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應該純屬巧合，但單在去年，外省大企業似乎都在忙著換董事長或總經理。
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再兼任關係企業遠東百貨董事長；中興紡織女主人周音喜正式坐上董事長的位置；不到四十歲的翁大銘竟然宣布退休，讓弟弟翁有銘執掌華隆。
趙廷箴更一口氣把華夏、台達、亞聚的董事長，換成外國人；而在去年失去汽車市場第一寶座的裕隆，也有了公司成立以來的第三位總經理朱信。
需要新定位
最高決策者走馬換將，強烈表示出外省企業正醞釀新的轉變。他們正整裝待發。
「我們需要新的定位。」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總經理焦佑倫分析，國內經濟重心，必將從外銷轉為內需產業，因為生活品質的提升，才是下個階段國家發展的幹道。經濟結構即將轉動，企業也必須有所回應。
從政府的施政來看，必定以提高產業競爭力以及效率為準則，所以在內有需求、外有逼迫(美國壓力)下，降低保護，國營事業民營化(例如開放設立民營銀行)，是大勢所趨。
而民間的因應，一方面是加深產業上、下游的整合，二方面自然也掀起往金融服務業的投資潮。
在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的新莊廠，銅線和膠皮在製程中，不斷搓合，揉成電線。華電的未來，是要把電線延伸到無限的上、下游科技中，確定電力傳輸根基能更完整、安全。
焦佑倫表示，電線是電子和材料科技的結合，他們因此投資了聯合光纖、華邦積體電路(已投進十億台幣)；更與國外技術合作，朝陶瓷、粉末合金發展。甚至還要做不銹鋼，擴大生產事業的技術基礎。焦佑倫說：「下個階段才是國際化。」
由於投資金額過大，超過公司法中轉投資比例規定；焦佑倫表示，華電今年最重要的任務，是改制為投資公司。「由於史無前例，政府機關還滿傷腦筋的。」焦佑倫表示，他們也覺得很麻煩。
「套裝」服務
就像老資格的紡織大廠，如遠東、中興，必須從買棉花、化纖、紡織、印染到成衣，都以一貫作業加強競爭力一樣，不但是製造業，甚至服務業也愈來愈往這種「套裝」服務去走。
「我們要把房屋變成生活的產業。」太平洋建設協理章啟明拿出從電腦跑出來的企畫書解釋。
在這分構想下，太設從最早的蓋房子，到四年前的跨入房屋仲介(現在一個月毛利平均都有一億六千萬元)，目前更想大小服務業通吃：包括房屋投資、管理(賣場管理經營等)，甚至搬家都要做。
「往最上游看，我們當然會伸入金融業。」章啟明表示，資金才是一切事業真正的上游。
銀行法的修正，帶給大企業走向這個真正上游的機會。經濟部工業局的一位官員分析，開銀行的好處，不只是資金周轉不必再看公營銀行「臉色」，或是有「暴利」，還有更深廣的效用。
首先，對衛星工廠的控制，更為緊密。以日本為師，大財團以金融事業為核心，對衛星工廠投資；資金加上業務往來，彼此行動更能一致。
而且，銀行倒跟公司關門，完全是兩回事。銀行關係大眾儲蓄及社會安定，銀行與政府(或說政治)的連結，也比辦工廠要複雜。
台北的新指標
除了太平洋建設之外，多家企業也都有意願。「遠東的的確確默默地在進行。」遠東紡織總經理辦公室協理紀關福說，他們是因為「閒錢太多」。光是遠紡，一年賺四十億，三年就一百多億，而「開家銀行，只要五十億」。
在敦化南路上，一幢四十一層的雙子星大樓，正在施工，圍住工地的看板上，寫滿遠東關係企業的公司名稱。這幢大樓計畫將這個二十億美元營業額的集團，帶人國際級旅館及大型購物中心的世界。
這幢大商場，應該會成為台北的新指標，它也象徵遠東集團的新開始；紡織機和內衣褲，已經不能代表遠東。
在所有外省大企業的變貌中，趙廷箴的華塑集團，是最令人捉摸不定的。他突然不做董事長，業界、傳播界揣測紛紛，說他要放棄台灣；更有人拿他做例子，引申為「外省人的不安全感」在作祟。
但風風雨雨中，趙廷箴說他是被惡劣的經營環境逼的。
「土地這麼貴，怎麼設廠？」、「工廠一半人都找不到，怎麼辦？」、「我是上、下都沒有。」紅光滿面的趙廷箴攤手。向「上」，沒有輕油裂解；向「下」，找不到便宜的土地、勞工；到馬來西亞等地投資，是他唯一的選擇。
澳洲控股公司BTR加入華塑後，事實上，趙廷箴已經是華塑的專業經理人(他持股甚至不到一０%)，為負責BTR石化產業的遠東區總裁。
「我一星期可以跑四個國家。」趙廷箴對創業有興趣，卻不願被管理工作綑死。身為華塑集團決策委員會總裁(CEO)，他補充，除了台灣、星馬地區之外，他還要向澳洲、英國(為了一九九二年的大歐洲單一市場)進軍。
一般都認為，年輕一代的工商人，受西方教育，較易國際化，但誰也沒能跟趙廷箴一樣，把一手建立起來的企業，包括他自己，都國際化得如此徹底。
