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討論方便，讓我把它分成幾個階段來說：
第一階段是「光復後的調整時期」，從戰後到一九五０年。戰後最要緊的工作就是想辦法恢復生產，中央政府派了一批很優秀的工程師到台灣，另外一批到東北。這段時期完全靠自己，沒有外人幫助。
完全靠自己真正開始發展工業，是中央政府遷台後，推動幾個計畫，第一是建烏來發電廠，再蓋肥料廠，完全要用自己的力量與外匯來做。這兩個廠經營的結果很好，使美國人對我們工程師的能力有信心。
另一方面，這時候尹仲容先生主持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發現組織不夠堅強後就改組。把董事長、總經理、各主要工程師都變成委員，董事長、董事會暫時停止行使職權，那時候他已經動手把生產量小、效益小的工廠關了。他有那個魄力，現在要動一下都不行啦！
尹仲容先生同時推動紡織工業，一九五０年進口的布還有三千萬錠子，自身只有幾萬錠子，一部分是大陸企業家帶來的，一部分是核准進口的。
紡織工業開始時，政府設法鼓勵，利用美援的棉花，給他們加工，付合理的加工費，再加一定的成數，所以本身沒有風險。開始做時連軍用卡其布都做得不標準，但是市場很穩定，幾十萬大軍在那裡，那時也請了外國顧問幫忙，品質慢慢改善，做得有進步。
朝自由經濟發展
工商界看有利可圖就開始擴充了，擴充一段時期以後就飽和了。那時有個東亞紡織公司的王先生要投資，自己進口一萬錠子，為這一萬錠子，江部長(江杓)考慮再三、再四，花了一年多工夫，最後有人向總統報告，總統說人家自己出錢、自己負責，還管他幹什麼？
江部長有管制的頭腦，他管制煤，煤就出現了三個價錢：軍方一個，公營事業、政府一個，市場還有一個價錢；他卸職之後，煤的價錢就由市場來決定。
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是一直朝自由經濟方向去發展。開始的時候物資不夠，就想用各種管制的方法來阻止。當時預算是否平衡一直是政府關心的。
預算不平衡就會產生通貨膨脹。任何工業發展計畫沒有預算，做事就很吃力。
因此，發現比較可靠的稅還是關稅。
當時因為關稅常因特殊原因附加，我們的關稅一直偏高，我做財政部長時，就把附加關稅取消，併在本稅裡，要修改稅收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第二階段是「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進口替代時期」，從一九五三到一九六０年。進口替代工業大半是靠美援，這有兩部分，一部分是物資的供應，進口棉花、小麥、玉米等，一部分是支援各種計畫。這一段時期所用的美援，在公共設施方面比較多，來彌補政府預算的不足。
趕公車的心態
這時候也發生了一個現象，像趕公共汽車，趕上公共汽車的人想趕快關門，沒趕上的人想晚點關門。因為有許多管制，包括對外匯與進口的管制，得到「管制」的好處就希望「管制」不要開放，沒有得到的就希望能開放。
到了一九五七、五八年，很多人覺得外匯制度太複雜，應該要改進，美方也如此說。最後有個研究小組研究到底用單一還是複式匯率，徐柏園先生比較贊成用多元匯率，但研究小組仍決定用單一匯率。徐先生有政治家風度，辭退了財政部長與外貿會主任委員的職務。
開放外匯是當時、也是未來經濟發展上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單一匯率在民國四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通過，但還有一個尾巴，就是要買結匯證；本來訂有兩個匯率，一個是二十七塊七毛八，一個是三十六塊三毛八，把民生必需品訂在低的，其他東西訂高的，如果要進口，必須有出口商把結匯證賣過來，才能結匯進口。公營事業不要結匯證，其他一般事業都要，名義上是一個匯率，事實上還是兩個匯率。
