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野兩黨，為了「退職條例」等重要法案交付審查問題，十二月二日在立法院大決戰。民進黨在事前提出要求，希望當日三家電視台把院會辯論的情形，現場實況轉播；但是國民黨拒絕了。
民進黨要求電視轉播，白然是希望把這個問題訴諸民眾的公評，以加強其反對的立場。國民黨之拒絕，想來是不讓民進黨議員藉題作秀，避免誤導民眾對這些重大法案的觀察和判斷。
民主功臣？政爭工具？
顯而易見的，兩黨都想掌握電視傳播。從好的一方面說，電視今後可能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扮演一個有貢獻的角色；從壞的一方面說，它也有希望淪為政爭的工具。
一九二九年，RCA公司在紐約世界博覽會中推出第一架電視機，於茲忽焉五十年矣！半個世紀以來，電視從五吋的小螢幕到五十吋的大螢幕，從黑白到彩色，從作為生活的奢侈品到普及品，現在幾乎成為必需品，以美國家庭來說，平均每天看電視七小時又五分鐘。人在醒著的時候，有一半時間受電視主宰，科技產品，還找不出任何東西像電視一樣影響人類的思想和行為。
今年十月，「新聞周刊」有一篇文章檢討電視的功過，指它是文化殺手，認為它縮小了我們注意力的範圍，扭曲了我們對現實和幻覺的認知，增加了青少年文盲，使人們只和電視機的螢幕接觸而錯過了其他一些更有意義的事物。
當然，事情並非這麼悲觀，「新聞周刊」也列舉了電視的一些正面作用，主要它使我們接觸到從前不可能接觸到的東西，使我們都成了總統就職典禮、國王加冕，或者莫斯科高峰會議的座上客。估計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均曾目睹阿姆斯壯在月球表面漫步。它融合了不同民族的活動，使其成為共同的經驗。
弊隨利生
其實，「新聞周刊」還沒有明白指出，電視在人的政治行為上，影響亦甚為驚人。
以美國為例，總統的定期電視現場轉播記者會，使這位最高行政首長直接面對民眾；國會中各種聽證會或討論表決，透過電視機，把國家政務巨細靡遺的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尤其是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兩黨候選人在電視上解說他們的政見，並展示言辭風采，供選民認識、選擇，最具民主意義。
不過世上很多事往往是「一刀兩刃」，利之所在弊亦隨之，像今年的美國大選，候選人利用電視競選十分「成功」，但廣受大家議論。社會各方詬病最多的有兩點：第一、利用電視抹黑對方，為目的不擇手段；第二、媒體專家為候選人作了最好的「包裝」，反而讓選民看不到他們的真面目。
總統候選人作電視辯論，始於一九六０年尼克森和甘迺迪的競爭。遙想甘氏當年，雄姿英發，談笑間就把滿頭大汗、緊張失措的尼克森擊倒台上。
慄於前車之鑑，以後的候選人多不願輕易接受對手的電視挑戰。一九六四年的詹森對高華德，一九六八年尼克森對韓福瑞，一九七二年尼克森對麥高文，都未曾在電視上對壘。
一九七六年卡特挑戰福特，雙方三上電視，乃重啟電視論戰之端。一九八０年雷根對卡特，八四年雷根對孟岱爾，都辯論如儀。八八年的大選，電視交手似乎成了順理成章之事，以後的總統選舉，恐怕候選人很難拒絕電視辯論了。
民主黨u七矮人」
論者以為，這次美國大選，最缺乏吸引力。黨內初選，民主黨七雄併起，但無一知名之輩，被輿論界譏為「七矮人」。杜凱吉斯後來獲得提名，但他僅為麻薩諸塞州州長，從未置身全國性事務，他州選民根本不知他是誰已共和黨的布希為現任副總統，雖較有知名度，但美國的副總統是聊備一格的閒差，一般人對他的能力等等也不思了了。
因為兩人都急於向選民推銷自己，所以欣然同意電視辯論。於是廣延電子媒體專家為顧問，設計戰略，製作題庫，並進行沙盤作業的「模擬考試」。
指引美國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目前已不流行，當道的是保守主義。雷根八年總統，更厚植了保守基礎。共和黨這次的選戰，以攻擊民主黨候選人是自由分子為指導原則，所以在第一次電視辯論中，布希即點了杜凱吉斯的名，指他為「一個領有會員證的自由聯盟會員，意謂他不愛國、不重視國防、對社會犯罪低頭、要加稅。
