修改旁白，把前面剛開始的幾個比較長的描述寫得接近原始的構想，例如「文明與進步」的問題和為什麼台灣會保持很長的無政府狀態的原因。
拍完了蝸牛族重返忠孝東路的活動之後，外景隊又出發去中、南部拍攝嘉義新港的新港基金會和因為地層下陷而被海水倒灌的屏東佳冬。
我參加了一個有關廣告的座談會，遇到了陳映真，聊起剛剛才停刊的首都早報和他苦撐四年多的人間雜誌，有種說不出來的感慨。
我們這部影片中，除了第一個太陽升起的鏡頭之後，便是書桌上擺放著一份「首都早報」的鏡頭，影片還沒拍完，報紙就停了，台灣的一切變動真快，快到今我不斷要檢討修改增刪這部影片內容。
想到陳映真在一個訪問中所說的話：
「……我們在戒嚴的長久歷史中完全放棄了抵抗的思考、研究、學習和進步……台灣解嚴後，不但沒有與戒嚴時代思維、文化針鋒相對的進步的、激進的、批判的、改造的東西，反而呈現了保守主義、親美(日)主義、反民族主義……等等的內面化和體制化。」
我能在這部影片中放進很進步而批判的東西嗎？我有這樣的能耐嗎？電視媒體能接受嗎？我能否把很誠實的感覺透過資本主義體制下的廣告手法達到一種傳播和共鳴？
而我認為應該反省的，會不會是另外一種很專斷式的思考呢？
人間雜誌和文星雜誌相繼停刊之後，我會想到市場的問題，難道連真誠的反省和嚴肅的批判也得透過強大的商品包裝和行銷策略才能賣出去嗎？那是不是一種「顛覆」呢？
陳映真、瞿海源、林俊義這一代的知識分子的包袱比我們還重，遇到他們我總有些心虛。
二十二、加強土地上的勞動者
九月十一日外景隊第三度去冬山河，除了訪問陳定南，同時再補拍幾個鏡頭。
第二集「我們順著河流找希望」裡面，我把冬山河的部分又再細分成四部分：「彷彿看到修拉的畫」、「船伕和漁民的對話」、「河流與堤岸的關係」、「人文主義的苦行僧」，分別觸及幾個有關生命力的線索：像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國家之間的許諾；還有台灣如何由原本應該是海洋性格的小島變成附庸的邊陸之地，但是卻也因此有了發展的歷史契機；另外也重新反省什麼才是屬於台灣本土的文化，從建築設計來切入這個問題。
除了冬山河，這部分還放進了有關馬偕醫生當年在平埔族的村落所種植的三株橄欖樹，勾起一些歷史中虔誠的生命故事。
剩下的部分就是廣大西部平原和南部的採訪了，這一段路程我沒有去，除了看外景隊拍回來的影片外，楊孟瑜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她把七月三日至七月六日那段行程很詳細的記下來給我參考，這部分對我是很大的挑戰，我試著想把人與土地的關係，還有勞動的力量在這些畫面中組合起來。
經過組合後，和最早的構想有了很大差別，我們加強了土地上那些勞動的人，包括農民、牧場女主人、工人的身影和訪談，最後以台南鹿耳門的天后宮談到民間信仰，再接到「慈濟現象」，把一切再回歸到現在人們對基本人性的渴求。
這樣由水和土地各占一半的篇幅，是我當初一直沒想到的，在最後剪接時，這些都被很自然的整理出來了。
整理至此，發現農、漁、牧、工都拍到了，有一種人，是最多的，也是最可能看我們這部影集的人，卻獨獨漏了，那就是中產階級。於是大夥討論後，決定立刻出發去拍一些東區上班大樓內的活動。
二十三、由失落到解脫
愈接近完工，壓力愈大，總是覺得還有許多地方沒看到，還有很多知識不足，但是影片要播出的時間卻是無法再延，於是我在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二時三十分，寫完最後一部分稿子，立刻傳真給正在日夜剪接收尾的符昌鋒。
由於各方面的意見開始匯集到我這兒，使我在最後關頭再次考驗自己的判斷力和做一些抉擇。同時我再去查資料，把台灣的移民史和整個中國的移民史做比較，想把台灣放在一個更大的歷史和地理空間去思考。
這種思考是令人焦慮不安的，我在最後關頭要讓自己的觀點不要落入一種「統獨之爭」的框架內，因為我不認為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上，可以解決這個難題。這兩百分鐘的影片只想表達屬於我們這一群戰後出生在台灣的人對台灣的看法，對於不是我們可以立刻解決的問題，就把它留給時間和歷史吧，「統獨之爭」總是讓我們這一代在談話時有太多的感傷和憤怒。
符昌鋒在剪接時所考慮的是影像、圖象和情緒的整體感動，從他剪接回來的作品中，我又重新修改旁白。到了十月五日，我把全部影片的旁白做了最後一次的修正，原來那種強大的失落感忽然一掃而空，我快樂得有些控制不住，一直想唱歌，那是一種解脫。
我一直試著用一種很自由的形式去突破過去那種充滿威權教誨式的影片，我讓我們的「工作過程」也拍人到影片中，目的就是要打破由上而下的「告誡體」。在各種觀念上，我是非常主觀的；但是在形式上，我儘量保持客觀，相信對觀賞的人而言，也是一次重大考驗。
我的全家人，包括妻子、兒女都投入這部影片中，跟著我度過了漫長的、每天三餐都要聽我敘述「生命力」的痛苦日子，感謝「遠見」和「十月」那群熱心的伙伴支撐我寫完全部的劇本，而沒有中途放棄，如今，我只想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