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不夠開放的社會，如果你主動爭取什麼，最後的結果就是自我毀滅，」經建會主委錢復，論及我國的社會觀念和官場文化，語驚四座。
閣揆人選爆出冷門。過去兩年，被許多人視作沈潛在經建會蓄勢待發的錢復，雖然引擎已動，車身已熱，終究無緣就此踩下油門，直登閣揆。
據一位行政院高級官員透露，當年李總統確有積極栽培錢復之意，但「政治隨時會變，誰也不能篤定在這兒做多久之後再到那兒。」
在公開場合，熟稔官場倫理，力持言辭有分的錢復，表現出進退無掛於心。「每回我接新職務，都不願放棄當時的工作。」私底下，他卻數度向友人透露，最屬意的是再度外放做大使，接受挑戰。相對於外界期望他有朝一日組閣，這位自稱「別人說我好話、我拍人馬屁，都會臉紅」的政壇才子，似乎另有內心世界。
知識貴族學台語
駐美五年半，展現過人長才，曾受杜爾參議員推許為「新型工業化和民主化的中華民國社會象徵」，錢復一直被視為外交部長，進而行政院長的理想人選。不再續任的行政院長李煥，曾向李總統提出未來閣揆的建議名單，錢復在列；甚至有位財經界元老，將蔣經國先生當年在經合會歷練的過程，比作錢復的模式。
縱然行政院長一職未如預期地由中生代出任，錢復在政界同輩中，仍是閃耀的一顆星。
他回憶當年在華府初接到經建會新職命令時，「像個著急得不得了的經濟小學生，」離美前專程請見白宮經濟委員會主席求教。在經建會勤勤懇懇近兩年，「學到了在外交界三十年、五十年都學不了的專業知識，」錢復就如安裝了政經雙翼的飛機，裝備得更完整，更有自信；經建會一位主管也形容他「已不是生手了。」
談起話來思路清晰，從容不迫，間或以一兩句優雅而精確的英文表達微妙或強烈的語意，錢復知識貴族的氣質流露無遺。
而事實上，經建會的工作，使習於戴著領結、端著酒杯，周旋在華府名流之間的錢復，開始練台語，學習接近這塊土地。他隨李總統到花東、澎湖訪問；為瞭解缺水問題，私下走訪中南部，發現「在同一個島上，居然有人生活得這麼苦，這麼差勁，」決心設法解決。
「除了修習財經學分，經建會對錢復是很好的養望之地，」一位財經教授指出。在菁英薈萃的經建委員會中，部會首長各擅勝場，但錢復是「頭頭」，日久自會培養出領袖氣勢。
不過，一位接近經建會的人士也不諱言，財經首長目前「各不甩各的，每個人都自以為能通天。」錢復為了折衝協調，也得「經常私下探詢李總統對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說了什麼。」
錢復的一位同僚觀察，經過駐美多年的磨鍊，錢復的銳氣雖然仍像掩不住的「口袋裡的錐子」，「脾氣已好多了。」而幸運的是，當經濟部長陳履安為環保抗爭、企業出走等事焦頭爛額，財政部長郭婉容因證交稅爭議而傷痕累累，錢復得以避在經建幕僚單位，倖免於波及。更有熟識他的人士指出，在目前情勢詭譎的高層政壇中，錢復能在各勢力間巧妙維持平衡，「是他聰明的地方。」
無怪乎一位負責經建會路線的記者說：「經建會的地位往下走，錢復的行情卻往上爬。」
錢復的聰明才具無人置疑。一位經建會人士將他與尹仲容、李國鼎相提並論，「閱讀快又多，記憶力強，反應快，事情講一半他就瞭解了。」他駐美時一位得力幹部神采煥發地回憶他的領導魅力：「我們寫的報告如果他認為有價值，會加上雙圈，影印一份詳讀，所有同仁都以拿了雙圈為榮。」
我們有高山
視野遼闊，他習於凌空觀照事物，從歷史和國際面來尋求定位。因此，即使橫在眼前的台灣政經亂象使他憂心忡忡，他還是能從國際人士的觀點看到了「烏雲的銀邊」。
「活在島上的人，心好像很小，但我們有很高的山，心胸要放開，眼光要放寬，」錢復建言。
這位翩翩公子卻有內向僻處的一面。比起外交官生涯酬酢不斷，錢復非常滿意目前「深思簡出」的生活，「我喜歡動動腦筋，思考問題。」經建會人員說，不同於趙耀東主委當年大門時刻敞開，錢復的房門永遠緊閉，「他告訴同仁隨時可敲門進去，但很少人會去。」
有位財經記者也形容他「是個很正經的人，即使常見面也不會與你聊聊家常，和他講話要很小心。」
在本刊針對增額立委進行的一項意見調查中，多位立委將錢復列為理想的外交部長，並表示他在經建會是「擺錯的棋子」。而他在經建會以院長的財經幕僚自居，改變作風，謹謹慎慎，也引起立委洪昭男批評他「沒有聲音，沒有動作，是年輕一輩中最保守的。」
不過，一位熟悉立法院的記者點明，種種對錢復的批評都源於期望殷殷，「愛深責切」。
一九七六年，美國時代周刊將錢復與康寧祥並列為「台灣未來領導人」；十四年物換星移，老康已經轉入報界，錢復仍是光芒難掩的「明日之星」。雖然一位政壇前輩擔憂他受省籍意識影響，「愈遲愈沒機會，」錢復這位「不老的青年才俊」，在呼籲國人勿忘「耐心」的美德時，是否也另有所感？
專訪錢復：政務官任謗最難
擔任經建會主委後深居簡出的錢復，與本刊編輯暢談時事，翩翩風采依舊，憂國感時之心依舊，多的是一分對財經問題全面而深入淺出的觀照。
問：經國先生和李登輝總統都很器重您，能否談談兩人的領導模式？
