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社會，每一天，都是一場競賽。只不過，有的競賽是「拍立得」，立即而明顯的，譬如股市的起落；有些競賽卻是公開的忌諱，大家都不怎麼願意談，實則存在，譬如省籍。 政治上，面對年底選戰，雷渝齊在一個月前申請更改籍貫，從湖南人變成台北市人。其中的利害，大家都能心照不宣地會心一笑。
並肩但很少攜手
經濟上，外省和本省企業集團，他們並肩(但很少攜手)為中華民國的產業拚出一番局面。但兩者相較，誰擅勝場？
由遠見雜誌統計的成績單來看(詳見左圖)，從民國六十八年到七十六年這九年閒的表現，全國一百大企業中，外省企業(主要以大股東、創辦人及經營者來區分)，顯然略遜一籌。不論在營收、總資產、稅前純益上，前進的速度都比本省企業慢，而且在資產報酬率上，也沒有一年是超前的。
檢視外省企業進人一百大的公司，不難發現，這二十家左右的公司，恰巧都屬於幾個企業集團的一分子，主要包括遠東、裕隆、中興、華隆、太平洋及華夏六個集團。
這六大集團在前一百大的分量，卻很明顯在逐年下降。圖中曲線的意義，不在本省、外省企業團體之間有差距，而是兩者的差距緩慢擴大。
以總資產來說，十年前外省企業占一百大民營企業的三五%，到了前年，只占三一%。
營收方面，也同樣有高下之別。裕隆汽車的滑落，正是一個象徵。十年多來，業績一直領先所有外省企業的裕隆，原本在民營企業穩坐季軍寶座(僅次南亞、台塑)，但到了前年，一路退居第五名，中間擠進了大同跟台灣化纖。
差距拉大
「當然啦，他們人多土地多，累積資產快。」遠東紡織總經理徐旭東提出的解釋，是絕大部分外省企業團體決策者的典型反應。
也許資產多，是本省企業占優勢的先天條件，但這個觀點並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差距在最近三、四年逐漸拉大。「那一定是有些企業發展得比較慢。」華新麗華電線電纜總經理焦佑倫偏著頭想著。
這一點在資產報酬率上，的確可看出端倪。
從財務運用的觀點來看，資產報酬率可以看出企業的獲利能力及周轉率，是察驗企業體質的重要指標之一。也許令外省企業主遺憾的是，近十年來，他們在這一項指標也沒有領先過(見圖四)。
從資產報酬率曲線圖，還看出另一個訊息－－景氣好的時候，兩條曲線非常接近；一旦景氣衰退，兩者的差距才拉大。
學財務、在企業教財務課程一、二十年、現任台灣微科副總經理的王忠宗指出，負債比率(利息負擔)可能影響資產報酬率的表現。因為借錢經營，在景氣時可以有較高報酬(如果經營得當)。
外省企業愛借錢？
一般人的印象，認定外省企業比較喜歡借錢經營，但掃瞄前年的一百大企業資料，兩者在負債比率上，並沒有明顯差別，都同樣在四五%到五０%上下。
許多企管、財務專家學者，對這個現象的分析，並不一致。歸納起來，一派說法是產業別的影響大，另一派則認為是社會政治因素作祟，外省人在台灣「根扎得不夠深」。
「這是很奇怪的事，應該不會有差距才對。」中興紡織總經理商武認為，人的聰明才智是常態分配，平均來說，企業團體的表現不應該會因人而異。
人跟財務都不足構成有說服力的理由，企業團體加人的產業不同，是各方意見相同的歸宿。
在外省企業團體中，紡織業幾乎是他們賴以起家、發展的行業。六大集團中，除了華夏跟太平洋較不與紡織沾上邊之外，其他像遠東、中興、華隆及裕隆(台元)都是，而這群人(裕隆除外)也正是業界口傳的「上海幫」主要成員。
取代夕陽的新星
