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日迫在眉睫，股票族所預期的「選舉行情」遲遲末現，反而連續長黑重挫。憤懣焦躁的投資人群集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口示威，聲稱「無股票即無選票」。一位中年婦女對一名外籍記者說：「我對政治沒有要求，只要能讓我賺錢就好。」
果不其然，翌日股市立即大幅翻升。投資人笑逐顏開，而執政黨為選票屈膝，公然介入股市，公信力畫上長黑。
物價上漲，買票價碼也水漲船高。戰況激烈的雲林地區，「挖鐵票」的行情喊到了兩千元。收款人繳出身分證，放棄投票支持另一候選人的資格。
清晨七時許，急促的電鈴聲驚醒了前晚才值夜班的戴先生，他不及換裝匆匆應門，原來是競選辦事處設在同棟樓的候選人來懇請惠賜一票，戴先生心中一陣咒罵。
「這次選舉集髒亂與危機之大成。」淨化選舉聯盟理事長呂秀蓮說。
若將這次大選結個總帳，我們的社會究竟付出了那些成本？收支相抵之餘，是盈是虧？
巨額投資
就七百二十二位參選人而言，為了爭奪三分之一的當選機會，這是次以天文數字計的巨額投資。
以「一級戰區」台北縣為例，國民黨各派勢力簇擁下出馬角逐縣長失利的李錫錕，曾當眾悉數交出不動產所有權狀請求最高額貸款，以示為競選傾家蕩產在所不惜的決心。
而李錫錕的中和後援人士則頻頻大宴賓客，媒體也喧騰一時，筵席動輒兩百桌，若以每桌三千五百元計，十天下來，單是請客一項，七百萬元即付諸流水(席)。
台北縣以外，全省各地亦是一片觥籌交錯。按各選區每日席開百桌的「一般行情」估算，短短十五天中，全台灣共約推出四萬五千桌選舉飯，招待四十五萬人次，所費超過一億元。
候選人的「紙彈攻勢」比往年倍加凌厲。挾力霸財團雄厚財力，競選商業團體立委告捷的王令麟，聲勢浩大，早自八月中旬即發動了六波文宣戰，據其文宣負責人表示，支出近三千萬元。而中央選委會所規定的商業立委競選經費限額僅為六百七十餘萬元。
據一位印刷業者保守的估計，選戰為台灣的造紙印刷業帶來約二十億元的業務。
至於傳言甚囂塵上的賄款金額，恐怕只有在候選人的「另一本帳」中才得以一窺究竟。
賄選像「鬼」
視各地選情和人際網絡之差異，傳聞中的買票行情由五百元至五千元不等，打點樁腳的費用約五萬元至十萬元，也有高達五十萬元者。而賄選的招數更是五花八門。
某民進黨籍市長候選人的競選總幹事，憤怒地指責對手以招待出國旅遊拉攏里長。另一位選壇老將則預言選舉後旅行社必定生意興隆。
有個下雨天，台南一所中學的女老師在朝會中不約而同地撐起同樣的雨傘－－某候選人的贈品。
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陳鴻瑜形容賄選像「鬼」，許多人看見過，卻又抓不著。政大法律系教授黃越欽則將買票行為比喻作賭博和通姦，由兩廂情願的「必要性共犯」完成，「除非窩裡反，否則根本逮不到。」
台大政治系副教授朱雲漢指出財團介入選舉，是金錢政治猖獗的一大原因。企業界為了確保既得利益和未來發展，紛紛推出自家人參選或資助特定候選人。所費固然不貲，但較之日後獲利則是筆合算的投資。「等於買個保險。」朱雲漢說。
然而，這筆帳也將轉嫁由全民承擔了。
有多次參選經驗，此次退為旁觀者的立委康寧祥估計，每位縣市長候選人這回恐怕要有七、八千萬元的預算才能作較「自然有效的運用」，立委部分約四千萬元，省市議員約一千至一千五百萬元。如此兩百九十三位當選者的勝利之路，是由近八十億元的鈔票鋪成的。
至於政黨的宣傳費用，以國民黨的「青年之愛」造勢系列為例，該活動的主題曲曾連續九天在三家電視台播出，各台每天播六次，每次長一分鐘。「青年之愛」籌備會主任委員李復甸表示，共計花了三千萬元的電視廣告費。
無聲無息地透支
看得到的金錢投資固然浩繁，看不到的「選舉支票」更無聲無息地透支著社會的資源。
呂秀蓮指稱政府於選前拋出的種種施政禮物為「大型賄選」。 如國民教育延長為十二年創設宜江大學工學院、興建北宜快速公路等。「沒有透過預算編列的規範，就是資源的不正當利用。」康寧祥不滿地說。
黃越欽舉德國某次選舉為例，某縣縣長為執政黨黨員，而文化建設基金高於他縣甚多，因此被法院判決「不無賄賂之嫌」。
不過專欄作家杭之認為，十二年國教或宜江大學等長期性的施政計畫於選前推出無可厚非，但政府屈服於四百萬戶股票投資人，而將延宕多時的證交稅率遽爾訂為千分之六，才是「太過露骨」的政策賄選。
政大銀行系系主任殷乃平認為千分之六是合理的稅率，但整個決策過程是「以一個錯誤來替代另一個錯誤」。
大眾付出心理成本
這次大選正值社會治安空前惡劣之際，參選者人人自危。據警政署統計，全省各地共約一百九十位候選人申請警方保護，共派出警員三百二十餘位，防彈衣借出約八十件，裝置警鈴者二十餘人。為了維持競選及投、開票秩序，警力動員達一萬人。
而民進黨籍台南縣長候選人李宗藩的支持者，不滿開票作業和結果，聚眾示威，包圍縣政府，造成嚴重衝突事件，警方派出數千名警力待命。
選舉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加上選情劍拔弩張，激越言論不絕於耳，社會大眾也付出了心理成本。
一位四十來歲的電視工作者更積極地辦理移民手續，因為「國民黨輸了就完了」。
另一位操著濃重外省口音的計程車司機高著嗓門說：「絕對不能投民進黨，台灣一獨立，共產黨就來了！」
曾捲入「美麗島事件」風暴中的呂秀蓮則對中共輸出黑槍，伺機擾亂台灣社會秩序而憂心忡忡。
必要之罪惡
選季中民眾的生活品質低落，似乎成為「必要之罪惡」。
一位家住榴公圳公園旁的雜誌社編譯，選季中經常自動加班，以避開公園政見會場中傳來的噪音。
大批選舉文宣品湧入郵局，台北郵局的業務量是平日的三、四倍。一封信由台北南區寄往北區可能要一週，郵局甚至呼籲大家延後投寄今年的耶誕卡。
十、十一月辦喜事的人也可能為訂酒席而四處碰壁，選季中高頻率的大宴小酌早已讓大小飯店和「辦桌」業者忙得不亦樂乎。
「為了選舉，我們受些委屈是應該的。」一位聽政見的男士微笑而認真地說。台北市南區立委當選人郁慕明也認為種種混亂不安是「過渡現象」。
另一位活躍的社會運動人士則對選舉日益嫌惡，甚至建議減少選舉次數，以免社會一再「大倒退」。
選戰揭曉，角逐者勝負互見，我們的社會也有得有失。無論是心甘情願、抱怨咀咒或者漠不關心，社會整體已有形無形為這次歷史性的大選付出了昂貴的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