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以來，蘇維埃式的極權社會主義所控制的地區就一直在擴張中，現在，突然間它開始崩潰了，這是什麼緣故呢？實在是一個很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回憶這種體制之所以能不斷擴張，武力與宣傳無疑是兩個主要因素，而一種體制的存在與發展僅僅靠這兩個因素是無法維持久遠的。實際上，世界上其誠篤信它的國家也的確不在少數，他們何以如此相信呢？這大概可以歸納為兩個原因：
第一，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對經濟效率的發揮有其優越性，會為人類帶來宏大而久遠的幸福。
第二，他們認為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不相矛盾，而且只有在社會主義之下才能享受真正的民主政治。在這裡，一般社會主義者有此體認自不待言，就是在非社會主義者中也不乏持相似看法的。
在輝煌的成就中結束
他們為何也有這種看法呢？這大都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現實分析，以及根據社會主義者所提出的構想加以推理而形成。現在我們不妨舉二十世紀前期世界上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熊彼德(J.A. Schumpeter，一八八三～一九五０)為例。
一九四二年他出版了一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的名著，其中就詳細說明資本主義將在輝煌的成就中結束其歷史任務。它不但毀滅了自己，而且還為後繼者創備了條件。
他認為社會主義不僅可行，而且效率高超，當可發揮經濟上的優越性。同時，他也相信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是不相牴觸的。他所謂為社會主義創備了條件，是指二十世紀以後的資本主義已為其內部管制的增多，公共部門的擴大以及沈重的賦稅所困，而喪失了初期的活力。對於這種後期的資本主義，他稱之為「備受束縛的資本主義」(fettered capitalism)以別於早期「生氣蓬勃的、未受創傷的資本主義」(vital and intact capitalism)。
熊彼德對資本主義前途悲觀的看法一直到臨終都沒有改變，這從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美國經濟學會年會中，他以會長身分發表的演講詞－－「向社會主義的道途而邁進」(The March into socialism)就可充分看出。但是，他這種執著則完全是出於對社會主義倡始者所提出的建設藍圖而作的邏輯推理，很少有事實根據。實際上，當時也只有蘇聯一個國家在推行這種制度，而且因推行不久，難免會發生一些過渡時期的困難，這在熊氏看來都是正常的，並不足以否定其基本上的優越性。
以後事實的演變已證明這種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是完全背道而馳的。同時，它在經濟上的優越性也全部為事實所粉碎。最具體的例證是今天東西德、南北韓以及中國大陸與台灣人民生活水準的差異。再如希臘與南斯拉夫、泰國與緬甸這兩組國家當初的發展程度、資源蘊藏以及生活水準都大致相似的國家，由於後來所採用經濟體制的差異，而造成不同的後果。我想熊彼德若能看到這種事實，應該不會再堅持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了。
分析與說明不是預言
實際上，在「向社會主義的道途而邁進」一文中也說得很清楚，他會提出這種看法是「對於一般可以看到的趨勢加以分析，然後說明如果此種趨勢依照邏輯發展下去則可能發生某種後果。但這種分析與說明的本身卻不能成為一種預言，因為在我們可以觀察到的範圍之外，可能會有一些因素來加以干擾，以致使其不能按著邏輯發展下去。」
儘管如此，他輕估了社會主義體制內在的弱點則是事實。今天我們見到這種體制終於開始崩潰，則必須切實明白此種弱點之所在。談到這裡，就使我們不得不又想到另一位與熊氏同期的卓越經濟學家米塞斯(L. von Mises，一八八一～一九七三)。他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以來最篤信資本主義古典經濟學的一員，足以與他媲美的是曾為其門生的海耶克(F.A. von Hayek)。
「人的行動」
米塞斯的代表作「人的行動」(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就曾將社會主義內在的弱點和盤托出。他說從一八四八年到一九二０年間，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存在著一種顯著的事實，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如何運行的各主要問題從不加以討論。
在那期間，不論是社會主義的朋友，或是它的敵人，都默認它是可以實行的經濟制度，不同的是前者在其實行後表示歡迎，而後者則表示反對。
