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馬斯克可望成為全球首位兆元富翁，兆元富豪時代即將來臨。這些跨足科技、國防、媒體、政治的超級富人，影響力已不再局限於商業，甚至能左右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在財富集中的趨勢下，民主制度、法治與政府監管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
歷史上，每一次財富大幅集中，政治體制都會面臨新的考驗與壓力。在未來幾年，美國電動車品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可望成為全球首位「兆元富豪」，象徵美國及全球的社會結構、政經制度、權力平衡，都可能迎來深刻轉變。美國《時代》雜誌（TIME）指出，若馬斯克真的成為全球首位擁有超過一兆美元身家的人，不僅代表個人財富的突破，更象徵私人資本已能累積到足以影響主權國家的權力層級，民主制度與法治基礎也將面臨新的挑戰。
財富極度集中：權力結構正重新洗牌
馬斯克目前是世界首富，據報導，他的淨資產超過4800億美元，掌控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社群媒體「X」、神經科技公司「Neuralink」等公司，這讓他在科技、航太、人工智慧、通訊產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此外，特斯拉股東日前通過馬斯克近兆美元的薪酬方案，他可望在未來10年內，躍升為全球首位兆元富豪。
然而，馬斯克的例子可能只是開端。根據國際非政府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分析，未來10年，預計將有五人躋身兆元富翁行列。光是去年，全球十大富豪的財富增加6980億美元；全球最大的50家公司中，超過三分之一（總市值達13.3兆美元）的掌門人是億萬富翁，或者億萬富翁是其主要股東。
這股超級富豪的潮流更牽動國際政治，馬斯克與其他富豪已在重塑世界秩序扮演關鍵角色，包括美國臉書（Facebook）母公司Meta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美國科技巨擘甲骨文（Oracle）聯合創辦人艾里森（Larry Ellison），艾里森的淨資產甚至在今年9月短暫超過馬斯克。
馬斯克已試圖將財富與影響力擴展到政治領域，例如，他斥資數億美元支持川普（Donald Trump）2024年的競選活動，並在川普政府初期領導政府效率部（DOGE），主導削減聯邦預算及裁撤許多聯邦雇員。
樂施會經濟正義資深主管艾哈邁德（Nabil Ahmed）向《時代》雜誌表示：「兆元富翁的出現顯然應該引起警惕。」專家警告，如果馬斯克真的成為兆元富翁，他的權力可能會進一步擴張，各國政府與法律約束他的能力將受到威脅，艾哈邁德表示：「我們必須談論寡頭政治有其原因，因為巨額財富會轉化為不民主的權力。」
金錢轉化為政治影響力
從前，個人與組織可投入選舉的資金受到更多限制。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在備受爭議的「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專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作出裁決，取消了限制公司「獨立」政治支出（不直接用於支持候選人或政黨支出）的競選資金保障措施，從而為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與企業湧入的大量捐款打開大門。
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稱其為她那個時代最糟糕的裁決，一些州也公開表示支持透過憲法修正案推翻該裁決。然而，15年過去了，該裁決依然有效，最富有的公司及個人財富有增無減。
2024年，川普競選活動籌集的所有資金中，約44％（即4.81億美元）來自10位個人捐助者，僅馬斯克一人就貢獻超過2.5億美元。
許多美國人已開始擔憂政治被金錢綁架，擔憂金錢對國會議員的影響。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2023年一項研究發現，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應該限制政治競選的支出，85％的人認為「政治競選的成本導致優秀的人難以參選」，80％的人表示，捐款者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力過大。