杜凱吉斯起先不敢承認也不能否認，遮遮掩掩、左右為難。布希則窮追猛打，不僅在第二次電視辯論中再度詰難杜氏自由分子的身分，在任何場合都不忘提醒選民這一「事實」。後來杜凱吉斯被迫承認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並為自由主義辯護，但損害業已造成。
杜凱吉斯當然也有他的手法，他在電視上攻擊布希的重點有二：其一是布希在「伊朗－－尼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暗示他不誠實；其二是他挑選了一位毫無經驗的競選搭檔，足證他缺乏判斷力。
利用電視「損人利己」
兩位候選人不僅利用電視辯論以及一般電視採訪的機會，向對方展開攻擊，還購買大量電視時間，播出宣傳廣告，以「損人利己」。這一方面，布希陣營中的專家較有表現。
譬如杜凱吉斯的政見之一是重視聯邦政府清除污染，布希的電視廣告則是骯髒的波士頓河，河面上漂浮著垃圾和死魚。波士頓是麻州首善之區，杜氏是麻州現任州長。不著一字，風流盡在矣！
再如美國犯罪率甚高，很多人痛心疾首。麻州比較自由開放，對罪犯較為寬容。有無期徒刑犯人威利．賀頓者，周末可假釋外出，他在外面竟強暴一婦女，並將她未婚夫刺殺。布希的廣告為一麻州監獄的旋轉門，犯人從這邊「旋」入，隨即從那邊「轉」出，明說暗諷，也令人「印象深刻」。
大勢所趨
美國新聞事業本極發達，新聞界已成為「第四權」，平時對政府即有強力制衡作用，大選時涉入尤深。降至近代，電視對政治和選舉之影響，更有明顯而立即之效果。但是像八八年的選舉，使用電視如此頻繁，如此「用心良苦」，過去還不多見。紐約時報有一篇評論此事的文章，標題是「電視在八八年大選中的角色 －－媒體就是選舉」，望題生義，可思過半矣！
電視用於選舉和政治辯論，根據美國的經驗，利弊互見。從好的方面說：
一、國家幅員廣大，人口眾多，選民無從認識和瞭解候選人。透過電視，可相當程度的解決這一難題。
二、電視辯論可使原來知名度不夠的一方，得以向選民推銷自己，增加了政治裡公平的機會。
三、在電視機面前，候選人必須即問即答，表明對各種問題的立場，不能迴避含混，有助於選出最合公眾需要的候選人。
四、不能閱讀報紙雜誌的人，也可從電視上得知選舉和候選人的事，提高群眾參與的興趣，擴大民主政治的基礎。
不良的效果也有，主要是政治人物類多長於製造形象，在螢幕上把自己「包裝」得金玉其外，公眾所看到的人，可能不是他本來的面目。再說，人的語言表達能力不一，有人木訥近仁，有人則作秀有方，最後選出來的可能是巧言令色之徒。另外，購買電視時間耗費不貲，競選經費不寬裕者恐亦無力負擔。
不過大體說來，瑕不掩瑜，電視在民主政治活動中，有一定的功能，而且日趨重要。環顧世界各國，政治借重電視，亦為大勢所趨，莫之能禦。
讓千萬人評斷
在我國，電視在政治新聞上一向受限制，電視公司因而全力發展娛樂節目，使電視的教化功能不能發揮。
解嚴後，政治、社會逐漸開放，在野政治人物攻擊「電視新聞是台灣政治自由化中最落伍的一環」，並要求在電視傳播上享受「公平的待遇」。這回立法院辯論「退職條例」等重大法案，民進黨議員要求電視現場轉播，是他們長期努力中的一環，這種訴求，以後不會放鬆。
觀察執政黨的態度，似乎是不贊成。如果是，理由不外兩點：
第一、電視介入政治活動，對在野黨有利，對執政黨不利。因為執政黨負責國家政務，有成敗、有責任，所以有批評的材料和根據，在野黨沒有這種負擔，較能揮灑自如。
不過在野黨的攻訐並不都是對的，執政黨的成就、理想和苦衷，可同樣利用電視訴諸選民，以爭取支持、化解誤會，未必一定吃虧。
第二、在野人士容易在電視上煽惑群眾，製造社會不安，甚至街頭動亂。從初學民主國家的歷史來看，這種情形是有可能的，而民進黨以「街頭運動」起家，此一顧慮尤不算多餘。
不過台灣選民的水準正日漸提高，政治人物面對群眾，其言論內容、作風態度，要受千萬人評斷，那有一個社會的多數人在多數時間可受挑撥驅使者？
不可三思而不行
台灣走向民主化，前途樂觀，很多應該做的事，要拿出勇氣來做。可以三思而後行，不可三思而不行。數十年的報禁，當初有人認為一解禁就不得了。現在解禁已經一年，壞處在那兒呢？
內政部修正選罷法，聞已將電視用於選舉納入法中。我們期待這一嘗試能早日開始。我們也矚望政治人物能本諸良知與公義，妥善利用電視傳播，拿它作為推進國家民主化的動力，而不是政爭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