但從經濟學的觀點上看來，社會主義所須解答的中心問題是：社會主義能夠作為一種社會分工的制度來實施嗎？換言之，經濟學家所重視的是其用來達成社會分工目的的方法，而不是此一目的的本身。因此，米氏認為一切對於社會主義目的之討論都是無的放矢，關鍵則在於其能否有一套實施的方法。
米氏之所以從這一觀點來批評社會主義，實有特別深刻的意義這樣一來，社會主義者就不能將其主張只當作一種政治思想，甚至一種新宗教來傳布了。他們對其主張必須積極地提出一套經濟理論來作具體的分析。
對於這一點，就是一般社會主義者也承認他的見解正確，三０年代就曾有許多社會主義者努力在追方面提出一些方法。儘管這些方法並不完美，但比過去僅僅是些空洞的說教要進步一點。
如果從整個經濟理論發展方向來說，這是一種可喜的現象，那麼促成此種現象發生的卻正是一位以反對社會主義為畢生職志的學者。這就無怪乎當代一位傑出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波蘭人朗格(Oskar Lange)覺得他們應為米塞斯建立一座紀念碑，以表彰他對社會主義不朽的貢獻。
將來不可預測
另一方面，米氏認為社會主義是不可行的，主要是看眼於經濟計算的問題將無法解決。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下，資源的配置是由價格機能決定的，而這個機能是由許多獨立的生產工具的所有者，在市場中進行自由競爭而產生的；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之下，所有生產工具仍為社會所公有。因此，由於沒有獨立的所有者，就無法決定生產工具的價格，沒有價格，資源也就無從計算。
他並對此作進一步地分析：假若經濟計畫的決定者要建築一幢房屋，他有許多方法可以進行，每種方法都各有利弊，都可使蓋好的房屋有不同的耐用期；同時每種方法也都需要使用許多其他材料與勞力。
他究竟該採取那一種方法呢？由於他不能將所需要的各種材料與勞力用一個共同的指標來表示，他就無法比較各種方法的優劣。在這種情形下，他既不能比較各種方法所需消耗的成本，又不能比較各種方法所能獲致的收益，實無從選擇。
這位經濟總管欲解決問題，顯然須有一個經濟計算的標準，以資遵循；否則就只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之嘆了。
黑暗中摸索的「計畫」
但是，即使有了這種標準，經濟計算也不見得完全準確，社會主義者就曾以此作為反對經濟計算的根據，他們強調資本家在經濟計算上也常會發生錯誤。這點實在難以避免，因為人的行動都要考慮到將來，而將來就是一個不可預測的因素印這種將來所發生的情況變動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都會在市場中反映出來，人們就可依此而對自己的行為有所改進。而在社會主義體制之下，由於沒有自由競爭的市場，就無法辦到了。
米氏認為當社會主義剛剛開始實行的初期，我們也許能假定主政者還可以依照原來資本主義時期的價格作為計畫的根據。可是幾年後情況變了，又該怎麼辦呢？一個一九四九年的計畫決定者得到的是一九００年的物價又有何用？就算他在當時還可找到一些模糊的線索，增進他對一九四九年的情形有一些粗淺的瞭解，但到了一九八０年又該怎麼辦？
由此可見，所謂「計畫」，最令人迷惑的地方就在於此種計畫根本就無從產生，而癥結就在於無法進行經濟計算。因此，所謂計畫經濟，實際上根本就不能成為一種經濟制度，而僅是一種在黑暗中摸索的景況而已。
既然如此，何以社會主義體制還能勉強推行一個時期呢？理由很簡單，它存在於一個價格制度仍然有效的世界環境中，它仍可利用國外的價格來進行經濟計算的工作。如果沒有這些價格的協助，它的行動將顯得毫無目的，進而也就無法擬訂計畫了。
但是，這些外國價格只能供其參考而已，因為它不能隨時調整，它根本沒有一個自由的市場。所以，其對於經濟資源之調配時常發生錯誤，以致形成許多浪費，也就在意料中了。人們對於這種情形可以短暫的忍受，但不能長期支持下去，因為任何一個國家所掌握的資源都是有限的。這也就是今天許多標榜社會主義的國家相繼重返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因。
從以上的敘述中，我們當可看出一種經濟思想或者說一種經濟上的意識形態，不管所宣示的理想境界是如何的美滿，最後能否為人所篤信奉行，還是要看事實的表現，如果現實上所表現的不及其描繪的理想，則遲早是要歸於幻滅的。當然，事實的真相一時不易顯現，唯其如此，這時意識形態對於公共政策的決定也就可以發揮很大的影響。但等到真相大白時就難以為繼了。
資本主義暫時領先
這種情形自然也適用於資本主義，其所揭櫫的自由市場與私人企業也必須確實能增進人類福祉，不然也是無法持久的，例如，三０年代發生世界經濟大蕭條時，許多人士就對其喪失信心，如果今後再發生類似的景況，歷史也還是會重演的。
因此，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峙的一百多年中，現在前者顯然是勝利了，但今天篤信前者的人士也不可過於自滿，成敗定論的關鍵還在於今後是否仍能在這種體制之下，促進世界經濟在穩定中不斷成長。
(施建生為台大經濟系教授及文大經研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