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經營與AI國際論壇」上，美國管理學會（AOM）前主席陳明哲指出，AI能做分析與執行，卻不能替人承擔責任；領導人須以王道平衡利益、中道取捨，成為「志、德、能」兼備的企業士。
當AI能替企業完成愈來愈多的工作，領導人該如何展現價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UVA Darden School of Business）講座教授陳明哲認為，當資訊分析、工作執行甚至部分決策都能交給AI，領導人更需要面對每一個選擇帶來的責任，包括決定為誰創造價值、企業的前進方向等；這些仍舊必須由人來承擔責任的判斷，就是AI時代重塑領導力的起點。
日前智榮基金會、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與《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共同舉辦「王道經營與AI國際論壇」，邀請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陳明哲、英國倫敦帝國學院商學院（Imperial Business School）教授克里斯多夫．圖奇（Christopher L. Tucci）等人，探討AI帶來的產業與管理變化。
變局策略呼應「王道」
陳明哲曾任美國管理學會（AOM）主席，也是策略管理領域的國際級學者。他提出「動態競爭」理論，將《孫子兵法》與中庸、陰陽等東方思想帶入策略研究，從企業彼此競爭、互動的動態過程，探討企業如何在變局中做出策略選擇。該研究取向，也呼應施振榮長期倡議的「王道精神」。
施振榮關注企業如何將這套精神落實於經營實務，陳明哲則從東西方管理思想與策略研究出發，進一步思考：除了股東利潤，企業如何創造更大的價值、兼顧不同利害關係人，並追求長久經營。
進入AI時代，陳明哲重新思考王道思想與當代企業經營的課題。他認為，王道的核心仍是「創造價值、利益平衡、永續經營」，但企業所處的大環境已經改變，管理者需要承擔的責任也隨之改變。
首先，權力正從看得見的領導人，延伸到演算法、平台及資料。過去，企業領導人下達命令後，權責關係明確；如今，演算法可能影響企業內部的資訊排序、資源分配與機會取得，責任歸屬卻變得更加模糊。陳明哲認為，這也讓王道所強調的「利益平衡」有了新意義，企業不能因為決策交由AI執行，就忽略它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影響。如何兼顧公平、隱私、透明與問責，也成為AI時代企業實踐王道的重要課題。
其次，AI也擴大了企業必須納入考量的利益範圍。過去談王道的利益平衡，多聚焦股東、員工、客戶與供應商；如今，還必須看見可能因AI而受到衝擊的工作者，以及無法直接為自己發聲的環境與未來世代。「真正的王道，不只替在場的人分配利益，也要替缺席者保留位置。」陳明哲強調，AI可以協助分析與提出方案，但如何權衡不同利益、承擔決策後果，仍是人的責任。
但價值原則確立後，企業仍要面對現實中的兩難與取捨。陳明哲認為，面對AI科技與地緣政治帶來的複雜局勢，還需回到「中道精神」，在彼此拉扯的力量之間尋找合宜的選擇。
用「競融」提升產業
「中道」的核心，在於面對兩端力量時，不偏向任何一方，而是先看清彼此張力，再找到可以共存的解法。陳明哲以「執兩、用中」說明實踐方法：「執兩」，是把兩端的利益與代價都看清楚，例如一項決策帶來多少眼前收益，又可能消耗多少信任、人才與未來選擇；有些利潤看似當下賺得，其實是向未來「借」來的。
「用中」，則是在看清兩端後，依時間、位置、對象與情境做出合宜取捨。危機時可以先求生，但須講明底線與期限；景氣好時，則應把部分成果轉化為長期能力。
但「用中」並不等於折衷，而是根據情勢持續調整，這也與陳明哲的「動態競爭」相互呼應。傳統策略常把競爭視為雙方對立，重點在如何擊敗對手；動態競爭則更關注企業之間持續往來的行動與回應。企業今天的選擇，會改變對手的下一步，也會重新塑造明天的競爭條件。
面對日益複雜的競爭環境，陳明哲進一步提出「競融」概念。相較競合著重「哪些地方合作、哪些地方競爭」，競融思考的是：能否透過競爭促使彼此升級，並為產業創造新的能力？
