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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和的人,不能辦報?-胡適當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文 / 張作錦    
199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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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和的人,不能辦報?-胡適當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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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

「高夢旦先生來京,今天來談。他很勸我不要辦報。他在上海時,與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三位談及此事,都不贊成我辦報。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叔通還說我太和平了,不配辦報。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

胡適的這一部分早年日記,不久前在大陸發現,並輯印成書,不知在台灣曾流傳否?作為一個現役新聞記者,讀了這段記載,內心頗為感傷。大陸無真正的報紙,固不論矣!就是在今天的台灣,一個性格、態度平和的人,好像仍舊不適合辦報。從民國十一年到七十九年,時光幾乎相隔了七十年,我們的記者和讀者究竟進步了多少?

台灣解嚴後,報紙從三十幾家陡增到一百多家。大家本引領以望中國新聞事業發皇時代的來臨,但不旋踵間,一向扮演批評角色的新聞界,猛然已置身社會各階層的激烈抨擊中。正如「天下」雜誌最近一期檢討新聞界的文章所說:「報紙身陷批判火網」。

炮聲隆隆,作為在火網交集下的一名新聞從業人員,不能不深自反思,我們新聞界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依我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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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90 / 09 月號

第051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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