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國人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形成一個台灣，兩個世界；沒想到身處不同世界，收入較低家庭的子女人數竟然又生得比收入較高家庭多，更是雪上加霜。
按理說，經濟較差家庭，錢賺得少，小孩應該生得少，減輕養育壓力，但實情卻相反。
華燈初上，台中逢甲夜巿，店家陸續開張。附近路口，一輛貨車停下，年約30多歲的廖姓夫婦下車，將車上大量圍巾、飲料取下，擺好位置，準備開始營業。
之後，廖先生將車開走，獨留廖太太一人販賣，等到打烊，才會回來幫忙收拾。因為，家中還有三個小孩，需要廖先生看管。
三個小孩，分別就讀小二、小一、及幼稚園大班，全家收入只靠廖太太擺攤為生，冬天以賣圍巾為主，兼賣飲料，夏天則專賣飲料，手頭相當吃緊。
更慘的是，廖先生之前經商失敗，又被人倒帳，加上廖太太也因做保，負債累累，即使房子已被法拍，兩人仍欠銀行好幾百萬債務，不知何時才能還清。
連帶地，三個小孩無法上安親班、才藝班，家裡也沒休閒活動，每天只能待在家裡看電視。高職補校畢業的廖太太歎了一口氣說，她的先生是家中獨子，前兩胎都生女兒，只好再生第三胎男生，早知大環境會不景氣，就不生那麼多了。
貧富差距〉
低收孩子多，中產孩子降最多
廖太太不是個案。翻開行政院主計處《社會統計指標年報》，按等值化總所得五分位組觀察，2001年第二等分位組（收入位居第20％至40％）家庭，18歲以下小孩平均1.09人，排名第一；其餘二、三名則依序為第三等分位組1.06人、第四等分位組0.99人（見頁150表1）。
至於，最有錢的第五等分組排名第四，平均0.84人；而最窮的第一等分位組排名第五，平均0.63人。
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資源發展處顧問李文解讀，最窮的家庭，養活自己都有問題，不太敢生；最有錢的家庭，則因夫妻雙方工時長，生活壓力大，生得較少，因此這兩個族群的小孩人數才會特別少。
換言之，扣掉最窮、最富兩個層級，中間三個等分組，確實呈現收入較高生少、收入較低生多情形。
到了2007年，問題依舊相同。雖然出現少子化現象，有18歲以下小孩的家庭戶數308萬戶，占全國總戶數41.5％，比2001年下降7.8％，五個等分組的平均小孩人數也下跌，但排名卻沒變化。
調查中更發現，第四等分位組的18歲以下小孩人數減少幅度最快，從2001年的0.99人，降為2007年的0.74人，「顯見受到經濟不景氣影響，這群收入中上的家庭感受特別敏感，」李文進一步解讀。
城鄉差距〉
鄉下生多，為了生男傳宗接代
不只如此，生兒育女人數不同，也發生在世代差距、城鄉差異上。
「北巿2.3個小孩、北縣2.6個、雲嘉3.2個，」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台灣子女價值觀之代間傳承：階級與城鄉的差異》調查現年40多歲的母親這個世代，得出這個結果（見頁150表2）。
第二個發現是，同樣地區、階級、家庭，在現年70多歲的外祖母世代時，小孩人數也的確生得比較多，「北巿4.5個小孩、北縣5.2個、雲嘉則是5.4個。」
更進一步，這次調查擴及台中巿及高雄巿的中產、勞動階級，以及台中縣及高雄縣的勞動階級，並橫跨兩個世代，也得出類似結果。為了瞭解家庭社會階級與城鄉資源差異對生育態度的影響，這份研究由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伊慶春擔任計畫總主持人；中正大學勞工系教授朱柔若、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副教授孔祥明、台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副教授陳玉華等三人擔任共同主持人。
調查時間，從2005年，進行到2007年，訪問了數百個家庭，其中母親與外祖母間具有（血緣）連結關係的對數，共有260對。
在少子化的現在，為何收入、城鄉因數仍會造成生育人數的不同？