四十年來，每個企業累積了不同的資源和包袱，創造了不同的風格；在面對時代的新環境，呈現出明顯差異，紡織業中上海幫(遠東、中興和華隆)的對比，是最明顯的例子。
他們私交維繫得不錯，到現在華隆的翁大銘，仍稱呼鮑朝雲為「師父」，但在事業上，已分道揚鑣了。
論資產，是外省企業龍頭老大的遠東，的確有它過人之處。
二十八、九年前，徐有庠帶著會講英、日語的年輕幹部洪星程到歐、日考察，看到戰後日本企業資本累積的情形，徐有庠告訴洪星程，他在上海學到了財務運用的道理，將來的遠東不但要上市，也要跟日本企業一樣，一年年增資，擴大規模。
在遠東紡織二十六年，現任和通創業投資公司總經理的洪星程回想起來，不得不佩服徐有庠的膽識：「我那時想，公司會不會倒還不知道呢？」但在徐有庠心裡，卻早有城府。
民國四０年代後，遠東跨入水泥、百貨兩個以內需為主的產業，平衡了紡織業外銷的風險，奠定集團發展的基礎。
而產品線非常類似的中興，遲至八０年代，才跨出多角化步伐，做電子、買下中興百貨。
「說中興是大廠，可是我們完全沒有享受大廠的好處。」中興紡織總經理商武解釋，中興規模的擴張，也不像遠東那樣有計畫。整個工廠，就有三、四座是因為別人倒了，中興身為大債主，不得不接收，因而小廠林立，不能構成規模經濟。
花一百萬省一個勞工
中興和遠東當初為了分到更多的紡織配額，不惜犧牲利潤，替台灣紡織界找到命脈，如今台灣幾乎是全世界擁有配額最多的地方。
其中，中興的成衣仍是全國外銷最多的；此外，也開創出兩個品牌的運動服和淑女服裝。
但環境變化之快，往往在意料之外。勞工短缺，變成中興目前最難解決的困境。整個廠因為短缺勞工，減少一成的產能。
而徐有庠在這方面，顯然又看得早一些。
遠紡總經理室協理紀關福四、五年前他剛進入遠東時，徐有庠正大力推行自動化，當時的指示是：「花一百萬省一個勞工，都值得。」
到去年六月，這個數字，已經提高到兩百萬元；但遠東的機器設備也因而保持領先。
面臨如此挑戰，新上任的董事長周音喜，眼前有許多選擇：一個是整廠輸出到海外；一個是在國內「平行整合」，合併掉小廠；當然也有人建議往證券商等服務業去多角化經營。
中興一位高級幹部指出，過去鮑老闆非常獨斷，大方向自己抓；現在的周老闆卻拿不定主意，下面的人就意見紛紜。
他認為現在中興最急迫的就是，「設定事情的優先順序，拿出決斷來。」
在外省企業當中，裕隆同樣是以女性為最高領導人，在吳舜文肩上，也有類似地重擔。
裕隆摔下了寶座
民國七十四年「汽車工業發展方案」實施後，國產車遭遇強烈競爭，關稅以五%的速度逐年下降；今年，日本豐田車種，又將正式上市，汽車市場擁擠的狀況，不下台北市尖峰時候的交通。
但擺在裕隆面前的，是不起勁的市場情報。
去年，雄霸汽車市場三十餘年，為台灣工業裝上輪子的裕隆，第一次從王座上摔下來，讓福特搶了先。市場占有率，從最高的五０%左右，一路跌跌撞撞，去年只剩二一%。
但這種成績好像還見不到底，今年第一季，裕隆的市場占有率，更減少到一七%強。
去年四月，跟國產汽車分家，是裕隆最直接的致命傷。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李仁芳，曾到裕隆上過課，他只說，裕隆一方面往上游發展(自製飛羚)，卻又同時切斷市場通道(經銷網)，「這不是自斷生路嗎？」
業務沒有起色，接下來就是個惡性循環。由於目前的經銷商都是重新建立，對裕隆感情不深，車賣不掉，等於積壓資金，更影響他們對裕隆的信心；而市場不振，公司員工、協力廠的士氣，難免受挫。
意見分歧
八年前，當裕隆創始人嚴慶齡去世後，吳舜文臨危受命，她的三義廠、及工程中心幾十億的大手筆投資，是汽車界唯一肯做的創舉。
同時她也大力延攬人才，先有工程中心的三巨頭(朱信、張哲偉、林石甫)，後有總公司方面負責管三義廠、人事、業務及採購的協理，人稱四大金剛。兩、三年前當飛羚正式上市時，那是裕隆最閃耀的日子；但到了今天，三巨頭、四金剛走得只剩總經理朱信一個人。
在這個過程中，裕隆內部意見十分分歧：有大力主張與克萊斯勒(Crysler)合作外銷(後因台幣升值作罷)、與通用汽車契約生產；有主張擺脫國產，自設經銷網；對工程中心日後扮演的角色的認定，也莫衷一是。
一位曾參與決策過程的離職員工，帶著幾分惋惜說，吳董事長耳根子太軟，拿不定主意；是與GM合作案流產，又在準備不足情況下，與國產分家的主因。「她死也要死在裕隆。」他透露，吳舜文對裕隆的奉獻，無人能比，但效果卻不一定因此成正比。
朱信接下總經理之後，到目前為止，還看不出裕隆有新的市場策略，但汽車業已傳言頗多，有的說他要生產國民車，也有的說他要代理進口車。
雖然裕隆如今龍困淺灘，但工業局一位官員仍對裕隆有信心。他認為，龐大的資產、設備，是裕隆最大的反攻武器，「他們有本錢走更長的路。」
故事還沒完
四十年來，外省企業的發展各有不同，順境、逆境也各不相干；但是，他們的故事，當然不會就在這裡書下休止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