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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夥伴還是對手?-從數字看兩岸貿易

文 / 張安平    
1988-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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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夥伴還是對手?-從數字看兩岸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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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新的領導人坦承中共浪費了三十多年的光陰,一切建設仍如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水準;因此在一九七八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決議進行經濟改革。

十年經濟改革

今年是中共這一波經濟改革實施的第十年。十年間,中共蹣跚的改革腳步時快時慢,但是大方向始終未變。

一九七八年,中共面臨整體經濟和制度的失調、停滯,首先確立了在政策上重新釐定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在制度上著重管理和計畫的兩大方向。

一九七九年,開始依據發展消費品工業、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方向,建立以市場導向為主的計畫經濟,如賦予企業較多的自主經營權,並視客觀經濟需要而成立新生企業等。特別經濟區也在此時第一次引入中共的經濟體系。

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三年,中共認為經濟改革的速度不應超過經濟體質調整的速度,因而放緩改革步調,收回了金融和貿易的中央管制權。然而在此時期中共仍進行了相當重要的稅制改革,首次承認私有制和利潤的正當性。在農業上,生產責任制由公社擴及個人和家庭,幾乎徹底瓦解了集體農場制。

一九八四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五年都市改革計畫,確定領導階層從根本改革農業的決心。同時加速開放政策,設立十四個沿海城市為對外直接貿易區,並制訂對外貿易法,賦予企業更多的自主權。

通貨膨脹危機

一九八五年初,中共經濟出現過熱現象,通貨膨脹和預算赤字成了兩大頭痛問題,因此年中時,中共宣布經濟需要一段調適期,以吸收、消化過速的成長。

一九八六年四月,中共再度宣布一項五年計畫,以示改革決心;但是年底,保守派發動「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算是十年間較大規模的一次反經濟改革的政治運動。然而經改的腳步並未完全停頓。

一九八七年開始,中共的經濟改革也由保守再度趨向開放。然而由於預算控制不住、貿易政策不定、缺乏有效的外匯制度、無法訂出合理的價格政策、政府運作和法令修訂趕不上經濟改革,以及行政權依然不肯放棄控制經濟等多重因素,中共的經濟逐漸陷入生產力下降、貧富差距擴大、預算和貿易赤字持續存在、失業人口增加,和資源、金融分配不均等困境;尤其消費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危機,更迫使趙紫陽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交出經濟大權,經濟改革的步調也因此被迫放緩。

兩岸熾熱的貿易關係

由時疾時緩的改革步調看來,中共的經濟政策前景難以預估,但無論如何,其經濟發展對台灣經濟的影響絕對值得注意。

由貿易競爭的觀點來看,台灣在對美輸出的貨品中,如今有二九五種產品(包括紡織品、成衣和玩具),面臨中國大陸的競爭,而在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問尚只有二十種;預計未來在五金器械、鞋類和電子產品方面,雙方的競爭會益形激烈。

在日本市場上,台灣已面臨來自大陸的農漁產品、成衣和家具的競爭,未來的競爭重點則將是機械和電子產品;而近兩年來,雙方的競爭產品也由一九八五至八六年的十二項,增至八十八項,在香港市場中,雙方競爭的激烈也不下於美、日市場。

雖然台灣和大陸在海外市場中競尿E烈,但雙方透過香港進行的間接貿易,卻自一九七八年的二億九千萬港幣,直線上升至一九八七年的一百二十億港幣。

雙方熾熱的貿易關係當然是因為有利可圖。撇開語言、文化的共通性不提,大陸的廉價勞力和市場,可幫助台灣紓解工資上漲和西方保護主義的壓力;而中國大陸也確實需要台灣的資金、管理、技術和行銷網路,然而台灣對發展與大陸的貿易關係實不宜期望過高。

中共以往政策反覆和重意識輕實利的紀錄,警示台灣商人不應將太多的雞蛋放進這個籃子。

外貿額偏低

此外,大陸市場與其人口的龐大完全不成比例。中共與其他共產國家和印度有同樣的問題,人口眾多、收入偏低而消費能力瘠弱。一九八七年,美國與共產集團國家的貿易總值,僅占其全國貿易總值的一%略多一點,與印度的貿易則占總值0.二%;同年,日本與共產集團國家的貿易占總值三%,與印度的貿易則占0.四%。這些統計或可做為對大陸市場抱持幻想的台灣人民的借鑑。

(任孝琦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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