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半前，台灣剛剛轉入一個高匯率、高工資的時代，四十多歲的徐華麟立刻將音響製造廠遷往馬來西亞，當起「飛人老闆」；去年，幾位朋友先後遭到勒索，徐華麟開始考慮離開「紅星、黑星滿街跑」的台灣，十月從澳洲考察回來，他決定先讓太太帶著小孩到澳洲墨爾本落戶，理由是「澳洲沒有投資機會，」他說「賺錢還是得留在台北。」往後，這位「飛人爸爸」打算三個地方輪流跑。
第二波移民潮
去年六月正式辦妥移民手續，原本在高雄經營相框工廠的張國堂，則將家庭、事業統統從台灣「連根拔起」。「在台灣，事業愈來愈難做，」他解釋：「我出來是想另找一個新機會。」目前，張國堂在紐西蘭奧克蘭市重開了一家比台灣舊廠規模更大的新相框廠。
「企業界的第二波移民潮正在興起，」一名貿易公司老闆說出他的觀察心得。
台灣日益惡化的治安與投資環境，讓愈來愈多的老闆與企業界高階主管興起移民的打算。他們或者將家小移出，自己留下來當「空中飛人」；或者乾脆「連根拔起」，連同家庭、事業一併移往海外。
想移民的人增加了，移民的管道與地點也出現不同的新選擇。
一向是台灣移民心目中「第一選擇」的美國，三年前通過「新移民管制法案」後，就嚴格限制台灣的移民數在每年兩萬人以下，一般移民申請案動輒得等上三、五年。
近幾年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陸續開放商業移民管道，鼓勵有錢(至少能挹注資本台幣一千萬元)的外國人以投資或經營企業身分移民，另外對商業移民也限定移入者必須具備三至五年經商背景。
移民條件放寬，讓許多有心移出又達不到美國要求，年紀約在三、四十歲的中生代企業家開始加入移民行列，「從前移民平均年齡是五十歲，」擔任移民顧問七年的戴鏡清指出，「目前以三、四十歲的商業人士移出最多。」
除了年齡層明顯下降外，偏好移往加、澳、紐三地也是新移民的一大特色。
新移民潮的第一個高峰出現在去年。根據香港有方的統計，去年台灣地區移往澳、紐兩國的商業移民戶數分別出現倍數以上的高成長，甚至超越籠罩在「九七大限」陰影下的香港人(詳見表一、表二)。
不再偷偷摸摸
事實上，移民的心態也在改變。「過去辦移民總是偷偷摸摸私下做，」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白省三指出，「現在幾乎是可以公開討論的事。」
以往，政治因素強烈影響移民意願。強益紡織公司總經理胡宏敏就是在我國退出聯合國時興起移民的打算，申請綠卡之後，「又捨不得放棄台灣的事業，」他說。隨著兩岸關係的改善，這位曾因「恐共」而想逃離台灣的企業家，對近幾年最熱門的大陸投資也開始感到興致勃勃。
不願意見到子女成為台灣聯考制度下的失敗者，也是第一波移民外移時最明顯的表面因素。
「我和我先生從沒有移民打算，也一直住在台灣，」一對任職於外商公司的總經理夫婦解釋，申請美國居留權「完全是為戶方便小孩在美國唸書。」
住在嘉義的成衣廠老闆阮先生，已經是移民路上的識途老馬，為使國中時被編入「放牛班」的長子能受高等教育，阮先生很早就加入美、加移民行列，雖然移民申請被否決了三、四次，他仍未死心。「有人告訴我澳洲很容易辦，」從移民顧問手中領回一大疊原文表格的他，雙眸中滿是希望。
另尋事業第二春
但是，這種情勢正在改變。
新一波移民的主力是「恐共症」不嚴重，子女年幼、對聯考壓力感受較輕的中生代企業家，相對於舊移民，他們的企圖心更強，對經濟環境變化的敏感度遠勝過對政治風向轉換的憂懼。
「這一波往外移民移業的多半是想另尋事業第二春，」對企業外移風氣十分憂心的工業立委謝來發指出，近來許多老闆級人物紛紛「外逃」的主因是台灣投資環境惡化，國內已經無利可圖。
