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是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一個不理性的產物。紅衛兵所掀起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具有無比破壞力的社會革命，不但對傳統文化、社會倫理以及生產基礎造成全面、立即的破壞，而且到了事隔多年後的今天，它的後遺症並未消失，甚至無所不在。
不要玩火自焚
這樣一個可怕的事件，會出現在一個以理性與倫理聞名於世的中國社會裡，是很需要我們從多方面加以探討剖析的。
紅衛兵的中心思想就是要革命、要造反，所以他們的口號就是「革命無罪，造反有理」，而且不但要造反，更要「一反到底」。到底要革誰的命？造誰的反？那當然就是傳統的、既有的、眼前的一切。所以紅衛兵掀起一場空前的「破四舊」運動，要砸爛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但是到了最後卻完全失去了理想，變成了毀滅狂、殺人狂，逢物就毀，有不順眼的人就殺，沒有倫理、沒有法律、沒有規範、沒有人性，使得整個大陸都處在被毀滅、被屠殺、被虐待的恐怖中。
但是否只有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才發生這種事呢？不是，我國歷史上的黃巢之亂，張獻忠、李自成之亂，法國大革命都是如此，可見人性是不能放縱的，社會倫理是不能毀滅的，國家法律是不能破壞的。一旦這些都被摧毀破壞了，便是一個毒蛇猛獸的社會，每個人的生命財產都毫無保障，可毀於一日之間。
而所有這些，都是開始的時候社會及政府沒有警覺到，沒有在其惡化的過程中加以有力的防阻，這實在是值得我們記取的教訓。不要以為像玩火一樣，開始時很好玩，很不在乎，等到火燒到身上，不能滅，便悔之晚矣。
「麻婆豆腐」走了味
對於紅衛兵的無理性，茲舉一最輕微的例證。根據大陸學者嚴家其兩年前出版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一書，其中有這麼一則記載：馳名中外的「麻婆豆腐」的發源地， 四川成都市的「陳麻婆豆腐飯店」，有一天被幾個工人模樣的人用菜刀刮去店招上「陳麻婆」三個字，店堂裡「陳麻婆豆腐」的扁額被摘下扔在牆角，冠在豆腐之前、在鍋台邊轉了大半輩子、死了百餘年的「陳麻婆」也被迫改為「麻辣」。
為了紀念「麻辣豆腐」這個菜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飯店改名為「文勝飯店」。由這一則記載，對紅衛兵所謂「破舊立新」的瘋狂行徑，可以想見一斑。
而比這更瘋狂、更荒唐的情事卻瀰漫當時大陸上的何一個地方、每一個角落。用「中國人的浩劫」來形容此一完全喪失理性的紅衛兵事件，一點也不為過，但是，為什麼一個一向頗為理性的中國社會，能容許這種不理性行為的瘋狂蔓延？
這就值得我們進一步去思考。
紅衛兵不過是一群學生，甚至還是一群小孩，竟然弄出這麼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絕對不是偶然。一定是那個時候的中國大陸社會出了問題，有了病變，才可能任由小孩肆無忌憚的到處造反，胡作非為。
拿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的社會背景、與一個政治制度不同、社會與經濟發展程度很高的今天國內社會作比較，並不適切，但是從社會處於「變」的觀點來看，卻不能不說有幾分相似。
「有拳有理．有錢有權」