在他看來，關鍵在於企業能否辨識哪些領域需要「競」、哪些領域可以「融」，讓競爭不會導致彼此消耗，也讓合作有持續前進的動能。以蘋果與三星為例，雙方在終端市場激烈競爭，也在零組件與供應鏈存在合作與依存。對企業而言，應思考如何設計這種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使對手的存在成為推動自身與整個產業進化的力量。
台灣做為世界連結者
這種在差異與互動中尋找適切回應的思維，也延伸到企業內部。陳明哲進一步提出「文化雙融」：企業面對的差異，不只存在於東西方文化之間，不同部門、世代、專業與制度，也各有不同的價值觀與思考方式。管理的關鍵，不是消除差異，而是理解彼此的優勢與盲點，再重新設計互動方式，讓不同觀點產生碰撞，就能讓差異成為推動創新的力量。
陳明哲認為，若從文化雙融的角度來看，其實台灣企業擁有相當獨特的競爭優勢。台灣與美國在企業、經貿與學術人才上長期往來，熟悉西方的制度與做事方法，同時又保有華人文化傳統。因此，許多台灣企業除了在供應鏈中提供產品或技術，也扮演連結不同市場與產業的「連結者」。
半導體產業就是最好的例子，台灣與美國等全球科技客戶緊密合作，並且深度連結亞洲製造與供應鏈體系，在技術、製造與市場之間扮演關鍵節點。「連結者的價值不只是溝通兩端，更要掌握關鍵能力，讓兩端都少不了它。」陳明哲指出，台灣企業真正的價值，就在於擁有不可取代的整合能力。
王道、中道、競融與文化雙融，終究都要由人來實踐，陳明哲因此提出「企業士」的概念，指的是「立身於企業，而以天下為念之士」。企業士不限於企業家或高階主管；無論職位高低，只要身在企業之中，都可能透過自己的專業、判斷與選擇承擔對組織、社會乃至更大世界的責任。
他以「志、德、能」來說明企業士的特質。「志」是知道自己為何而做，在複雜多變的現實中，仍能守住長期的方向與初心；「德」不只是知道什麼可為、什麼不可為，更是一種足以承載權力、財富、競爭及影響力的生命品質，讓人在利益取捨面前有所守，也願為自己的決策承擔責任；「能」則是把理念帶進現實、真正把事情做成的能力，包括專業、技術、經驗、資源整合及人際協作。企業須先具備在市場中生存的本事；但能力愈強、影響愈大，就愈需要追問：為何而做？這份能力要用在何處？又將為誰帶來怎樣的結果？
「企業士」典型在夙昔
陳明哲認為，台灣企業士的典範有兩位：英業達集團前副董事長溫世仁，以及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溫世仁投入中國大陸西部發展，以甘肅黃羊川為試點，推動「千鄉萬才」計畫，運用科技、人才與商業模式改善教育與城鄉落差，把企業界累積的能力延伸到社會。高希均則相信思想能夠改變社會，將媒體視為「行道之所」，透過出版重要的商業、管理與經濟書籍，以及邀請國際學者來台交流，把新的知識與觀念帶進台灣。
兩人的專業領域不同，實踐方式也不同，卻都體現企業士精神，先把專業做好，再思考這份能力可以為誰創造什麼價值。
如今，AI正在重新定義「能」的內容，也因此更凸顯「志」與「德」的重要性。「AI把『快』變成入場券，『慢』就變成稀缺能力。」陳明哲表示，執行愈便宜，判斷就愈昂貴。管理者需要知道哪些事可以交給AI處理，哪些事涉及企業價值、利益關係及責任，必須保留人的介入，並建立一套能支撐判斷與問責的管理機制。
他自己使用AI時，會特別注意資料來源與提示詞，回頭檢視AI是根據什麼資料得到結論。對他來說，工具本身不能保證答案可靠，問題怎麼設定、資料從何而來，都會影響最後結果。「AI時代的基本功比以往更加重要，」所謂「賦能」往往只是表面功夫，真正需要的，是從個人與公司的角度，提升提問、判斷與洞察的能力。
他提醒，AI會放大人心原有的東西。若心裡只有效率、成本與自己，AI便會放大自我與自利；若心裡有員工、顧客、供應商、社會及天地萬物，AI將會放大充滿善意的力量。能力往哪裡去，最終還是人的問題。AI提供選項，企業士決定如何使用這些能力。
要讓「企業士」不只停留在個人自覺，還必須進一步形成組織共同的行動。陳明哲提出「溝通」、「承諾」與「共識」3原則：透過溝通釐清問題、理解彼此立場，進而形成承諾與共識。尤其AI加快資訊流動與決策速度，組織更需要建立共同的方向與判斷依據。
16年前，陳明哲與施振榮共同創辦「王道薪傳班」的初衷，是體認王道思想不能只停留在創辦人的理念，還必須進入組織的制度與文化，落實在每一個人的日常。
進入AI時代，這份初衷更顯關鍵。面對市場變化、科技發展及權力交接，企業更需要以王道建立共同的價值準則，了解如何判斷、為何選擇，以及誰來承擔後果，方能達到永續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