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民國十一年二月七日的日記：
「高夢旦先生來京，今天來談。他很勸我不要辦報。他在上海時，與王雲五、張菊生、陳叔通三位談及此事，都不贊成我辦報。他們都說我應該專心著書，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辦報是下策。叔通還說我太和平了，不配辦報。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謝，但是我實在忍不住了。我等了兩年多，希望國內有人出來做這種事業，辦一個公開的、正誼的好報，但是我始終失望了。」
胡適的這一部分早年日記，不久前在大陸發現，並輯印成書，不知在台灣曾流傳否？作為一個現役新聞記者，讀了這段記載，內心頗為感傷。大陸無真正的報紙，固不論矣！就是在今天的台灣，一個性格、態度平和的人，好像仍舊不適合辦報。從民國十一年到七十九年，時光幾乎相隔了七十年，我們的記者和讀者究竟進步了多少？
台灣解嚴後，報紙從三十幾家陡增到一百多家。大家本引領以望中國新聞事業發皇時代的來臨，但不旋踵間，一向扮演批評角色的新聞界，猛然已置身社會各階層的激烈抨擊中。正如「天下」雜誌最近一期檢討新聞界的文章所說：「報紙身陷批判火網」。
炮聲隆隆，作為在火網交集下的一名新聞從業人員，不能不深自反思，我們新聞界究竟出了什麼差錯？依我的觀察：
反權威成了時尚
第一、報紙在長期的政治壓抑下，隨著專權體制的崩解得到發洩的機會。反權威成了當前報業前進的動力，甚至成了時尚。凡權威一律反對之。政府、首長、社會領袖和典章、制度，都是權威的象徵，所以不管對錯是非、善惡好壞，儘量出之以否定的態度，免得被人譏為保守落伍。我們以自由言論戕害了言論自由，秩序、倫常等價值系統找不到定位，欲社會不亂，豈可得乎？
第二、新報需要生存空間，舊報需要鞏固地盤，大家全力爭奪這塊有限的市場大餅，什麼社會責任，什麼報業規範，都成了可笑的高調。看看某些報紙明示暗諷的「明牌」，看看各種「政治內幕」，看看對議會和街頭暴力多所鼓動的報導，看看琳琅滿目的密醫、應召女和香菸廣告，耍說我們的新聞界還能代表「第四權」，對社會產生守望和引導的功能，那不是太厚顏欺人了嗎？
第三、新聞報導追求的最高標準是忠實，評論的最高準則是客觀。忠實和客觀不會憑空而來，首先要記者立場的超然。但是這兩年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如洪流翻滾，不僅驚心動魄，而且席捲一切。新聞界很多人把持不住，捲入了政爭的漩渦。
政爭分兩方面，一是執政黨與在野黨之爭，有的人無條件的維護執政黨，有的人則溺愛式的支持在野黨。前者延緩了執政黨的改革進步，導致了憲政危機，後者則使在野黨難以發現自己的缺點，使其尚未執政即開始墮落，均非國家民主政治之福。
激
成不正常社會
政爭的另一發展是執政黨的內鬥。「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在新聞界各有支持者。不僅陷於「擁護」和「打倒」的公式，而且有明顯的挑撥煽火行為。大半年來，政局不安所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報業豈能說沒有道義責任？
第四、新聞界的剛愎與私心也今人印象深刻。報紙常自視為輿論的代表，評斷問題，臧否人物，無不勇於發言，但是社會批評報紙的聲音，多半無從表達，而且也少見報界有何積極回應。
這種自滿很容易流於自私－－凡是和我不一致的都是我不能接受的。顯著的例證之一，是某些報紙對郝柏村的態度。
郝柏村組閣，我個人基本上不贊成。以軍人主持行政部門，與台灣的民主進程不符，而且有軍人干政的危險。但是閣揆的提名權在總統，同意權在立法院，當這些法定程序都完成了，我們只有接受，但嚴格監督他把事情做好。他犯了錯，我們批評他，做對了則支持鼓勵。但是有些報紙不管他做對了做錯了總是每天罵他，必去之而後快，這就是有私心。這些人反對郝柏村時說是基於民意，可是當民意調查他得到百分之七十以上的支持時，卻又在字裡行間暗示人民的心智不夠成熟。這樣的報業，和新聞記者的工作信條是不能統一的。
新聞界這些內在的缺點和外在的行為失當，具體表現在「口不擇言」上。凡是最刻薄的話，最粗魯的話，最不禮貌的話，最傷人的話，最不公道的話，最不負責任的話，都曾大量出現在報紙上。報紙成了言詞激烈程度的競技場，溫和平衡的報紙反而成了異數。讀者辛辣東西吃得多了，不僅口味，連性格也跟著變了。不正常的新聞界激成了不正常的社會，這就是當前的報業受人詬病的地方。
容忍比自由重要
胡適的朋友認為他「太和平了，不配辦報」。將近七十年後，看看今天的台灣，一個太和平的人，似乎仍不宜辦報。
民國十一年，軍閥橫行，壓抑所有的輿論，太平和的聲音，不足以抗爭，不能引起注意；今天，言論自由的束縛幾已全部解除，可是報紙的聲音仍然必須激烈，不這樣就壓不倒其他激烈的聲音，使自己出人頭地。兩個時代的病情不同，但病癥卻一模一樣，歷史真會作弄和嘲諷我們。
但是太和平的人真的不能辦報嗎？
胡適和他朋友口裡的「報」，是廣義的「報刊」，胡適並未聽他們的勸告，他先後創辦和參與工作的，有「新青年」、「獨立評論」、「每週評論」、「努力」和「讀書雜誌」等等，他就用他朋友們「指責」的「和平」的態度為國家和同胞的利益講話。苦口婆心，義正辭婉。
民國五十年一月十三日他還告訴他的秘書胡頌平說：「寫文章的態度要嚴正，切不可流於輕薄。」晚年他也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要大家節制使用自由。
但是，歷史留下了胡適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