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
「高夢旦先生來京，今天來談。他很勸我不要辦報。他在上海時，與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三位談及此事，都不贊成我辦報。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叔通還說我太和平了，不配辦報。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
胡適的這一部分早年日記，不久前在大陸發現，並輯印成書，不知在台灣曾流傳否？作為一個現役新聞記者，讀了這段記載，內心頗為感傷。大陸無真正的報紙，固不論矣！就是在今天的台灣，一個性格、態度平和的人，好像仍舊不適合辦報。從民國十一年到七十九年，時光幾乎相隔了七十年，我們的記者和讀者究竟進步了多少？
台灣解嚴後，報紙從三十幾家陡增到一百多家。大家本引領以望中國新聞事業發皇時代的來臨，但不旋踵間，一向扮演批評角色的新聞界，猛然已置身社會各階層的激烈抨擊中。正如「天下」雜誌最近一期檢討新聞界的文章所說：「報紙身陷批判火網」。
炮聲隆隆，作為在火網交集下的一名新聞從業人員，不能不深自反思，我們新聞界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依我的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