艾哈邁德向《時代》表示：「我們生活的這個民主社會，一些人可以為選舉挹注數億美元，一些人卻只能投票，這絕對破壞了民主制度。」他表示，兆元富翁的出現「並非必然」，而是「數十年來錯誤政策選擇的產物」。他認為，隨著世界精英階層的淨資產持續成長，實施遏制其影響力的政策變得愈來愈重要：「在企業權力與超級富豪缺乏制衡的政治環境中，他們確實謀取自身最大的利益，累積財富。」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限制法律的效力。
艾哈邁德將當前的財富不平等狀況與鍍金時代（Gilded Age，介於美國南北戰爭與進步時代之間）相提並論，鍍金時代的特徵，是巨大的經濟差距，隨著范德比爾特家族（Vanderbilts）、卡內基家族（Carnegies）、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s）等家族累積了巨額財富，這種差距日益擴大。艾哈邁德指出，如今最富有的0.0001％人群，掌控的財富比例比當時來得更大。
企業帝國成為新權力中心
《時代》指出，美國民眾普遍擔憂大型科技公司（這些公司由全球大富豪擁有）掌握的權力。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的調查顯示，近70％的受訪者認為，大型科技公司對經濟的影響力過大，56％的受訪者表示，這些公司應該受到更嚴格的監管。
馬斯克旗下的企業，橫跨多個攸關國家安全的領域，這讓他的影響力，已超出傳統私人企業的範疇。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韋斯特（Darrell West）指出：「他（馬斯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的影響力體現在很多層面，因為他的企業涉足的領域非常廣泛。」
韋斯特指出，馬斯克的衛星網路服務「星鏈」（Starlink）及其母公司SpaceX，體現他的跨產業影響力，為他提供對抗各國政府的籌碼。韋斯特表示：「人們都想使用他的技術，尤其是星鏈，這項技術已獲世界上許多國家採用。各國領導人都希望他們國家的衛星由SpaceX發射，所以，馬斯克在許多領域都深具影響力。」
星鏈經營著全球最大的衛星網群，目前有6750顆衛星在軌道運行，為全球數百萬用戶提供網路服務，有助於改善偏遠地區及受衝突或災害影響地區的網路。然而，星鏈也受到馬斯克的控制，其重要性在俄烏戰爭初期已展露無遺：馬斯克曾為烏克蘭政府提供星鏈技術，但根據報導，此後他數度限制該網絡在烏克蘭的使用。
2022年底，多位消息人士告訴《路透》（Reuters），馬斯克下令切斷包括赫爾松市（Kherson）周邊戰略區域的多個地區網絡覆蓋，一位烏克蘭軍官透露，這導致烏克蘭軍隊通信中斷。大約在同一時間，《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馬斯克拒絕允許烏克蘭軍方使用星鏈網路對俄羅斯黑海艦隊發動無人機攻擊。韋斯特說：「最大的國家安全風險來自星鏈，因為各國的國防都仰賴它。」
倚賴企業導致政府監管能力下降
SpaceX的技術也被用於美國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多次發射任務及衛星任務，韋斯特認為，這可能限制美國政府對馬斯克採取行動的能力。他指出，馬斯克離開政府效率部後，批評川普的《大而美法案》（Big， Beautiful Bill），兩人在網路上唇槍舌戰，自此公開撕破臉。
兩人不和期間，馬斯克聲稱如果沒有他，川普就不會當選，川普則撤回對馬斯克盟友艾薩克曼（Jared Isaacman）的NASA署長提名，並威脅要終止馬斯克旗下企業的政府合約。
然而，這些威脅始終停留在口頭上。《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7月報導指出，美國政府曾討論取消SpaceX的合約，但最終發現，那些合約至關重要，而川普11月也再次提名艾薩克曼擔任NASA署長。
韋斯特警告，隨著馬斯克的財富不斷超過其他億萬富翁，他可能不容易受到挑戰：「他的財富愈多，受到的約束就愈少。五千億美元的財富，已讓他能大幅擺脫其他權力中心的束縛，許多情況下，這讓他凌駕於政府之上。從五千億美元到一兆美元，這種情況只會更明顯，對民主制度來說，他非常危險，基本上不受政府的控制。」
此外，韋斯特還指出，馬斯克在社群媒體領域的影響力讓他能影響選舉：「他在選舉中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為他能投入數千萬，甚至數億美元支持任何一場競選。此外，他在X上擁有數億追隨者，這讓他能左右公共輿論，並用來獎賞盟友、懲罰敵人。」
兆元富翁的出現象徵民主制度與法治基礎將面臨新挑戰，當超級富豪在市場、科技、國防、媒體乃至政治領域全面擴張，他們所能左右的已不只是商業決策，而是公共政策、國家利益、國際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