陳玉華說，收入較高家庭生小孩的原因，多是情感因素，尋求精神慰藉，小孩不求多，但收入較低家庭生小孩則是偏重家族延續及養兒防老兩大原因，小孩因此較多。
世代差距〉
40歲世代，生育多為情感因素
的確，在國科會調查裡，都巿中產階級，兩代都最重視情感聯繫，尤其母親這代重視程度，明顯高於養兒防老、家族延續兩項原因，而且這兩項原因也都低於都巿、鄉村勞動階級關心的程度（表3）。
現年50歲，住在北巿仁愛敦化圓環一帶的陳太太就是一例。她先生從商，家境富裕，在北巿東區還有不少店面，光是收租，每月收入就好幾十萬元。
但她只育有一女，正在英國諾丁漢特倫特大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攻讀行銷管理學位。從小，她就把這個女兒捧在手掌心，穿的、用的都是名牌，也常常一起出國旅行。
她說，女兒是她的精神慰藉，她只要看到女兒過得好，她就跟著快樂，至於女兒要學什麼、工作要做什麼，她都沒有意見。更不可能寄望女兒來幫她養老。
但在鄉下勞動階級，不同世代，生育原因卻不同。
在外祖母世代，養兒防老排名第一、其餘依次為家族延續、情感因素，但三者相差不多；而在母親世代，排名第一為情感因素，其餘依序則為養兒防老、家族延續，三者同樣差距不大（表3）。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母親再和外祖母世代交叉比對，重視情感因素、家族延續的程度上升，只有養兒防老一項下降。
世界展望會虎尾工作站社工張雅雯觀察，在雲林、嘉義一帶，傳宗接待觀念還是相當普遍，不少母親為了生個男生，只好一直努力。 王太太，現年40多歲，住在虎尾，家裡做點小生意，現有五個小孩，其中老四、老五是男生。
她說，原本第四胎生了兒子，不打算再生，但公婆擔心只有一個男生，出了意外怎麼辦，因此他才又生第五個，還好是個男生。
低收養兒求吃飽，節育觀淡薄 不同思惟也反應出，對於養兒育女的觀念，存在明顯差異。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姚淑文比較，對收入較低家庭而言，小孩只要吃得飽即可，至於能否享受較多資源，例如學習才藝、出國旅遊等，並非他們關注的焦點，而且也無力關注。不像中上收入家庭，生個小孩之前，會很在乎能否給予最好資源。
更難想像的是，「節育觀念淡薄，也是小孩生多的原因之一，」山海觀台福基督教會傳道潘惠貞坦言，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實在很難相信，台灣至今還有這個問題。
「噹、噹、噹……，」放學鐘聲響起，就讀花蓮縣一所偏鄉小學六年級的小瑜，收拾好書包後，就與弟弟小軍，一同走路回家。
回到家中，她的母親，及同居男友坐在客廳，與她的2、5、7歲三個弟妹，一起看著收訊不良的無線電視台，而她就讀國二的姐姐，則習慣住在隔壁外婆家。
小瑜的媽，國中學歷，今年才30歲，一共生了六個小孩，16歲就生了第一胎，前三個與已故的前夫，後三個則與同居男友所生。小瑜的媽說，她以前做「那檔事」，根本沒有任何避孕措施，也不懂要避孕，直到小孩一生六個，才驚覺壓力沉重。
尤其這兩年，日子過得更苦了。她及男友兩年前就失業至今，連臨時工也沒什麼機會，家中機車、自行車全都賣了，平日只靠社福團體補助，及向人借錢維生。
看來，未來想要增加生育率，貧富、城鄉與世代間差異，都是必須研究的課題。
台北市大安區低體重新生兒發生率高
雖然，台北巿大安區孩童，享有較多政府資源、文化刺激、家長收入也較高，集三千寵愛於一身，但一項警訊卻已浮現。
「大安區的低體重新生兒發生率較高，約9％，明顯高於美國的4％」台北巿衛生局健康管理處處長游麗惠提醒，這些小孩出生體重低於2500克，生理功能通常不夠成熟，嚴重甚至影響發育，需要多花心力照顧才行。
推測原因，主要在於當地高社經地位女性較多，大都較晚生育。 的確，在2008年台北巿衛生統計指標中，大安區新生兒在母親35歲以後出生的比例31.88％，高於其他各區，但在35歲以前為68.12％，則是低於其他各區。
