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小兒神經外科醫師最不容易的地方，是人會變得特別敏感，即使是下班後的生活，仍會不斷有災難可能發生的預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變得特別能夠適應緊急情況，相信改變是不變的真理。比如小女孩前一分鐘還和家人一起吃爆米花看《哈利波特》，下一秒突然頭部劇痛，接下來就因為腦溢血而昏過去。（本文節錄自《所有曾撼動我們的一切》一書，作者：傑．威倫斯，堡壘文化出版，以下為摘文。）
或是孩子上學前吃早餐，吃著吃著趴倒在麥片裡，父母還以為小孩子在調皮，直到心頭一驚，意識到這不是在搗蛋。
還有摩托車剎車失靈撞上13歲的孩子。
一位父親在開車時回頭確認兩歲的孩子有繫好安全帶，結果衝出馬路撞在一棵樹上。兩天後，他和太太因為這場車禍戴上了護頸、坐輪椅，孩子則是再也回不來了，兩人還必須一起同意拔除孩子的呼吸器。
吃早餐、繫安全帶這些對一般人來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卻能在我心中敲響一聲聲的警鐘。
兒童汽車安全座椅並不是個煩人的鎖事，這跟阿波羅號發射前，技術人員確認太空人有沒有固定在安全帶上一樣重要。
當我看到兒子沒戴安全帽跳上朋友的滑板，就會不由自主想起凌晨兩點的顱骨開放性凹陷骨折（open depressed skull fractures）緊急手術，那孩子的出血量多到讓我的手術褲濕得黏在皮膚上。
每次開車、吃飯、孩子要出門，或自己不小心滑倒時，眼前彷彿都會閃現救援用的液壓剪、有人癲癇發作，或警察上門的畫面。
為了爭取救命時間，這位12歲的女孩在送到住家附近的急診室時，就已經先插管接上呼吸器。斷層掃描顯示，她左大腦額葉內有個大血塊正在右移，正常沒有血塊的區域下方有一小團麻煩的血管糾結，看起來很可能是動靜脈畸形（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 AVM）。
小女孩距離我們急診室有兩個半小時的路程，當下那位醫師正確判斷，做出動靜脈畸瘤破裂的診斷，先在顱骨上鑽孔插了引流管。
這有兩個主要的意義，一是排出聚積的腦脊髓液（cerebrospinal fluid, CSF），有助於物理性的降低在腦出血、外傷或腦腫瘤等情況下，可能迅速竄升的腦壓；另外，當引流管連接到床邊的生理監視器時，還能順便監測腦壓。有了腦壓這個數據，醫護人員就能透過靜脈注射，進一步幫助降低腦壓，為後續的治療多爭取一點時間。
醫生在放入引流管前曾經打電話給我，那時剛過午夜12點。在原先的醫院做引流管手術、加上轉院花了幾個小時，最後在早上6點左右送到我們醫院，接著推進手術室，麻醉後手術室裡的護士很快就接手。
就在準備手術前的短暫片刻，我抓了個空檔跟女孩的母親快速說明了一下。通常患者搭乘救護車前來時，會先取個假名，好快速先在電子醫療紀錄與醫院系統登記。
這次我從她母親口中得知，她的名字是蘇菲亞（Sophia）。接著我告訴她，腦動靜脈畸形破裂，可能會造成蘇菲亞終身殘障、甚至死亡，做手術取出也同樣有殘障或死亡的風險。
說得更清楚一點，終身殘障表示她身體可能會有一邊無法移動，也可能失去語言能力，或甚至一輩子要插管維持生命，永遠醒不來。
當我一邊自己做好心理準備要對家屬說這些話、一邊準備著眼前的手術時，我想到自己得把為人父母的那部分抽離開來，在當下我只能是外科醫生，必須為那生病的孩子手術。
我想像，自己頭頂有個離合器，按下去，內心裡為人父的那部分抽掉，留下外科醫生的我。在這關鍵時刻如果不這麼做，光是想到這位母親，或所有父母親們未來可能要面對的事情，就已經沉重無比。
我認為在這種時刻那是個弱點，是神經外科醫生應該要控制住的弱點。
要是當下，不經意想起自己孩子第一次騎腳踏車、參加足球賽、吵架和好這些養兒育女的事情，我便會試著放開思緒、控制自己，趕緊抽離父母的身分，拉回到身為醫師的那個自己。
我可以理解這有多難受，整個醫療團隊都非常想救你的孩子，我保證。我也想牽著你的手說一切都會好起來，趕走你心裡的痛苦；但我必須抽離情感，專心處理手頭的任務。
院裡最棒的手術團隊已經歸隊，他們曾因新冠肺炎而去支援其他任務，但現在已準備好回到崗位。為了克盡職責，我們都需要抽離情感，只留下專業。
專心消毒後，用手術洞巾蓋住頭部，把眼前某家人的心肝寶貝，變成一塊手術區域、一個矩形，一位被無菌洞巾覆蓋的人。很快我們眼裡只有手術區域，盯著那個地方，我們深信自己知道如何解決問題。
當大家努力奮戰時，我注意到整個團隊都發散著能量，一直延伸到手術室門口，甚至透出到外面的走廊。同事們時不時的會探頭看我們，平時會擦身而過的面孔也出現在門窗上。
我想著在過去這段時間裡，看著世界被無情蔓延的傳染病征服過後，這些情感也就被壓抑了。
我們腳上踏著的地方、手術時的那一刻，都在提醒著我們原本的生活，也給了我們清晰的目標，好讓我們在看著周圍的世界發生變化時，能暫時從無力感中解脫。
這個手術室是我們行醫救人之處，而且會一直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