直到一九六０年，出口成長非常穩定，才把匯率固定在四十比一，在當時是非常合理的價位。一九六五年，我到經濟部時，出口很順利，美援也正式停止。大家都說是我到經濟部同美國人講，我們經濟的未來前途太好了，才會這樣子，受到很多批評，我都沒有多解釋。
訂定合理公式
第三階段是「發展出口工業時期」，從一九六０到一九七二年。現在我回頭講講發展電力工業的艱苦，因為那時候工業發展得快，電力發展得慢，每當電費調整價格，就常變成一個爭論不休的政治問題。
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就是政府設立一個公用事業費率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根據立法院通過的一個公式，因物價變動而自動調整，以後調整費率就不用到立法院，部長也就不會因調整電力費率搞得不愉快，不幹了。 物價上升期間，電力費率非得跟著走不可，所以這個公式很要緊。我們訂了一個資產報酬率在六～八%，低於六要漲價，超過八要減價。在我做經濟部長時，居然還減過一次價，雖然減得不多，至少表明政府很誠實。
回想起來，遠在一九六三年，我已經看到美援可能停止，我們討論世界銀行可能貸款給我們。但是因為我們是接受美援國家，他們不大願意貸，我以美援會秘書長身分，在財政部下設一個小組，兼小組執行秘書長，專門處理世界銀行附屬單位的貸款。後來貸款成功了，使得工業發展比較容易推動。
因為我們在從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所有的土地法令，包括土地法、土地改革三個條例(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都是以農地為主，買一塊地，要四個法令管。「獎勵投資條例」就設法減少這些障礙，對廠商方便許多。
夠水準的人才
在一九六０年開始，外人來台投資逐漸增加，早期有兩個例子值得一提。一家是氰氨公司和台糖合作，用台糖的原料做金徽素，第二就是Mobile與中油及另一家公司合資，在苗栗建一座尿素廠，這個尿素廠完全是由國人工程師設計與建廠。
那時想到要建廠，就成立了「中國技術服務社」，建立一個我們自己的工程顧問公司，具有建廠和設計能力，開始的資金只有二十四萬。把李達海調來推動，十八個月後工廠完工，美國工程師跟我講，真了不起，你們的人非常夠水準。
在發展出口工業中，第一是紡織業，第二是塑膠加工業，第三是消費性電子。
通用電子公司負責人在一九六四年來看我，那時我還管投資，他說日本的家電業已經擴充得很快，到台灣來做，有比較利益，可以外銷回美國市場。「通用」這位負責人很有眼光，他說道個案子核准後就要儘快開工。
核准後，我們的建築師、工程師一起配合他們做，結果比他預期的提前完成，他高興得不得了。十月開工，招了三百個女工，做的產品一個是電視的調頻器，一個是映像管上的零件，兩樣都跟電視有關。後來發現連了做三個月的材料，一個多月就用完了，表示我們的產量很高。他就跑到美國找做電視的RCA，Motorola，勸他們到台灣裝配，結果中心廠都來了，我們原料的零件廠都擴充了，變成一個tree。
果然，我們的輕工業發展得很快，擴充的工廠的產品都有競爭力，出口快速地成長，到了七０年代就開始有順差，這是很大的轉變。
後來，艾德蒙的董事長告訴我，說應該找映像管的廠到台灣設廠，如此一來就可以做電視，領先別人，早一步出口。那時日本的廠已開始在我們這裡設廠，怎麼辦？我去找亞太國務卿墨菲商談，一九六九年的RCA來了，飛利浦也來了，兩家設廠都核准了。因此整個帶動工消費性電子工業，成了非常完整的一個系統。所以當時在香港、新加坡做不到的，我們能做到，競爭力很強。
到了一九七三年，我們已經有三年出超，所以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中華民國歷史上，台幣第一次升值。我們仍是國際貨幣基金會會員，經過他們的同意，升值五%，從四十元到三十八元，以往的台幣一直都是貶值的。
台幣首次升值