「國內什麼環境都在變壞，」胡宏敏憂心忡忡的談起，以往企業界人士申請雙重護照，多半是想進一步擴展生意，家庭、根基仍留在國內，近來卻演變成「既移民又移業」的狀況。
工人難找、薪資要求高與政策法令的混亂，確實讓不少傳統產業和OEM(代工)型工廠的經營者興起移民的念頭。
「我就是勞基法下的受害者，」三十六歲的郭棋亮，經營過全省規模最大的手電筒製造廠，由於對國內政治、經濟轉型過程極度失望，他決定結束事業，全家移往澳洲。
移民回流
希望另謀投資新環境，而將相框工廠由高雄遷到紐西蘭的張國堂，最初的著眼點就在當地豐富的林木資源，「這裡比台灣好做，」他得意的描述，「市場大，而且沒有競爭對手來搶生意。」
外出找機會的人多，但真正找到機會的人似乎並不多。
「一般人只注意到外移人口增加，卻忽略了移民回流的現象。」一位商界人士說。
批評過「空中飛人」模式不是長久之道，九個月前帶著一家五口和變賣房產之後的三千多萬台幣，興高采烈往澳洲開拓新生活的周清文，上個月也變成一個「空中飛人」。「澳洲工資比台灣更高、工人更難請，」提起外移後，和三位親友合夥創業失敗的經驗，周清文露出無奈的苦笑，聲稱「短期內不考慮退休」的他，重新經營起他在台灣的舊業－－手工具機廠。
「事前對移民國沒有深入瞭解的人，」專辦加拿大移民的加僑國際法律事務所協理傅兆瀛警告，「未來二度移民的可能性很高。」
為汽、機車廠代工小零件的簡先生，分別前往紐、澳考察一個月，回來後陷入兩難的考慮，「我很嚮往那種制度，可是在那裡我雇不起工人。」幾經思量，最後他決定讓姐姐帶著小孩先住過去，妻子和他留下來「再賺幾年錢」。「五年後我就退休，」簡先生描述未來的生活期望，「一家人到紐西蘭釣魚、養牛。」
對這批在國內有不錯的事業與資金的中生代企業家組成的「新移民」而言，「在台灣賺錢，到國外享受高品質生活」的「空中飛人」模式，漸漸成為第二波移民潮的主流。
治安惡化導致對生命財產缺乏保障的恐懼感，更是去年移民數量高額成長的主因。
「治安惡化的威脅已經從大型企業蔓延到中小企業身上，」統一企業副董事長高清愿指出。
暴力逼走企業家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二月分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全省約有三十二%的廠商曾經受過歹徒騷擾或威脅(詳見表三)。同時主計處方面也預估今年民間製造業的投資率將首度出現一０．五%的負成長。
企業界在國內的投資減少，資本外流的現象卻愈來愈嚴重。外匯銀行統計，去年一、二月外匯買超(銀行買匯大於賣匯)金額為十五億美元，今年同期卻呈現賣超(銀行賣匯大於買匯)兩億五千萬美元的異常狀況。
暴力陰影不只影響投資意頗，更消減了在這塊土地上的「居住意願」。
「如果我連老命都保不住，那裡還顧得了要留下來賺錢？」立委謝來發陳述一般企業主恐懼黑道勒索，急於外逃的心態，
在台灣，搶奪、殺人、勒索三類重大刑案，平均每天就發生十五件以上。去年十月開始，賓士、BMW等名車出現滯銷狀況，「客戶擔心買了好車容易成為歹徒下手的目標，」銷售賓士十多年、目前任職於台隆汽車公司的周紹宗說明。代理BMW的汎德公司，甚至連老闆本人也遭到搶劫。
吸收大筆游資一夕暴富的朕偉投資公司負責人劉方衡，去年被綁架勒贖，付出千萬元代價才脫身的他，立即逃往國外。「本來並不打算移民，」一位受黑道分子在三個月內連續勒索八次的上市公司董事向親友解釋全家移居加拿大的理由，「事到臨頭，不得不出去避幾年風頭。」
專辦澳洲移民的美中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郭俊煌也表示，年初的三個月內，就有七名客戶因為受到黑道分子恐嚇而急於移民。「有些客戶來申請時，一副被打得鼻青臉腫的模樣，」郭俊煌說。
