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不夠開放的社會,如果你主動爭取什麼,最後的結果就是自我毀滅,」經建會主委錢復,論及我國的社會觀念和官場文化,語驚四座。
閣揆人選爆出冷門。過去兩年,被許多人視作沈潛在經建會蓄勢待發的錢復,雖然引擎已動,車身已熱,終究無緣就此踩下油門,直登閣揆。
據一位行政院高級官員透露,當年李總統確有積極栽培錢復之意,但「政治隨時會變,誰也不能篤定在這兒做多久之後再到那兒。」
在公開場合,熟稔官場倫理,力持言辭有分的錢復,表現出進退無掛於心。「每回我接新職務,都不願放棄當時的工作。」私底下,他卻數度向友人透露,最屬意的是再度外放做大使,接受挑戰。相對於外界期望他有朝一日組閣,這位自稱「別人說我好話、我拍人馬屁,都會臉紅」的政壇才子,似乎另有內心世界。
知識貴族學台語
駐美五年半,展現過人長才,曾受杜爾參議員推許為「新型工業化和民主化的中華民國社會象徵」,錢復一直被視為外交部長,進而行政院長的理想人選。不再續任的行政院長李煥,曾向李總統提出未來閣揆的建議名單,錢復在列;甚至有位財經界元老,將蔣經國先生當年在經合會歷練的過程,比作錢復的模式。
縱然行政院長一職未如預期地由中生代出任,錢復在政界同輩中,仍是閃耀的一顆星。
他回憶當年在華府初接到經建會新職命令時,「像個著急得不得了的經濟小學生,」離美前專程請見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求教。在經建會勤勤懇懇近兩年,「學到了在外交界三十年、五十年都學不了的專業知識,」錢復就如安裝了政經雙翼的飛機,裝備得更完整,更有自信;經建會一位主管也形容他「已不是生手了。」
談起話來思路清晰,從容不迫,間或以一兩句優雅而精確的英文表達微妙或強烈的語意,錢復知識貴族的氣質流露無遺。
而事實上,經建會的工作,使習於戴著領結、端著酒杯,周旋在華府名流之間的錢復,開始練台語,學習接近這塊土地。他隨李總統到花東、澎湖訪問;為瞭解缺水問題,私下走訪中南部,發現「在同一個島上,居然有人生活得這麼苦,這麼差勁,」決心設法解決。
「除了修習財經學分,經建會對錢復是很好的養望之地,」一位財經教授指出。在菁英薈萃的經建委員會中,部會首長各擅勝場,但錢復是「頭頭」,日久自會培養出領袖氣勢。
不過,一位接近經建會的人士也不諱言,財經首長目前「各不甩各的,每個人都自以為能通天。」錢復為了折衝協調,也得「經常私下探詢李總統對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說了什麼。」
錢復的一位同僚觀察,經過駐美多年的磨鍊,錢復的銳氣雖然仍像掩不住的「口袋裡的錐子」,「脾氣已好多了。」而幸運的是,當經濟部長陳履安為環保抗爭、企業出走等事焦頭爛額,財政部長郭婉容因證交稅爭議而傷痕累累,錢復得以避在經建幕僚單位,倖免於波及。更有熟識他的人士指出,在目前情勢詭譎的高層政壇中,錢復能在各勢力間巧妙維持平衡,「是他聰明的地方。」
無怪乎一位負責經建會路線的記者說:「經建會的地位往下走,錢復的行情卻往上爬。」
錢復的聰明才具無人置疑。一位經建會人士將他與尹仲容、李國鼎相提並論,「閱讀快又多,記憶力強,反應快,事情講一半他就瞭解了。」他駐美時一位得力幹部神采煥發地回憶他的領導魅力:「我們寫的報告如果他認為有價值,會加上雙圈,影印一份詳讀,所有同仁都以拿了雙圈為榮。」
我們有高山
視野遼闊,他習於凌空觀照事物,從歷史和國際面來尋求定位。因此,即使橫在眼前的台灣政經亂象使他憂心忡忡,他還是能從國際人士的觀點看到了「烏雲的銀邊」。
「活在島上的人,心好像很小,但我們有很高的山,心胸要放開,眼光要放寬,」錢復建言。
這位翩翩公子卻有內向僻處的一面。比起外交官生涯酬酢不斷,錢復非常滿意目前「深思簡出」的生活,「我喜歡動動腦筋,思考問題。」經建會人員說,不同於趙耀東主委當年大門時刻敞開,錢復的房門永遠緊閉,「他告訴同仁隨時可敲門進去,但很少人會去。」
有位財經記者也形容他「是個很正經的人,即使常見面也不會與你聊聊家常,和他講話要很小心。」
在本刊針對增額立委進行的一項意見調查中,多位立委將錢復列為理想的外交部長,並表示他在經建會是「擺錯的棋子」。而他在經建會以院長的財經幕僚自居,改變作風,謹謹慎慎,也引起立委洪昭男批評他「沒有聲音,沒有動作,是年輕一輩中最保守的。」
不過,一位熟悉立法院的記者點明,種種對錢復的批評都源於期望殷殷,「愛深責切」。
一九七六年,美國時代周刊將錢復與康寧祥並列為「台灣未來領導人」;十四年物換星移,老康已經轉入報界,錢復仍是光芒難掩的「明日之星」。雖然一位政壇前輩擔憂他受省籍意識影響,「愈遲愈沒機會,」錢復這位「不老的青年才俊」,在呼籲國人勿忘「耐心」的美德時,是否也另有所感?
專訪錢復:政務官任謗最難
擔任經建會主委後深居簡出的錢復,與本刊編輯暢談時事,翩翩風采依舊,憂國感時之心依舊,多的是一分對財經問題全面而深入淺出的觀照。
問:經國先生和李登輝總統都很器重您,能否談談兩人的領導模式?