一九七三年到七八年，經國先生宣布十項建設，要以五年時間用五十億美元完成。一年就要籌十億，在過去簡直是不可能的，而且要用避免通貨膨脹的方法來籌措這筆龐大經費。
這一時期，交通是最要擴充的部門，十項建設中有六項，為了解除一九六０年代工業投資太迅速，公共投資不足所造成的交通瓶頸。這個瓶頸也是制度造成的，當時中央預算審查時，任何關於農業和交通的，都是省政府的事，中央不撥一塊錢。我到財政部時，總算勉強在農業上撥了一億台幣，象徵性地做這個事情。一直到經國先生做院長時，他就大手筆了，兩年二十億，加速農村發展計畫。
除了六個交通計畫外，還有四項：一個是本來就要有的電子，另三個是鋼鐵廠、造船廠和石油化學工業。
我發現有幾個計畫，民間投資意願不夠，差一點錢。「開發基金」是我在「獎勵投資條例」裡擺進去的，公營事業出售後，錢不交國庫，交給開發基金，國庫可以拿這個錢再投資，這個投資就要提計畫。
我到財政部後，把中國銀行轉成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變成民營，花了一星期來說服立法委員。待立法院通過，改成民營後仍有收入，我就拿這個錢參與石油化學工業投資。
這時候發展中間原料工業，如鋼鐵、石油化學產品都是重要的基本原料，油或天然氣都連起來了。一九七０年是講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工業。後來我們少強調一點資本密集、多強調一點技術密集工業，因為講資本密集工業，擴充的人都沒這個條件，不合適。中鋼能夠做成功，也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管理制度，能夠競爭。
人才培植最重要
在這一過程中，科技發展逐漸變得重要。所以，一九七八年開全國科學會議，行政院次年訂定技術發展方案，這個方案是一個很基礎的方案。當時我們確定了三個目標：人民生活的改善、經濟結構的改變、國防工業的發展。
人才培植最為重要，這時需要的是高級人力，人力發展是一個金字塔的形式，我們選擇若干重點計畫，打破教育的一些硬性規定。例如幾個研究生只有一個教授，並且鼓勵研究所多招生，一方面也新成立若干研究所。 我們的科技發展要上游、中游、下游的結合。上游從大學及研究所出來的；應用研究到中游，像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工業策進會、中山科學研究院；下游像是工業園區的工業技術。在這個過程中間，需要技術引進的，我們就技術引進。
這許多辦法都是推動工業發展的人想到的，然後說服財政金融部門主管同意。
事在人為
這個工業發展的過程，是滿艱苦的，開始時有很多觀念要說服，像有人認為「賺錢就不是好的事」的觀念。同時一定也會遭遇若干困難，如土地取得、資金籌措、市場開拓、技術引進、法令修訂等等。但是回顧這段歷程，使人相信「事在人為」的道理。我們既然克服了這麼多困難，對今後的發展也應當要有信心。
不能忽視公共建設投資
社會基本建設投資的多寡，在經濟發展理論上，一向有「領先提供」(supply leading)及汲「延後跟進」(demand following)的爭論。領先提供，有利於直接生產活動的進行，但也使直接生產部門所取得的資源減少，經濟成長因而降低；延後跟進，卻也可能造成其他部門發展的瓶頸，對經濟成長也有不利的影響。由於社會基本公共建設投資過多或過少均會妨害到經濟的持續成長，中庸之道，自以與經濟發展密切配合為最適宜。我國過去三十餘年來社會基本公共建設成長十分快速，但事實上許多重大經濟性公共設施的投資幾乎都慢於實際的需要，因而帶來許多瓶頸。例如：在民國六十一、二年經濟景氣特別繁榮時，鐵路、公路及港口、機場等設施均顯得非常擁擠，平添許多社會成本及廠商成本。不過，這也顯示我國交通運輸設施在該階段投資的不足，形成政府在這些社會基本公共建設上必須增加投資的壓力，終於導致十項建設的加速推動。
(摘自李國鼎主編「我國經濟發展策略總論」，聯經公司一九五七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