今天國內政治正處於急遽轉變的時候。
蔣總統經國穻b世的時候，國內的政治結構基本上是屬於一種「強人政治」的形態，權力集中，命令貫徹，執政與在野壁壘分明，但在蔣總統過世之後，國內政治已有明顯改變：一方面是好的轉變，走向更民主、更開放；另一方面是不好的轉變，一則沒有人治的效率，誰也不服誰，誰也不怕誰；二則沒有法治的規矩，叫罵之聲此起彼落，拳頭暴力也是此起彼落。
今天國會議事殿堂的混亂情形，恐怕是舉世罕見，政治主張的分歧對立，恐怕也是如此。這在一個普通社會人的眼裡，不但感到迷惑與驚訝，更有十分的擔憂與感慨。
今天的國內社會心理是處於混亂失落的時候。
過去，國人的純樸、勤勉、守法、守分受到上分肯定，也值得十分驕倣，但到今天，民風丕變，「價值混亂，是非不清」已是社會風氣的典型寫照。
價值如何混亂？是非又如何不清？則可由兩方面來看：一是拜金，一切看鈔票，好逸惡勞、急功近利，賭大家樂、六合彩、玩股票、炒房地產、買賣期貨、「有錢就有權」、「有錢便是娘」；二是尚力，一切靠拳頭，遊行、堵街、圍廠、封機，「有拳就有理」、「有拳便有錢」。這種轉變既不遵守自由經濟的倫理，更背離法治社會的常軌，成了一種「異形」，從而國家的未來、社會的遠景，已無人想問，也無人敢說。
國民所得「虛胖」
而更為可怕的，是社會的倫理被破壞了，是非被顛倒了，羞恥心被蒙蔽了，這會從根破壞台灣社會，徹底打散社會的基礎；聽其演變下去，必然會造成一如紅衛兵的那種混亂，但是台灣社會禁得起嗎？為什麼要為個人的利益，將一個好好的社會搞成這個樣子？實在是不愛台灣、對不起台灣。
最近「天卜雜誌」調查，約有超過一０%的國內中產階級想要「出走」，到外地去生根。個人與國家本來血脈相通、臍帶相連，揮不去、斬不斷，居然到了想要「出走」的地步，那不是迷惘不是失落嗎？這值得我們反省，更需要警惕。
今天的國內經濟是處於危機四伏的時候。
對照於大陸的昔日與今日，國內經濟貧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儘管今天國內的經濟實力相當可觀，但非想像之高，甚至還有內憂外患。
論實力、目前我國每人每年平均國民所得雖已近六千美元，其中卻有很大成分足「虛胖」。記得七十五年的時候才不過三千七百美元，兩年內暴增這麼多，大半是拜新台幣升值之賜，實際情形並沒改變多少，有些人甚至還感到更貧窮。
言內憂，一方面是經濟不能扎根－－民間投資不足、技術層次不高，基礎虛浮；政府投資遲滯、公共建設普遍不足，阻礙進步－－兩者構成經濟發展的嚴重瓶頸，日前雖想突破，卻是處處突不破。
另一方面則是潛伏的金融危機－－一是金錢遊戲，也就是玩錢，玩到那裡，那裡就出現繁榮的假象，而一旦潰決，就是一個危機；二是熱中金融遊戲的投資機構，尤其是投資公司與期貨公司，平常經營已讓人擔憂，因玩錢而造成連鎖倒閉，恐怕更難避免－－這兩個關鍵問題就像定時炸彈，隨時都可能爆炸。
危機早晚到來
至於外患，主要是國際經濟情勢種種不利的轉變。如美國市場緊縮，保護主義高張，開發中國家競爭激烈等，均是我國繼續拓展貿易的阻力。這些事實在在反映出我國經濟已經走到挫退的漫緣，危機出現恐怕只是早晚問題。
今天國內這等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病象，當然不能聽任其繼續擴大，所以我們必須有所變，也不得不變。
唯變的方向不能是「革命」，因為台灣就這麼大，人就是兩千萬，還有強敵虎視在側，根本沒有嘗試「革命」的任何條件。「革命」是所有人一齊落海、玉石俱焚的不歸路。是以未來的變，必須是理性的「改革」，不理性就會走上「革命」的不歸路。這是關鍵點，也是我今天所要強調的中心問題。