上海，在大陸淪陷前，早已是中國甚至東南亞的紡織工業重鎮。這批上海興業家或是把機器，或是把資金，甚至上海人的商業細胞帶到台灣，以紡織起家是很自然的事。
但時過境遷，紡織在台灣顯赫的地位，像純爛的夕陽，它的天空將被其他新星取代。
以外銷而言，民國六十一年，紡織品出口曾占總出旦一七%，但在以電子為主的其他產業追趕下，去年只剩一五%。
「紡織業勢必再萎縮。」中興紡織的商武，以紡織業在先進國只占國內總生產額(GDP)的三%為例，台灣紡織業的分量，必定愈來愈輕甚至變成最低，自然影響到企業集團的表現。
看淡紡織業、看好金融等服務業，花八０年代的企業投資方向上，已經形成共識。深一層看，本省企業的確占了很大的優勢，除了國營銀行之外，人壽、信託、信用合作社，甚至農會，絕大部分(國泰、新光、中國信託等)都操在本省企業之中。
還沒鑲「金」邊
財政部參事戴立寧細數來由，一方面這些民間金融機構，多從日本體制下接收，本省籍企業早有淵源；二方面，這些機構草根性強，需要緊密的人際網，「像選舉時候的「柱仔腳」。」戴立寧明白指出，外省人在這方面，毫無競爭條件。
所以，外省企業集團，除了華隆買下國華人壽，正式跨入金融事業之外，也只有遠東、太平洋有證券商，其他都還沒有替企業集團鑲上「金」邊。
金融機構是血庫，對企業的支援效益是無法計算的。太平洋建設總經理章民強，比較太平洋跟國泰建設在競爭條件上，國泰有人壽資金做後盾，「可以買了地，放著」，即使在目前中央銀行實施緊縮金融下，影響較小；但太平洋就必須從別的地方想辦法(現金增資等)。
但純經濟的角度，並不能涵蓋所有人的眼光。他們更從政商關係、長期扎根的方向，解釋為什麼外省企業團體的表現不如本省企業。
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所長李仁芳的意見，是這一派人的代表。
四月是掃墓的節令，李仁芳說：「我才想起，對呀，這些(外省)人的墓都不在這裡呀。」
處處可為家
一些與李仁芳有相同看法的人繼續推理、引申，他們舉證，外省企業第二代自小(初中畢業)就出國唸書拿綠卡、海外投資都比本省人厲害，他們「處處可為家」。
另一方面，李仁芳也認為基本上，外省企業受保護較多(紡織業當初的代紡代織政策，過去汽車的高關稅、限制日本車進日等措施)，黨政關係比較深厚。然而，在國際化、自由化的新政策及民意勢力高張的今天，過去的優勢逐漸萎縮，「所以影響企業的表現」。
但是，反過來說，「不安全感」、對台灣前途不確定的感覺，難道本省人沒有？
政商關係的運作，諱莫如深，因果關係難以認定。在紡織業服務二十六年的和通創業投資總經理洪星程就承認，很多事，都只是「感覺」，並沒有科學證據。
但概括性的意見，難免忽視個別的表現。 論長期投資，裕隆大手筆整建三義廠，花二十億設工程中心自己開發「飛羚」，在汽車業找不到第二家。
第一代創業，地緣關係是很自然的發展，所以在台灣有所謂的上海幫、山東幫、河北幫；但是到了第二代，這種連繫已經逐漸消去。
就像國豐實業總經理陶傳正所說的，第一代因語言相同，彼此熟悉等關係，自然結合成事業夥伴。但第二代的成長背景已各有不同，如果他自己要投資，「我怎麼可能只找山東人？」
回首四十年的發展，馬拉松式的競賽中，雖然在目前還能以省籍見高低，即使仍找不出完整的理論解釋為什麼外省集團輸給本省企業；但再往後看四十年，這一段統計紀錄，可能是一個階段的結束。畢竟再往後看四十年，省籍的界線，只會愈來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