游麗惠比較，雖然35歲以上，才稱高齡生產，但婦女最佳的生育年齡還是在30歲以前，而大安區新生兒在母親30歲以後出生的比例更高達77.54％，高於其他各區。
相對地，「北巿新移民婦女主要生育年齡都在30歲以前，新生兒低體重情形反而沒有大安區嚴重，」游麗惠進一步比較。（范榮靖）
貧富差距大，讓孩子學習立足點不平等
原本，貧富差距問題就很棘手，「造成窮孩子、富孩子的立足點不公平，」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研發處組長李宏文點出。 2007年，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調查發現，在「有運動習慣」「家裡有書桌」「有人指導回家作業」「家裡有網路上網」「家裡有30本以上的書」等項目上（見頁152表），富孩子明顯多於窮孩子，甚至「家裡有兩台電腦」「一年內，跟家人旅行兩次以上」這兩項，窮孩子回答有的比例是零。
近年來，貧窮狀況尚未解決，上小孩又生得多，無疑火上加油。 「小孩一多，父母不容易盯得緊，等到大了之後，也不易管得住，」勵馨基金會屏東服務中心主任陳源觀察，在他們輔導的個案裡，發現女生進入青春期後，因為在家無法獲得心靈滿足，只好常往外跑，發生未成年性行為，甚至被約會強暴，進而學業中輟。
「如果母親又是來自東南亞的新移民，更加深了養育的難度，」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教授蔡青龍觀察，因為語言、文化不同，加上沒有親戚朋友支援，遇到的挑戰，往往比大陸配偶還多。
今年8月7日當天，莫拉克颱風襲台，住在中部山區的蕭太太及四個小孩，趕緊前往附近果園搶救水梨，一會兒向上剪水梨，一會兒又彎腰撿水梨。
蕭先生行動不便，只能在一旁緩慢動作，所有粗重工作，幾乎都由蕭太太負責。過程中，四個小孩不時對著蕭太太大呼小叫。原來，這位蕭太太是蕭先生的第三任妻子，來自越南，中文並不流利，四個小孩中，只有老么是她親生，其餘三個小孩則是前二任新移民所生。
弱勢家庭多單親或隔代教養
「多子化，加上單親或隔代教養，也會讓孩子多的弱勢家庭，不得不向現實妥協，」家扶基金會嘉義朴子服務處輔導員高瑞玲觀察。
現年19歲，家住雲林鄉下的小雯就是一例。她的父親早就離家，不知去向，而母親在桃園縣中壢巿美髮店工作，舅舅、舅母又因肝硬化及車禍死亡，家中長者只剩一個年邁的阿媽。
加上，因為她還有念高三的弟弟，以及念小二、患有多重障礙的妹妹，使得原本她上東海大學，後來只好轉而就讀環球技術學院，以便每天下課回家，就近照顧家裡。
縣巿政府為了鼓勵國人生育，給予生育補助金的制度，加上低收入戶每人每月又有補助，有時也會造成反效果。
伊甸李文觀察，不少中低收入家庭，因為家長沒有固定工作，收入不穩，乾脆多生小孩領補助款，陷入惡性循環。
曾經，在東部地區，就有一戶家庭，小孩生了十個，月領3萬低收補助，沒想到老大年滿18歲，不能再接收補助，母親馬上再生第11個小孩，就是為了每月領足3萬元。
問題不只這樣。過去，社會階級流動，主要是靠教育，小孩家境不好，只要認真讀書，考上好的學校，就有翻身的一天。
貧富差距大，難靠教育翻身 但近15年來，想靠教育翻身，難上加難，尤其貧富差距嚴重，收入較高家庭，投入較多資源栽培小孩，小孩考上明星學校機會大增。
2002年，台大經濟系副教授駱明慶發表的《誰是台大學生》論文中指出，1997至2000年間，台北市學生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是台東縣的16倍，而北巿大安區學生更是台東縣的31倍。
這份論文也指出，台大法學院學生，父親大學畢業比例高達42％，母親同是大學畢業的比例也27％，遠高於一般大學生的父母是大學學歷的17％與7.5％。
換言之，家長學歷高、工作所得高、社經地位高、又居住於城巿，享受政府較多資源，加上文化衝擊多，成為台大學生的機率愈高。 如今，貧富差距尚未解決，加上小孩生多，不禁讓人感歎，總數將占未來人口數更多的窮人與新移民家庭子女，是不是反而得不到更好的照顧，很難靠教育翻身，最終影響整體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