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學說或一種思潮，莫不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遷而不斷演進。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晚上，美國兩黨總統候選人在北卡羅萊納州韋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舉行面對面的電視辯論中，現今總統當選人共和黨布希批評民主黨候選人杜凱吉斯支持的「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所主張的增稅以擴大社會福利的極左派自由思想，已經偏離了當前美國的主流思潮。
歷史一再重演，凡是要抗拒時代主流思潮者，終將為滾滾時代潮流所淹沒。
順乎自然
回顧十八世紀中葉以後，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整個經濟社會所最迫切需要的，不外是資本的累積。只要你握有生產工具，就等於擁有財富。在此一環境下，乃孕育出一七七六年亞當史密斯所追求國家致富的「國富論」。
這位古典經濟學派創立者基於自然法則，主張嚴守中立性的租稅，任何租稅的課徵，均不應干涉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形成的財富分配狀態。因此，採行比例稅制，只要能夠打破因身份地位而享受免稅的特權，人人納稅，就達到租稅公平的目標。
十九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已進行將近一百年，握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與靠勞力謀生的勞動工人，發生重大的利益衝突與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此時，德國歷史學派興起，無論在思想上或方法論上，都對古典學派展開嚴厲批評。
一八七七年，德國歷史學派後期學者華格納(Adolph Wagner)在其所著「財政學」中，基於「社會正義」，不承認社會財富的自然分配狀態，從社會正義的觀點，主張採行累進稅制，才鉣斢{實質的租稅公平。
剛巧，漫際效用學派，亦認為租稅的分配應該使得每一個納稅人的邊際犧牲均等，整個社會福利的總犧牲才是最小。在「效用」可測量的假設下，從數學函數關係來證明社會福利總犧牲最小的租稅，乃是累進稅制。邊際犧牲均等說所詮釋的租稅公平觀念，遂成為現代所得稅採行累進稅制的理論基礎。
市場失靈
一九三０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發生，處處彌漫著失業的危機與飢餓的恐慌，經濟自由運作的功能完全喪失，造成了「市場失靈」。近代經濟學大師凱因斯適時崛起，認定「有效需求」不足，才是經濟蕭條的病根所在，乃主張藉公共投資以求提高「有效需要」。
而且，由於高所得者的「邊際消費傾向」遠低於低所得者，所得稅採行累進稅制，再由政府進行「移轉性支付」，即可將高所得者的財富移轉到低所得者身上，從而增加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來臨與戰後的復原，歐、美、日等各國政府為籌措龐大的國防經費與社會福利基金，莫不相繼採行高度累進稅制。
一九七０年代，國際能源危機發生，造成世界經濟混亂，高失業率與高物價同時並存的怪異現象，即所謂的「停滯性膨脹」，既無法用凱因斯學說提供滿意的解釋，自無法拿凱因斯所主張的財政工具來消除，因而引發降低稅率、減少政府干預、重視民間生產潛能的所謂「供給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興起。而當代經濟學大師貝凱能(James M. Buchnan)亦從「公共選擇」(public choice)方面採討，適時提供政府不可任意干預民間經濟活動的理論基礎。
不利的扭曲
事實上，邊際犧牲均等說所稱的「效用」是不可測量的，人與人之間對某種財富的「效用」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無法加以比較，基於精細的數學函數關係所推演的累進稅制，自然失去其意義。同時，累進稅制採行結果，已對資本形成與經濟成長產生負面影響，尤其對工作意願的斷喪與對投資意願的阻卻，已使有限經濟資源的效率與配置，產生不利的扭曲，這就是社會福利的無謂損失。
從各國實證經驗，累進稅率的課徵，既無法有效達成所得重分配的功能，稅負又多落在容易稽徵的薪資所得者的身上，並且帶來了稅制的複雜性、免稅的漏洞與逃稅的誘因。
風光不再
相同所得的人，其所承擔的稅負，往往有著極大的差異，誠實納稅者吃了大虧、而巧取逃漏者占了便宜的案例，比比皆是，從而引發了「地下經濟」的猖獗與蔓延。因而，採行累進稅制以求體現實質稅負公平的論點，遭到嚴厲的挑戰與質疑。
一九七一年，哈佛大學教授饒約翰(John Rawls)在其「論公義」(A Theory of Justice)一書中指出：每一個人都應擁有天賦同一數額的基本權益，社會與經濟的不公平，應由最低所得階層福祉的極大化來調整，並確保機會均等，倘若財富係來自於辛勤工作，高效率與承擔風險所獲取，則高度累進稅制即是對成功者的懲罰，從增進社會福利功能觀點，實無採行累進稅制的必要。
況且，世界各民主國家的社會安全福利制度已漸完備，貧富不均所造成的衝突與對立情勢已趨緩和，以往用於補救資本主義缺失而風光一時的若干財稅工具，，似已與時俱移而凋殘零落，累進稅率自然已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制度了。思想隨時代潮流而起伏，觀念隨環境變遷而更新，當我們在從事租稅改革工作時，是否也應該先從觀念的變革上，費些心思，用些力氣？
(黃春生現任國立中興大學財稅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