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設「和平大學」
每當讀到執政者要把人民納稅的錢，來增購軍火時，腦中立刻浮現出兩個景象。
1980年4月首次去蘇俄及東歐國家訪問。一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憤怒地告訴我：「蘇聯的核彈能消滅敵人幾十次，但政府就不讓我們的人民好好地活一次！」
看到莫斯科商店門前排隊的長龍，擠在冰雪開始融化的骯髒馬路上，使我深刻地感受到「麵包與槍砲」的排擠效果是多麼地真實，多麼地可怕！
15年後，1995年10月，在舊金山「戈巴契夫論壇」上，前蘇俄總統戈巴契夫正以大會主席的身分發表對世界情勢的看法，媒體雲集。在演講的尾聲，他宣稱：「政治領袖的最大責任是追求和平，不是贏得戰爭。」全場掌聲雷動。
在緊湊的日程中，戈巴契夫與應邀赴會的前行政院長郝柏村有兩次私人聚晤。一次是一個小時對世局的討論，另一次是兩個多小時的私人宴會。會晤中，兩位都談及「不僅要減少國與國之間的軍事衝突，更要全力促進世界和平。」兩位曾思考要在亞洲設立一個世界性的「和平大學」，培養下一代的領袖，永遠不要下一代子孫面對戰爭的威脅。
（二）與民意相左的預算分配
2006年8月台北政壇出現了一個不能輕忽的政策宣示。蘇貞昌擔任行政院長後，在他首次提出的明年度的總預算中，國防預算居然還要增加709億，提升到3115億，占歲出比率18.7％（比去年成長28.1％）；經濟發展僅增加3億，占歲出比率不進反退，由12.7％減少到12％。這種「重國防輕經濟」的預算分配是完全與台灣民意相左的。
在歐美民主國家，討論施政項目時，國會以及輿論的焦距就是放在總預算的分配上。我們要做像一個民主國家，就必須對中央政府總預算做嚴格的辯論。
我對國防預算的增加，一直表示強烈的懷疑。在2004年10月，我曾在〈「決策錯誤」比白色恐怖更恐怖〉一文中，提出「購買6000億武器絕不是應有的生活方式」的看法。
陳總統執政六年，換了五位行政院長。在走馬燈式的換人過程中，糟蹋了人才，錯編了預算，誤用了經費。
（三）軍購必要嗎？
讓我們冷靜地來討論增加軍購的必要性。
一問：台灣為什麼要買武器？只能想到是要防範敵人。
二問：誰是我們的敵人？只能想到是對岸的中共。
三問：中共為什麼要打台灣？只能想到是因為台灣要獨立。
因此，2300萬人民要嚴肅地四問：台灣要獨立嗎？台灣有多少人贊成獨立？台灣有獨立的時間表嗎？
現在既然已經有了公投的機制，就正如一些人早已提出，勇敢地對「台灣獨立」來一次公投表決。事實上，2004年3月的軍購公投是被否決的。
如果過半數要獨立，當然要盡全力買更多的武器；如果過半數要維持現狀，當然就不需要花3000多億在國防上。
五問：增加台灣安全的方法是竭盡一切力量，設法購買更多更新的武器？還是竭盡一切力量，設法穩定兩岸關係？這個答案應當很清楚：盡一切力量化解兩岸的緊張情勢，當然要比購買武器更迫切！因此有人認為2005年春天國民黨前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所產生大陸對台灣的善意，已經為台灣節省了百億的武器自衛；當前政府高層對中共的惡言相譏，一旦敵意升高，即使再增加幾百億的軍購，也不會增加國家安全。
（四）要走正路
決策者可以宣稱：要以不計代價的精神來增強國防，但不等於我們可以不計成本來購買武器。「不計代價」是表示無形的鬥志與決心。台灣若真要購買新武器，應當是要結合武器購買與技術移轉，借重具有潛力及已有成績的中山科學研究院。軍事支出是這樣地龐大，必須要倚靠嚴格的預算與審查過程。
10年前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把台灣帶進了一條冤枉的岔路，此刻必須另找正路。這條正路必先要剷除「去中國化」的路障；然後要加快兩岸間的各種鬆綁。政府正以各種軟硬兼施的說辭，要花幾千億去購買軍火，那是一條岔路；與中共和平協商，營造善意，追求雙贏，那是台灣的正路。
購買軍火的機會成本
公共政策的決策者，一定要時時刻刻記住「機會成本」的觀念。
「機會成本」是指當資源（如資本、技術、勞力、時間等）改變目前用途，投入到另一個可能性時，所能獲取（或放棄）的利益。
沒有一個國家因為教育預算比例過高而財政破產；但歷史上窮兵黷武，軍費過高，拖垮經濟，終致政權崩潰的例子不少。
這就是為什麼艾森豪將軍遠在半世紀前就這樣沈痛地指出：「每一支造好的槍、每一艘下水的戰艦、每一枚發射的火箭，最後說來，都相當於對那些飢餓無糧者和寒冷無衣者的偷竊。窮兵黷武的世界，不僅只是消耗了錢財，也消耗了勞動者的汗水、科學家的才智，以及下一代的希望……，這絕不是我們應有的生活方式。」
負責國家決策的官員，必先要充分瞭解機會成本的重要，才能避免決策的猶豫不決，決策的反覆無常，決策的說辭矛盾。
不理會「機會成本」的官員，終有一天會發現：連做官的「機會」也沒有了。（高希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