「革命」與「改革」本來就是鄰居，不理性的「改革」無異於「革命」，而此時此地不容許任何「革命」發生，是你知我知，也是任何心繫台灣前途的人所共同知道的。
要以理性改革來撥亂反治並不容易，我個人有幾點意見可以提供大家作參考：
首先，要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
當前國內很多政治、社會，以至於經濟問題的糾葛，如前所云，都是因為個人、個別團體或個別黨派的立場差異、利益考慮不同以及利害權衡有別所造成的。要解開這種糾葛，只有拋開個人、團體、黨派，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
口號唱給別人聽
但在今天國內，往往恰恰相反，很大一部分人不僅以個人政治及經濟利益為第一，而且還不樂天下太平，無所不用其極的製造變亂，以便有機會出頭成為雄長。他們個人也許成功了，台灣全體老百姓卻被葬送了，最後當然連他們自己也要葬送在內。
對這些人而言，國家與社會利益，只是口頭喊喊，唱給別人聽，而從未真正考慮到。這種現象必須徹底扭轉過來，不扭轉無以解決國內問題，不扭轉也無以建立社會共識、挽救台灣的前途，不扭轉便會使台灣兩千萬人成為紅色奴隸。這要靠大家自制，更要靠團體黨派自律，把國家利益擺在第一，團體利益第二，個人利益則在最後。這是我個人的呼籲，相信也是大多數國人的心聲。
其次，要重法、講理與論情。
不可懷疑皇后的貞潔
國家的利益在那裡？守法、重法就是追求國家利益。所以無論是政治、社會與經濟方面，所有不合法、不守法的行為，都要立即徹底掃除。社會有所遵循，就會產生新的面貌、出現新的轉機。唯法也必須適時適地；不合時宜、不能執行、有待新立的法，必須修法、改法、立法，務必以法建立社會規範，依法重建社會紀律。
最後，執法公正也至關緊要。最近林院長洋港說：「皇后的貞潔就是連被懷疑都不可以。」這是絕佳妙喻，司法的改進若能做到這樣，差不多問題都能解決了。
法常有不足之處。遇到不足之處，不能依法，就必須講理。目前有很多爭議問題。無法可援，大家就任意而為，甚至肆意妄行，置政治倫常於不顧，棄社會道德如敝屜，視經濟倫理如草芥。這為國家帶來很多傷害與混亂。是以，任何涉及眾人之事，如無法可循，就必須講理：講道理、講事理、講倫理，講國家之理，講社會之理，若非如此，無以澄清亂象，重建倫理。
此外，在法與理之下，還必須論一點情。這裡所謂「情」，不是私情、個人之情，而是社會之情、國家之情。我們有國家傳承的現實不能不顧；當前社會發展的現實，也不能不顧，這就需要論情。透過對國家現實的諒解，經由對社會現實的忍讓，讓對立的情緒從容化解，讓彼此的衝突徹底冰釋。唯有如此，很多當前國家杜會的矛盾問題才能根本解決，也才不會走上「革命」的不歸路。
民主政治是全民共治，要做好，大家都要實踐。政府要做表率，民代要領頭，輿論要客觀公正，社會民眾要一致監督。誰做不好，就罵誰；誰犯規，就指責誰；誰違法，就送誰法辦；誰包庇，就揭發誰。大家實踐，全民共治，國家很快就能步入常軌，恢復常態。
明天的希望在那裡？
相信每一個關心國家前途的人都會問：「明天的希望在那裡？」我個人深深以為、明天的希望絕大部分是寄託在國人的理性之上。而這種理性的重建與保持，則需要朝野雙方的共同努力；在朝是當政者，要負治國重任，謀民之利，就必須放下私心，適應變局，加速改革，不如此，就會加深對立的情緒，製造動亂的根源；在野是反對勢力，要盡監國重責，謀民之利，也必須放下私心，不利用變局，不為反對而反對，不如此，就會誤導改革的情緒，製造革命的危機。明天是否有希望，就看大家的努力與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