「投資環境與治安惡化只是推動新移民潮的表面力量，」一位專欄作家分析，對台灣前途的「不確定感」，才是潛藏在移民潮下一項主要「推力」。
希望在那裡
「誰能告訴我台灣這個社會五年後、十年後的情況如何？」一群即將遷出家小的「準移民」提出相同問題，「住在這裡，我們的事業和生活未來會有什麼改善？」
但是，移出之後，這群外語平均程度不高，只熟悉台灣市場的中生代新移民是不是就能找到對未來的期望？對於一隻腳仍踩在台灣土地上的「空中飛人」，那一邊的未來才屬於他們和他們的家人呢？
工業主委謝來發：不要傷企業家的心
問：據你瞭解，目前企業家移民與移業的情況如何？外移的理由是什麼？
答：這個問題從兩方面看：好的一面來講，過去四十年來台灣發展勞力密集、初級產品的工業，受到台幣、工資上漲，勞力不足、環保意識抬頭和土地成本上漲的影響，未來想在國際市場競爭生存，就必須另外找出生產成本低的地方，可以說是一種良性需求。這些工業移走，國內可能引進高科技、高價值產品，不但保住原有市場，在國外創造第二春，國內又可以加速自動化，形成良性發展。
企業惡性出走
另外一種惡性的走，由於國內目前面臨很大經濟危機，投資環境也惡化，加上國內部分人抱著為反對而反對的心態，指責企業家「全是垃圾」，讓企業家很灰心，政府也沒有積極的為企業家排除不利因素。近來治安又差，企業家更覺得在這裡沒有安全感，這種攜家帶眷跑出去的就比較可怕。
惡性出走的現象會產生，除投資環境惡化外，也因為國內充滿好逸惡勞的心態，天天想加薪。放假，加上各種的黨爭、政爭，大家變得沒有理性，抓到一個題目就吵，整個社會都非常不安。小老百姓看了也無能為力，政府又拿不出什麼辦法，好像只要民進黨說什麼就算，整個政府形同癱瘓，都令企業家感到擔心。
今天經濟不能持續成長、繁榮，社會與政治的發展靠什麼來支撐？我常講，經濟要發展，就不能傷企業家的心，否則事業一收跑到國外，餓肚子的絕不會是企業家。
四十年來台灣培養出來的第二代企業家，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做國際市場的生意，有能力經營跨國企業，他不一定要在台灣，人家別的國家還歡迎得很？
至少要給企業家一個可以經營的環境，我們什麼標準都沒有，什麼都不做，最後付社會成本的還是我們。環保，我贊成，但是要訂出標準來，為什麼先進國家可以通過的標準，我們這裡不行？
最近銀根為什麼這麼緊？外匯大量流失，這個月我國第一次出現入超情形，表示一切的經濟問題已經漸漸冒出來了。這還只是開始，要是不預防，七百五十億外匯很快就沒了，這是我比較擔心的問題。
問：依你的看法，國內目前最大的經濟危機，是你前面提到的環保、投資環境惡化。還是政策法令的不明確？
國家給我們付麼環境
答：這些都是相輔相成，彼此連帶的。像現在治安這麼差，走出去人人沒有安全感，對企業家而言，他想：「我老命都保不住了，還賺什麼錢？」治安是誰的責任？還不是政府公權力不彰，而且從立法院開始打架、砸桌子，上行下效，治安當然不好。
政府官員還要講，現在對外投資這麼多，不是治安問題，是環保、勞資糾紛造成的，好像他們都沒關係。繼續這樣，我們還有什麼希望？民進黨今天這樣大鬧，還不是因為國民黨不負責任造成的，會有這些經濟問題就是惡性循環的結果。
企業家能讓你繁榮，但讓你蕭條也很快，全看國家給我們什麼環境。
不能一談到勞基法什麼的，就把企業家全看成罪魁禍首。從民意代表製政府全是討好，不是求好，大家都想不工作，上班五天是趨勢、我當然贊成，但是拿國家公帑的公務員有什麼資格率先做？工作效率達到可以只上班五天了嗎？為此每年要增加多少人手？多付多少成本？
開發中的國家就是以勤奮立國，惟恐不能多增加生產效率，上班五天誰不高興？但背後潛藏的問題誰去想過？目前露出來的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問：你前面提到惡性外移的現象，以那一類企業居多。政府應該採取什麼改善措施？
