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過後，社會改革將是大陸新任領導人無法迴避的「重中之重」。過去十年，中國大陸經濟快速發展，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間，從環境汙染、貧富差距、城鄉差距、通貨膨漲、拆遷問題、官員貪腐、到看病難、讀書難、就業難，這些社會原本難解習題更加惡化。
「中國貧富差距正在進一步擴大，逼近社會容忍線，」9月中旬，中國首部《社會管理藍皮書——中國社會管理創新報告》發布指出，大陸的社會系統性風險不斷增加。
經濟發展破壞環境擴大衝突
「有錢的愈來愈有錢，沒錢的愈來愈沒錢，」報告分析，資本市場的火熱表現，強化了資本財富的累積效應；而且，資本與土地、資源之間的互相拉升，不僅破壞環境，也加劇了貧富差距。最近，一起大型環保抗爭運動又發生了。距離寧波市約30公里外的鎮海區澥浦鎮內，中石化鎮海煉化分公司準備擴建煉化一體化工程，包括PX（對二甲苯）項目，但遭到附近居民強烈反對。
「廈門、大連不要的東西，為什麼我們要？」從10月下旬起，當地居民陸續上街抗議，結果26日下午五點多，場面失控，近100名民眾將石頭、磚塊丟向民警，最後警員只好採取強制措施驅散民眾，並當場扣留51人。但民眾並不因此停止抗爭，最終10月28日，寧波巿政府只好終止PX工程，事情才告一段落。
稍早，6月29日，四川德陽什邡市首個百億級投資專案，宏達鉬銅多金屬資源深加工工程舉行開工典禮，隨即引起當地民眾憂慮巨大環境汙染。沒想到，居民抗議加劇，進而發生流血衝突；最終，工程開工不久，被迫停工。什邡巿府承諾，環評不過關，不同意投產。
20多天後，江蘇省南通巿轄下的啟東巿也上演類似戲碼。日本王子造紙廠位於南通巿的工廠，計劃興建一條排汙水管，每天從啟東排入黃海15萬噸廢水。 這些都非個案。2005年以前，中共每年都會發布群眾抗爭統計數字。1994年，群體抗爭事件約一萬多件，2003年已達6萬多件。
再到2005年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活動，約有9.6萬件，平均一天263件，全年超過820萬人次參加。
一年18多萬起抗議事件
但耐人尋味的是，「從2006年起，大陸官方就不再公布這些數字了，」長期研究大陸社會運動，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副教授王信賢觀察。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孫立平估計，2010年大陸一共發生18多萬起抗議事件，平均一天500多起，社會動盪加劇。更進一步分析，經濟愈發達地區，抗爭件數愈多。「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社會變遷，是高頻率抗爭發生的主因，」王信賢蒐集2007至2011年各大媒體資料發現，廣東省第一，占比19.2％。
抗爭事由主要來自工人，占比24.2％、其次反對暴力拆遷的農民運動21.7％；城巿業主、白領不滿比例也有17.1％。只是，面對層出不窮的抗爭事件，大陸多以防堵因應，並未真正解決問題，使民怨愈來愈深。「鎮壓47.9％、漠視或無結果35.3％，協調只占16.8％，」王信賢研究，大陸地方政府「怕事」，導致「先鎮壓再說」；同時體制本身「一把手負責制」，「一把手」可以調動所有行政區內的資源。
維穩預算竟大於國防預算
大陸維穩預算不斷增加，甚至2011年更高於國防預算。2011年公共安全支出預算6244.21億元人民幣（以下同），首次高於國防6011.56億元；2012年維穩預算增至7017 .63億元，同樣高於國防6702 .74億元。但官方否認。2012年4月下旬，山東省維權律師陳光誠，從家鄉逃出當地官方監視後透露，就他了解，花在他身上的維穩經費，五年前就是3000萬人民幣，現在幾個3000萬都不止。
但過去圍堵方式已遇瓶頸。因為網路、微博快速發展，官方不再容易完全管控。 2012年8月24日清晨，通車不到一年的哈爾濱一處高架橋匝道坍塌，100多公尺橋面幾乎脫離引橋，車輛翻覆造成3死5傷。不到半天時間，網民透過微博傳播，消息傳遍全大陸。即使大陸官方想要封鎖，也來不及。
什邡、啟東、寧波環保事件，就有不少90後（1990年以後出生），透過微博聯繫，進而走上街頭。「為了什邡人民，我們可以犧牲，我們是90後，」在什邡巿區建築物外牆，清楚寫著。
和80後不同的是，大陸90後更加關心社會。
中國大陸改革希望在「90後」
一方面，90後多是獨生子女，備受父母關愛，從小就和電腦、網路為伍，也時常「翻牆」獲取海外資訊。另一方面，大陸改革開放多年，多數資源掌握在少數人手中，90後為了自身發展，更關注政治、社會改革。「中國大陸改革希望在90後，」台灣清華大學客座助理教授王丹認同地說，這些新一代從小家境優渥，更會追求自己夢想，而非只為了溫飽。
時代不同，大陸當局也意識到這個轉變；但在現今大陸法治無法獨立的現實下，目前解方是採取中央監督地方的解決之道。2011年烏坎事件爆發，村、鎮、巿的處理方式是鎮壓，引發流血衝突。最後是在廣東省政府直接介入，由廣東省委副書記朱明國帶頭成立工作小組，才獲解決。
大陸民眾對於各級政府的信任度也出現差異。「政府層級愈低，愈不受人民信任，」政治大學東亞所長寇健文分析，從高到低位，每一級政府都是一道防火牆。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教授李連江做過一份調查顯示，大陸人民信任中央領導的比例高達85.1％，遠高於信任省領導的76.2％、以及縣巿領導的67.1％。 2011年，中央試圖改變以往壓制、被動反應處理模式，轉為疏導，順勢推出「社會管理創新」政策，陸續在各地試點。
中共從「壓制」改為「疏導」
近期，大陸中央現正降低公安系統地位。大陸已有20多個省區的公安廳（局）長，不再由政法委書記兼任；18大期間，各地政治局常務委員換屆，政法委書記、軍方均不入常。外界分析認為，這是意在削弱政法委權力。
社會組織培育力道也在加大。從2012年開始，上海推出政府購買服務方式，探索透過自律承諾制，試行社會組織直接登記管理，實現專業社工在教育、衛生、企業、農村等領域的突破。「面對社會問題，中共採行聯邦主義，」芝加哥大學社會系終身教授趙鼎新分析，只要地方能夠合法、合理解決，中央愈來愈不干涉。
但改革不易，201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在《求是》雜誌撰文「防止落入所謂『公民社會』陷阱」指出，培育、發展社會組織，必須制定規範，事先設好安全閥，防止別有用心的社會組織繁殖起來。
目前為止，大陸民眾的社會參與也不足。王信賢分析，社會創新原是政府、企業、NGO、和普通公民，在公共參與機制下，跨界合作。但在大陸，礙於黨國體制主導，社會組織及公民個人參與，並未受到足夠支持。
雖然90後聲音逐漸出來，但近年抗爭群眾仍以中下階層為主，也是一大難題。 政治大學王信賢分析，目前大陸抗爭，中產階級比例僅占20％左右，大多數仍是農民工等中下階層發起，加上多為突發事件，民間力量難以有效組織運用。18大後，未來十年，大陸社會改革能否順利？人民生活能否幸福？挑戰仍然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