答：經國先生一生從政經過很多波折，他的基本信念是把國家帶上現代化道路，所以很重視培養人才。可是他眼中不看人的官位，而重視這個人的貢獻。你地位可以很低，但他很器重你；你地位可以非常高，他一兩個月不跟你說話也是常事。登輝先生追隨經國先生多年，受他影響恐怕很大，和社會上一般觀念不一樣。這兩位都沒有私心，經國先生第二任總統都不想做了，登輝先生則是明明白白只做這一任。
問：根據您的經驗，一個好的政務官有那些條件？
答：政務官跟大企業的負責人很相像，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責任，不是為做官而做官，要把國家帶向美好的明天，滿足民眾需求。所有的舉措都要「公」，外界有很大的壓力，「任勞任怨」都很容易，「任謗」是很難的，尤其財經決策都跟利益有關，怎樣抗拒很重要。
所有的舉措都要「公」
問：您過去擔任的外交工作和目前經建會的職務，最大不同是什麼？兩者有無共通處？
答：外交工作要照顧整體國家利益，必須想辦法化解任何危機，改善兩方關係，像我們這種沒有邦交的模式，很多時間要花在應酬上。我任外交部次長時，曾經一連六餐完全一樣的菜，我太太問我怎麼吃得下，但我沒發覺，因為我根本沒有吃。
到經建會後，幾乎不大在外面吃飯，深居簡出，這是我最喜歡這工作的地方。而且這工作如果好好認真地做，對同胞會有長遠影響，滿足感也是長遠的。但是經建工作牽涉到許多專業知識，我老覺得自己這方面太缺乏，有時要做評估時沒有信心，老是希望有人教我。
外交和經建也有相同的地方。外交工作靠大家取得共識協議，這次我輸了下次可以贏，這次你吃虧了下次可以占便宜。而經建會主委就像大法官會議的主席，最好少有成見，聽每個大法官的意見，最後歸納起來，所以也是協調折衝的工作，這點和外交非常相像。
問：最近世界各國經濟走勢都不太樂觀，原因何在？
答：以我一個外行人來看，不外乎兩個因素。第一，東歐國家快速民主化，西歐國家希望幫助它們積極開發，但是錢從那裡來？於是世界各國利率都上升。第二就是第三世界外債問題。工業先進國家相互的市場追求很有限，必須向外找新市場，但第三世界國家負債累累，無法吸收。所以美國財政部長Nicholas F. Brady提議替第三世界還債，讓它經濟建立起來，可以把東西賣到那裡去。
吃了暗虧
問：對於國內「企業出走」問題，您有何看法？
答：我認為這是短期現象，因為一連串經濟、非經濟因素造成的。我所注意的是，如果企業家過去習慣做的產業，現在因工資上漲、地價高漲、環保要求提高，不能在此地有利經營，政府的責任是幫他在此找到可以有利經營的產業。也就是說，一方面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改善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
問：王永慶極有可能到大陸投資設廠，兩岸政經關係愈來愈密切，您看未來會有何發展？
答：兩岸間這幾年民間對民間可說完全通了，但政府對政府的關係，我們堅持「三不政策」。為什麼會有「三不政策」？這不純是意識型態問題，跟現實有關。分析中共意向，它一定要我們奉它的正朔，接受它的統一，而且它認為台灣是中共的地方政府，不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任何角色；這些和我們的原則都牴觸，所以才會有「三不政策」。
今天因為民間交往多了，很多人覺得大家都可來往，可以坐下來談，為什麼政府這麼僵化？事實上，中共在政治上採取了措施，政府最清楚，但有時吃了暗虧，格於顏面不好說，民間還覺得莫名其妙。
現在很多人到大陸投資，覺得錢很好賺，投資環境好得很。但中共為什麼不讓日本、美國、歐洲商人賺錢，獨獨讓我們的商人賺錢？很簡單，他希望商人來影響政府修改「三不政策」，聽它擺布，做它的地方政府。這個情形很令人擔憂。
問：台灣為何公共設施嚴重落後？有那些應優先建設？
答：民國七十年，經濟型態就走向出口和順差增加，那時就該加速公共建設，消化剩餘資金。可是那時始終認為賺錢是好的，不願變更新台幣匯率，對公共設施也怕舉債，不願有赤字預算，所以現在民間富有，公共財嚴重落後。
我看公共設施問題，第一重要是如何取得土地；第二是水，台灣雨這麼多，但水不夠，沒有水，談工業發展是痴人說夢；第三是電，整個九０年代，我們的電都不夠；第四是交通，行的問題不能解決，對經濟發展是一個大瓶頸。
忍著挨罵兩三年
問：為何今天社會上彌漫一股對政府不滿的怨氣？
答：政府過去四十年採取的一些措施，當時覺得無所謂，現在想起來是太過份了，壓得太緊太重。
國家建設是一步步做的，政府不是魔法師，可以一點就平地起高樓，所有無殼蝸牛都有房子住，我們慢慢把中國人最好的傳統 耐心丟掉了。所以今天政府想要再得到民眾的信任，沒有任何快的辦法，只有按部就班，忍著給大家罵個三四年，一樁樁事做出來，大家就知道政府開出的支票可以兌現，信心就重新回來了。
還有一個原因，以民國七十四年的第九期台灣十年經建計畫為例，當時預測七十八年的國民生產毛額是四千美元，但結果是七千五百美元；也就是說，國民生產毛額迅速增加，但基礎建設沒能配合，民眾當然看不起政府。而且，政府有時不知客觀環境變了，還是推、拖、拉，惹得大家說政府不行。
(林蔭庭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