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第一篇小說是在唸補校的時候寫的，那時我被介紹所騙了。
在基隆中學唸完初中，我到台北做事，過了兩年再唸延平中學補校，白天去找工作。結果發現介紹所要我去的地方，又是一個職業介紹所，要我做的工作是跟他們一樣，向來找工作的人騙錢。我不幹了，但這件事我一直記在心裡。
隔了一、兩年後，有一天我走到三張犁一個教會，被人拉進去聽，一大堆人很虔誠的在那兒討論、聽教，講台上一個人正經八百的在講道：「上帝這幾年幫助我成家立業……。」我一看，他就是那個介紹所老闆，我恨得要命，回家後寫了一篇小說「請來聽福音」投到報社去，後來報社大概是嫌諷刺意味太濃，把題目改成「少年仔找工作」以後登出來了。 民國六十四年我退伍，很想讀大學。一來是覺得自己已經二十四歲，再去當學徒已經來不及了；二來我在中學時很愛看大學雜誌，喔！那些人好厲害，我認為自己一定要唸到大學才甘心。
不唸大學不甘心
我一邊在台北市立療養院圖書館做事，一邊到補習班補習。班裡面那些十七、八歲的小孩用語很有趣，什麼形容詞前面都加個「亂」字，我用他們做題裁，把他們為什麼要參加聯考的心態寫成小說，叫「抓住一個春天」投到聯合報。
當兵後我陸續寫了很多小說，但一直被退稿。「抓住一個春天」投到聯副後，很快，才過六天就登出來了，當時的駱學文主編還親自寫信給我，又有讀者寫信來，我的虛榮心大增。而且那時一篇小說的稿酬有三、四千元，等於我在市療一個月的薪水。我開始大寫小說，寫到市療的人後來都問我：「你到底還要不要考大學？」
這是我進中影前的情形，其實寫小說和編劇我都喜歡。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往往就好像看到了故事中的畫面，我從小就愛看電影，在九份可以走四十分鐘的路去戲院看電影，只是從來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去搞電影。
同情中下階層
在我的作品中，我是比較同情中下層的人，我覺得他們一直缺少真正的代言人，但是他們感情直接、單純。
尤其這幾年政治越來越庸俗化，社會上很難尋找到讓我尊敬的人。解嚴以後應該更開明、更進步，但這一、兩年來反而更逸樂。我常感覺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為什麼看什麼都有問題？是不是年紀越大越會如此？
我們電影中會拍早期的台灣，會拍過去的事情，有人問：「你們為什麼要拍從前？」我說：「因為從前有事。」回首過去，也可以針砭現在。
其實我現在寫劇本已經較收斂了，較不流於情緒化，以前比較衝，比較會消遣別人。像以前寫到教育的問題時，往往會去消遣老師，現在會覺得其實老師也很可憐，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我看到本質的層面，寫東西就會比較收斂。
在中影十年，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一群好朋友，這些人在影劇圈裡卻好乾淨，整天就是談電影，要做好電影，從來沒看過這麼多人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像楊德昌，他是留學美國的電腦碩士，可以搞電腦大賺錢，但是他卻情願花兩、三年的時間要弄出一部好電影。
經過痛苦到達快樂
不過雖然清楚，卻也很痛苦，不斷要和現實環境抗爭。現在回想起來似乎苦多於樂，但那時候我們就是專注的在做，為了要達到快樂的目標，覺得痛苦也是應該要經過的。
電影這行業很奇怪，搞文化的人認為它是文化，有些人卻覺得它是消遣娛樂。我是覺得一部片子無法包含所有，但重要的是，都要好好做。
(楊孟瑜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