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蘇案」，我想從專業管理顧問師和升斗小民的身分來談。
社會、國家和企業一樣，都需要遊戲規則，這規則可能是約定俗成的，也可能是團體共同訂定的。既然訂出法律，就得去遵守，但這些法律永遠不能完全周詳的規範所有人的一切行為，其間難免會產生問題。有些人雖然可以逃過法庭的審判，卻不能躲過社會大眾和人心所建構的牢籠。
有一本外國小說的結局就有類似的意義。美國作家李昂．尤瑞斯(Leon Uris)寫的「女王法院第七庭」(QB VII，台灣譯名「浩劫後」)，描述一位波蘭裔醫師卡諾在二次大戰中幫助德軍凌虐猶太人，戰後遭到兩次審判，卻都因缺乏直接證據而被判無罪。
故事敘述一位猶太裔的作家凱迪，費盡千辛萬苦採訪當年的受害者，把亞當在戰時將大批猶太人在未麻醉的情況下割去睪丸、卵巢，進行絕育或手術實驗的惡跡調查清楚，並寫成一書公諸於世，在美國造成轟動。
這位波蘭裔醫生經過戰後多年努力，此時已受封為英國爵士，成為深受愛戴的名醫，為了保護自己的名譽，於是控告該書作者和出版商。
一九六七年一場訴訟展開。醫生以高級知識分子的智慧來包裝他戰時的行為，聲明他當初割去那些人的器官是為了救人，因為他們的器官已經潰爛；倖存的猶太人強忍身心的傷痛，在大庭廣眾前痛陳自己受到的迫害。
訴訟過程中大家已清楚的知道醫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做過的事，但是審判結果依然是醫生勝訴。原因在於，時間相隔太久，這些猶太人不能明白的指認兇手，在缺乏直接充分的證據下，法庭無法判決這個納粹的幫兇有罪。
另一種制裁
在法庭贏得勝利的醫生興沖沖回到家中，卻見到自己鍾愛的助手正收拾行李準備離開。醫生一向視這位助手如親生兒子，費盡心血打贏官司是為了保有自己在他心中的地位。但事實不容抹滅，在這個助手心目中，醫生依然是有罪的。
「吳蘇案」的情形讓我聯想到這個故事。這些猶太人重新面對傷害，挺身揭發惡人的勇氣令人佩服，今天高新武等幾位檢查官和推事勇於對抗惡劣環境，追求司法正義的努力同樣令人敬佩。
他們的辭職也算是一種「向上管理」。在企業體系中有由上向下的管理，也有由下向上的管理，後者例如公司老闆有鑽法律漏洞的行為，法律和契約規章都治不了他，員工看不慣，辭職不幹了，就是一種「向上管理」。
高新武他們的辭職，就像故事中那位醫師助手最後在痛罵醫生一頓後離開了他一樣。高新武的表現，已經給予吳天惠另一種制裁。
整個事情給我們兩點啟示：
不能因為國人皆曰可殺，法官就得判這個人有罪，所有判決都必須根據法律的要件而行。
審判有兩種，一種是法律的審判，一種是人心的審判。吳天惠雖然今天在法律上是清白的，但在社會大眾的心目中，他已經進了另一種牢獄。
(詹炳發為前瞻管理資訊公司負責人)(楊孟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