答:經國先生一生從政經過很多波折,他的基本信念是把國家帶上現代化道路,所以很重視培養人才。可是他眼中不看人的官位,而重視這個人的貢獻。你地位可以很低,但他很器重你;你地位可以非常高,他一兩個月不跟你說話也是常事。登輝先生追隨經國先生多年,受他影響恐怕很大,和社會上一般觀念不一樣。這兩位都沒有私心,經國先生第二任總統都不想做了,登輝先生則是明明白白只做這一任。
問:根據您的經驗,一個好的政務官有那些條件?
答:政務官跟大企業的負責人很相像,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責任,不是為做官而做官,要把國家帶向美好的明天,滿足民眾需求。所有的舉措都要「公」,外界有很大的壓力,「任勞任怨」都很容易,「任謗」是很難的,尤其財經決策都跟利益有關,怎樣抗拒很重要。
所有的舉措都要「公」
問:您過去擔任的外交工作和目前經建會的職務,最大不同是什麼?兩者有無共通處?
答:外交工作要照顧整體國家利益,必須想辦法化解任何危機,改善兩方關係,像我們這種沒有邦交的模式,很多時間要花在應酬上。我任外交部次長時,曾經一連六餐完全一樣的菜,我太太問我怎麼吃得下,但我沒發覺,因為我根本沒有吃。
到經建會後,幾乎不大在外面吃飯,深居簡出,這是我最喜歡這工作的地方。而且這工作如果好好認真地做,對同胞會有長遠影響,滿足感也是長遠的。但是經建工作牽涉到許多專業知識,我老覺得自己這方面太缺乏,有時要做評估時沒有信心,老是希望有人教我。
外交和經建也有相同的地方。外交工作靠大家取得共識協議,這次我輸了下次可以贏,這次你吃虧了下次可以占便宜。而經建會主委就像大法官會議的主席,最好少有成見,聽每個大法官的意見,最後歸納起來,所以也是協調折衝的工作,這點和外交非常相像。
問:最近世界各國經濟走勢都不太樂觀,原因何在?
答:以我一個外行人來看,不外乎兩個因素。第一,東歐國家快速民主化,西歐國家希望幫助它們積極開發,但是錢從那裡來?於是世界各國利率都上升。第二就是第三世界外債問題。工業先進國家相互的市場追求很有限,必須向外找新市場,但第三世界國家負債累累,無法吸收。所以美國財政部長Nicholas F. Brady提議替第三世界還債,讓它經濟建立起來,可以把東西賣到那裡去。
吃了暗虧
問:對於國內「企業出走」問題,您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這是短期現象,因為一連串經濟、非經濟因素造成的。我所注意的是,如果企業家過去習慣做的產業,現在因工資上漲、地價高漲、環保要求提高,不能在此地有利經營,政府的責任是幫他在此找到可以有利經營的產業。也就是說,一方面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問:王永慶極有可能到大陸投資設廠,兩岸政經關係愈來愈密切,您看未來會有何發展?
答:兩岸間這幾年民間對民間可說完全通了,但政府對政府的關係,我們堅持「三不政策」。為什麼會有「三不政策」?這不純是意識型態問題,跟現實有關。分析中共意向,它一定要我們奉它的正朔,接受它的統一,而且它認為台灣是中共的地方政府,不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任何角色;這些和我們的原則都牴觸,所以才會有「三不政策」。
今天因為民間交往多了,很多人覺得大家都可來往,可以坐下來談,為什麼政府這麼僵化?事實上,中共在政治上採取了措施,政府最清楚,但有時吃了暗虧,格於顏面不好說,民間還覺得莫名其妙。
現在很多人到大陸投資,覺得錢很好賺,投資環境好得很。但中共為什麼不讓日本、美國、歐洲商人賺錢,獨獨讓我們的商人賺錢?很簡單,他希望商人來影響政府修改「三不政策」,聽它擺布,做它的地方政府。這個情形很令人擔憂。
問:台灣為何公共設施嚴重落後?有那些應優先建設?
答:民國七十年,經濟型態就走向出口和順差增加,那時就該加速公共建設,消化剩餘資金。可是那時始終認為賺錢是好的,不願變更新台幣匯率,對公共設施也怕舉債,不願有赤字預算,所以現在民間富有,公共財嚴重落後。
我看公共設施問題,第一重要是如何取得土地;第二是水,台灣雨這麼多,但水不夠,沒有水,談工業發展是痴人說夢;第三是電,整個九0年代,我們的電都不夠;第四是交通,行的問題不能解決,對經濟發展是一個大瓶頸。
忍著挨罵兩三年
問:為何今天社會上彌漫一股對政府不滿的怨氣?
答:政府過去四十年採取的一些措施,當時覺得無所謂,現在想起來是太過份了,壓得太緊太重。
國家建設是一步步做的,政府不是魔法師,可以一點就平地起高樓,所有無殼蝸牛都有房子住,我們慢慢把中國人最好的傳統 耐心丟掉了。所以今天政府想要再得到民眾的信任,沒有任何快的辦法,只有按部就班,忍著給大家罵個三四年,一樁樁事做出來,大家就知道政府開出的支票可以兌現,信心就重新回來了。
還有一個原因,以民國七十四年的第九期台灣十年經建計畫為例,當時預測七十八年的國民生產毛額是四千美元,但結果是七千五百美元;也就是說,國民生產毛額迅速增加,但基礎建設沒能配合,民眾當然看不起政府。而且,政府有時不知客觀環境變了,還是推、拖、拉,惹得大家說政府不行。
(林蔭庭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