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歷史中，法國大革命是被討論、研究最多的一個事件。但是至今，學者對它仍沒有一致的評價。
全人類的大事
法國學者從一開始，就視大革命為全人類的大事。他們認為是法國大革命帶動了全歐洲的自由思潮，進而在一八三０至四０年代，各國紛紛起而推翻帝制。
他們也認為，十九世紀主導歐洲思潮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是源自盧梭、羅伯斯比和巴貝夫(後二人皆為法國大革命中激進派領導人)的思想。
從某種程度言，這種說法倒也不算誇大。的確有許多歷史學家公認，法國大革命對世界文明影響最深遠的就是獨立的民族國家(independent nation-state)和普遍主義(universalism)兩個觀念。
雖然十八世紀時，歐洲有不少哲學家，提出各種改革政治、社會，建立理性、民主政府的思想，舊王朝也採納了一部分這樣的主張，但是真正將這些主張落實為具體的政府組織架構的，還是革命分子在革命後所做的實驗；這些架構事實上就是今天許多現代國家的政府模型。
一八一四年拿破崙稱帝後所建立的君主立憲制，更是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歐洲政局。德國和義大利合組聯邦，確立國家主權，就是受到法國這種以民族獨立為基礎、構建合理政府的理想所刺激。
自一七八九年起，整個世界就像一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較力的圖畫。在幾十年間，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紛紛掙脫枷鎖，獨立建國。甚至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三洲風起雲湧的殖民地獨立運動，也是受到同樣的獨立思潮所鼓舞。
列寧的詮釋
十九世紀末年，列寧從另一個角度詮釋大革命的精神，並且建立了他自己的革命模式。
他發現，由律師、記者等主張激進改革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組成的巴黎雅各賓俱樂部(Jacobin Club)，對製造革命輿論，鼓舞無產階級和農民士氣貢獻良多；甚至革命後，分散到各地的雅各賓俱樂部，在協助革命軍執行恐怖高壓統治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因此，他也培養了一批布爾什維克黨徒，做為革命的先鋒。俄國的十月革命其實就是法國大革命中激進的山岳派(Montagnard)將溫和的吉倫特派(Girondins)逐出國民公會的翻版；被罷黜的赫侖斯基就是丹頓(Danton)，而列寧正是獨裁的羅伯斯比。
從蘇聯、中共，到古巴、衣索匹亞，共產黨的整肅行動中，處處可見法國大革命中左、右兩派互相攻訐、殘殺的影子。
近年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法國大革命中最重要的思想－－普遍主義－－一方面為近代民主政治奠下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卻也是共產主義專制獨裁思想的源頭。
「普遍主義」意指：只有眾人都同意的真理才是真正的真理。在這個觀念下，社會必須在同一個規範下運作。一七八九年的「人民權利宣言」第一條就說：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充分反映了普遍主義的思想。
然而宣言中並未明示：應如何成全人類的自由和權利平等而不牴觸「自由」和「平等」的本質？又如何能不妨礙國家主權的行使？
少數服從多數？
法國革命領袖引用十八世紀初期盧梭提倡的「眾人意願」(general-will)觀念來解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每個人的權利如果能被公平的表達，他就無須自己表達，代表制的議會因而產生。
問題是，盧梭堅持個人的意願必須服從多數人的意願，少數人不同的聲音應該被多數人糾正，因而導至大革命期間的派系鬥爭。流毒所至，二十世紀的新專制主義仍在假藉公眾利益為名，行壓制人民之實。
由於法國大革命精神中所蘊涵的矛盾本質，在它兩百周年的今天，智利、阿爾巴尼亞、尼加拉瓜和美國、英國可以同時慶祝。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可以追懷拉菲葉公爵和米拉波；主張溫和社會主義的人，也可以在布理索和佛尼奧德的思想中找到源頭；極端激進分子更可以尊羅伯斯比和聖路易斯為師。換句話說，法國大革命事實上主導了近代兩百年來可喜的、可悲的人類歷史進程。
但是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啟示。
一九五０年代的思想家塔爾門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真正價值，在於它反映出自由乃是一個危險的必需品。為爭自由而發起的革命往往是一個動亂、不安時代的開始。二十世紀所發生的政治變革多數伴隨著暴力，而法國大革命正是這些行使暴力者的範本。
法國大革命的神聖與黑暗，證明了不完美的人類想要追求完美的自由，是一條何等漫長、艱難的路。許多當年無法解答的問題－－政府如何在尊重個人權利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個人如何在服從多數人意見的同時仍然保有他完全的自由？甚至，究竟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今天人類仍然在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試圖解答。從這個角度看，兩百年來，革命從未成功。
(取材自Newsweek, The Econom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