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3月，發生了一件震驚科技圈的社會事件：科技公司董事長揮刀行凶，刺死即將離職的技術長。昔日的事業伙伴，為何會演變一方指控霸凌，另一方失控殺人的結局？除了司法審判之外，更值得深思的是，這樣的悲劇如何預防？
那天，他穿著橘色外套，在超市買下一把599元的主廚刀。十天後，他在會議桌前，刺死了與他一起打天下、卻即將離職的技術長。
他是曾姓董事長，雲云科技創辦人。過去是新創圈中意氣風發的科技精英，現在，是新聞畫面中低頭不語、雙手上銬的殺人犯。他見律師時哽咽落淚，說：
「我沒有兒女，公司就是我的孩子。」
但正是這份深情，成了毀滅的開端。
這不是影集，也不是小說，而是我們社會剛剛發生的真實案件。2025年3月7日，台北內湖，會議室裡的一場突發命案，震驚了科技圈。
命案起因，據報載，是因技術長在離職前於社群發文控訴公司霸凌，引發董事長強烈不滿。談判當日，董事長要求刪文未果，當場行凶，刀刀致命。
但真正令人不安的，從來不只是這起殺人事件的「結果」，而是背後，我們尚未正視的問題：
當理性創業者走向極端，我們能否預防？
當情緒崩潰變成殺意，法律該判刑？還是治療？
「心神喪失」與「精神耗弱」，司法怎麼界定刑事責任能力？
一、【當愛變成殺意】創業者的偏執情感，走到哪一步會失控？
根據警方調查，曾姓董事長早在2月便獨自購刀，甚至列出「復仇名單」，雖未包含技術長，但早有行凶意圖。案發當天，他先向技術長道謝，假裝離開，隨即拿出外套內藏的凶刀，從背後連刺致命。
這不是一時衝動，而是冷靜預謀。
行凶後，他並未逃逸，而是自傷，並於筆錄時情緒崩潰。據稱，他不斷重複：「公司是我的孩子。」
身為律師，我明白情緒可能是真摯的，但司法不看情緒——它要判斷的是：
「你行凶時，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有能力控制自己不這麼做嗎？」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不論情緒多崩潰，法律責任依然無法逃避。
二、【你能原諒她嗎？】一位殺子母親，為什麼最後沒被判刑？
我曾接過一件社會矚目的案件：一位年輕母親，在無任何精神病史下，突然先割傷長子頸部，翌日將女嬰從11樓陽台拋下，當場死亡。這是社會難以理解的行為。
我是她母親委任的律師。那段時間，我無法聯繫到當事人之夫，直到他打來，激動地說要控告妻子。我靜靜聽了十多分鐘，才說：「我聽過你們愛情長跑的故事，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最愛你太太的人，應該是你。」他沉默了一會，哭了，問我：「律師，我該怎麼辦？」
我們開始回顧他們的愛情與家庭生活。他想起太太當時傷害兒子後的囈語：「家裡一定要有血光之災。」他曾錄下那段對話。那段錄音成了關鍵，成為聲請精神鑑定的證據。
最後鑑定結果為「急性精神分裂症」，行凶當下處於完全心神喪失狀態，最終檢方不起訴，並聲請三年監護處分，因為我擔心夫妻分隔三年，感情會生變，提出抗告後，後來法院撤銷原裁定，改為駁回檢察官的監護處分聲請，法院考量她已穩定、具家庭支持，裁定不需住院強制治療。
這樣一位連續殺子女的母親，沒有被判刑，也沒有被監禁。
為什麼？
因為《刑法》第19條規定：若行為時因精神障礙，無法辨識行為違法性或無法控制行為者，不罰。
事隔五年，有一天，這位母親突然打電話給我，跟我道謝，並說她又把女兒生回來了，誠心祝福他們夫妻家庭圓滿。
三、【瘋與非瘋之間】司法評斷不只看對錯，而是看「當時」
《刑法》第87條進一步規定：若因第十九條第一項之原因（心神喪失）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
但重點在於：不是你事後有精神異常就可以免責，而是你犯案「當下」是否真正失去判斷與控制能力。
乙案中的母親，在精神醫療診斷、家庭支持與病況穩定的三重條件下，法院做出「不施以強制監護」的刑事裁定。這不代表寬容，而是司法體系理性取捨、依法妥適的處置。
司法要的不是報復，而是正義。而真正的正義，往往需要事實與證據，由法院依法裁判，而非輿論的情緒推動。
四、【精神耗弱能減刑？】董事長會因「崩潰」被原諒嗎？
假設曾姓董事長的辯護人主張他屬於「精神耗弱」，也就是行為能力受限但非完全失控，是否就可以免於重刑？《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答案是：或許能減刑，但不代表無罪。
實務上，法院會從以下角度判斷是否適用精神耗弱條款：
有無精神鑑定佐證？
犯案動機是否清楚？是否有預謀？
是否仍具社會危險性？
目前可見的事實如下：
事前預謀購刀
當日預藏凶器
案後自傷但未逃逸
依報載坦承預謀殺人
這一切看似仍具理性控制能力，若最終鑑定認定其具備完整刑事責任能力，將可能面臨最嚴重的刑事處罰，《刑法》第271條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預謀殺人最高得處以極刑。
五、【不是瘋子，也不是惡魔】我們需要的，是制度早一步介入
不論是曾姓董事長，還是殺女的母親，他們在人們眼中也許是瘋子、是惡魔。但在我眼中，他們更像是制度失能的指標。
前者，是高壓創業文化與缺乏情緒支持的犧牲者；後者，是被家庭忽略與精神病症吞噬的警訊。
這兩件事都告訴我們：
創業者需要心理支持系統
企業應設置內部風險預警機制
家屬、朋友、社工，不能等悲劇發生才介入
因為法律介入的那一刻，往往已經是「來不及」。
結語｜當我們談論殺人，我們在談什麼？
司法審判的，不只是行為本身，而是行為當下的「人」：那個是否仍具備判斷力與選擇權，能意識自己正跨越法律紅線的人。
法律評價的是「故意」與「責任能力」，但我們作為旁觀者，是否也該追問：
這場悲劇，曾經有機會被預防嗎？
在那封社群長文、那場談判對話、那場沉默的崩潰之後，是否有人伸出手過？
每一次極端行為的背後，都有一個被壓抑太久、來不及被聽見的求救訊號。但當制度只在悲劇發生後才出場，那麼我們只是在反覆處理「後果」，而無力修補「原因」。
人與人之間，多一份傾聽，也許就能少一場崩潰。多一點理解，也許就能多留一條命。
正如詩人泰戈爾曾說：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請保持心中的善良，因為你不知道，誰會藉著你的善良，走出了絕望。」
作為律師，我相信制度。
作為作家，我更相信人性中那微光的可能。
願我們都能，在法律的理性與社會的溫度之間，找到真正的平衡點，那是讓我們不只是活在規則裡，也能走在彼此生命裡的方式。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群景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總裁律師、財團法人台灣尤努斯基金會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