答：現在這一類企業比例不高，不過星星之火也可以僚原。我們這些採取良性外移的企業，一方面是想真正做點事，一方面也希望逼政府改善，你不做就會有更多人走。
政府一定要大刀闊斧去改，尤其要先改善治安，這是最優先的，治安不弄好，講什麼都是假的；治安壞成這樣，就喊出治安年，但現在三月了，我看不出有什麼改善治安的大計畫。
現在問題太多了，常常叫人感到很無奈。
(孟錦明採訪整理)
工業局長楊世緘：企業不至於連根拔起
問：據你瞭解，目前企業家移民與移業的情況如何？外移的理由是什麼？
答：由於近來國際化程度增高，企業家本來就會跑來跑去「至於移出並且在外定居，我不認為此例會很高，企業家外移多半是為了投資。
也有些企業主為預防萬一，會去串請外國居留權，但根基還是留在國內。我覺得台灣還是有賺錢機會，也比較溫暖，是自己的家，我想不會有太多人願意完全放棄這裡到國外長久定居。
問：近來不少工商界領袖認為治安惡化是導致企業家外移的主要原因，你的看法如何？
答：治安之類的非經濟因素，是會讓許多企業家有外移的準備，但還不至於「連根拔起」。我認為企業出走的主因是因為在台灣做不下去，那些勞力密集、外銷導向的產業不得不外移。至於說治安差，逼得企業家跑到外國去，我想太言過其實了。
企業外移不可怕
政病的立場是希望國內產業快一點提升，生產朝向自動化，產品單價提高，能做到這些，還怕什麼？當年美資、日資來台，假定他們也認為這是可怕的，台灣根本就沒有外資來，美國、日本也沒有因為這些企業外移到台灣就垮了。
問：如果像你剛剛所談的，企業外移的現象沒什麼可怕，那麼目前國內最大的經濟危機是什麼？
答：去年上半年，我和企業界溝通，他們多半希望匯率穩定、利率不要太高和解決勞力荒；到了下半年，企業界強調治安問題要先弄好，其次則是要求降低利率。
事實上，國內並沒有很多經濟危機，真正要改善的是心理建設，在理性、和諧、安定、安全的環境下，企業發展就可以克服一切危機。像現在大家談環保，所有電廠、煉油廠都不准做，不以理性態度面對，使國內基本建設與重要原料工業受損，我認為這才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隱憂。未來，我們希望以三年時聞建立離島式基礎工業區解決問題。其餘的匯率、工資、勞力不足等，企業界都可自己解決，不成問題。今後國內走高價位路線，低價產品也不要放棄移往海外生產，這才是正確方向。
問：往前看，未來企業外移風潮會不會持續？對台灣的影譬如何？
提升國內產業
答：將來，國內高科技的機械、電子資訊工業會提升得很快，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是否能配合上、中、下游一起轉型，比較令人擔心，另外工業的結構產業，電廠、油廠之類，與石化業建廠是否會受阻，也是一大問題。
我們希望以基礎工業區來解決長期問題，給企業家好環境，他們就會留下來做。至於那些低價位產品拿到低成本地區生產，讓中、上游也出去支持它，我看沒什麼大不了，這是自然的趨勢，要緊的是國內產業能不能提升。
問：眼前國內投資環境惡化與企業界投資意顯低落，我們該怎麼去面對？
答：這是全國國民努力的目標，最近三年工業界覺得氣悶，面臨各種前所未有的問題，匯率、勞工、環保等，其中很多都是非經濟因素，像治安問題，還有其他的政治層面的變他，不盡然是經濟部會同企業界就可以解決的。
我個人對未來是比較樂觀，目前我們的社會富裕了，可以談民主或其他問題，我覺得就像鐘擺一樣，擺過去後總會擺回來，不至於整個翻過去，但什麼時候會擺回來，現在還不知道。
(孟錦明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