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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和的人,不能辦報?-胡適當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張作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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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作錦

1990-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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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和的人,不能辦報?-胡適當年的問題,今天仍然存在?
 

本文出自 1990 / 9月號雜誌 第051期遠見雜誌

胡適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

「高夢旦先生來京,今天來談。他很勸我不要辦報。他在上海時,與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三位談及此事,都不贊成我辦報。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叔通還說我太和平了,不配辦報。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

胡適的這一部分早年日記,不久前在大陸發現,並輯印成書,不知在台灣曾流傳否?作為一個現役新聞記者,讀了這段記載,內心頗為感傷。大陸無真正的報紙,固不論矣!就是在今天的台灣,一個性格、態度平和的人,好像仍舊不適合辦報。從民國十一年到七十九年,時光幾乎相隔了七十年,我們的記者和讀者究竟進步了多少?

台灣解嚴後,報紙從三十幾家陡增到一百多家。大家本引領以望中國新聞事業發皇時代的來臨,但不旋踵間,一向扮演批評角色的新聞界,猛然已置身社會各階層的激烈抨擊中。正如「天下」雜誌最近一期檢討新聞界的文章所說:「報紙身陷批判火網」。

炮聲隆隆,作為在火網交集下的一名新聞從業人員,不能不深自反思,我們新聞界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依我的觀察:

反權威成了時尚

第一、報紙在長期的政治壓抑下,隨著專權體制的崩解得到發洩的機會。反權威成了當前報業前進的動力,甚至成了時尚。凡權威一律反對之。政府、首長、社會領袖和典章、制度,都是權威的象徵,所以不管對錯是非、善惡好壞,儘量出之以否定的態度,免得被人譏為保守落伍。我們以自由言論戕害了言論自由,秩序、倫常等價值系統找不到定位,欲社會不亂,豈可得乎?

第二、新報需要生存空間,舊報需要鞏固地盤,大家全力爭奪這塊有限的市場大餅,什麼社會責任,什麼報業規範,都成了可笑的高調。看看某些報紙明示暗諷的「明牌」,看看各種「政治內幕」,看看對議會和街頭暴力多所鼓動的報導,看看琳琅滿目的密醫、應召女和香菸廣告,耍說我們的新聞界還能代表「第四權」,對社會產生守望和引導的功能,那不是太厚顏欺人了嗎?

第三、新聞報導追求的最高標準是忠實,評論的最高準則是客觀。忠實和客觀不會憑空而來,首先要記者立場的超然。但是這兩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如洪流翻滾,不僅驚心動魄,而且席捲一切。新聞界很多人把持不住,捲入了政爭的漩渦。

政爭分兩方面,一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爭,有的人無條件的維護執政黨,有的人則溺愛式的支持在野黨。前者延緩了執政黨的改革進步,導致了憲政危機,後者則使在野黨難以發現自己的缺點,使其尚未執政即開始墮落,均非國家民主政治之福。

成不正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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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的另一發展是執政黨的內鬥。「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在新聞界各有支持者。不僅陷於「擁護」和「打倒」的公式,而且有明顯的挑撥煽火行為。大半年來,政局不安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報業豈能說沒有道義責任?

第四、新聞界的剛愎與私心也今人印象深刻。報紙常自視為輿論的代表,評斷問題,臧否人物,無不勇於發言,但是社會批評報紙的聲音,多半無從表達,而且也少見報界有何積極回應。

這種自滿很容易流於自私--凡是和我不一致的都是我不能接受的。顯著的例證之一,是某些報紙對郝柏村的態度。

郝柏村組閣,我個人基本上不贊成。以軍人主持行政部門,與台灣的民主進程不符,而且有軍人干政的危險。但是閣揆的提名權在總統,同意權在立法院,當這些法定程序都完成了,我們只有接受,但嚴格監督他把事情做好。他犯了錯,我們批評他,做對了則支持鼓勵。但是有些報紙不管他做對了做錯了總是每天罵他,必去之而後快,這就是有私心。這些人反對郝柏村時說是基於民意,可是當民意調查他得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持時,卻又在字裡行間暗示人民的心智不夠成熟。這樣的報業,和新聞記者的工作信條是不能統一的。

新聞界這些內在的缺點和外在的行為失當,具體表現在「口不擇言」上。凡是最刻薄的話,最粗魯的話,最不禮貌的話,最傷人的話,最不公道的話,最不負責任的話,都曾大量出現在報紙上。報紙成了言詞激烈程度的競技場,溫和平衡的報紙反而成了異數。讀者辛辣東西吃得多了,不僅口味,連性格也跟著變了。不正常的新聞界激成了不正常的社會,這就是當前的報業受人詬病的地方。

容忍比自由重要

胡適的朋友認為他「太和平了,不配辦報」。將近七十年後,看看今天的台灣,一個太和平的人,似乎仍不宜辦報。

民國十一年,軍閥橫行,壓抑所有的輿論,太平和的聲音,不足以抗爭,不能引起注意;今天,言論自由的束縛幾已全部解除,可是報紙的聲音仍然必須激烈,不這樣就壓不倒其他激烈的聲音,使自己出人頭地。兩個時代的病情不同,但病癥卻一模一樣,歷史真會作弄和嘲諷我們。

但是太和平的人真的不能辦報嗎?

胡適和他朋友口裡的「報」,是廣義的「報刊」,胡適並未聽他們的勸告,他先後創辦和參與工作的,有「新青年」、「獨立評論」、「每週評論」、「努力」和「讀書雜誌」等等,他就用他朋友們「指責」的「和平」的態度為國家和同胞的利益講話。苦口婆心,義正辭婉。

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三日他還告訴他的秘書胡頌平說:「寫文章的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晚年他也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要大家節制使用自由。

但是,歷史留下了胡適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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