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教師節，是關心教育的知識分子反省當前我國教育問題未來影響的時機。早年教師節放假，同學常一起去探望年幼時的小、中、大學老師，讓他們高興。惜自民國105年取消教師節放假，加上民國108年大刪教師退休金，許多優秀大學教授紛紛出走，甚而被中國大陸、香港高薪挖角！學生素質下降，大學關門而師生權益嚴重受損，尤其經濟能力較高且重視教育的家長近年付高額學費讓子女在歐美讀大學也趨增。政府仍如昔，未有精進！
高等教育的科研基礎帶動台灣的積體電路企業發展
臺灣地狹人稠，1960-1990年代的經濟成長，主要仰賴計畫經濟與奮進的人力資源，隨著時代變遷，勞力密集工業技術門檻低，在中國大陸開放門戶後，已舉步維艱！此時，高等教育（簡稱高教）的研究發展顯得格外重要。即使當年政府官員鼎力支持積體電路，而在 1987年2月21日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 （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 Ltd., 簡稱「台積電（TSMC） 」） 創立後，得到快速發展，「創新」仍是其蓬勃發展的基石。換言之，任一尖端科技企業欲成功踏入全球貢獻之途，高等教育必須走在前端， 備妥創新思考、精益求精人才的培育，才能推陳出新，長期領先。無可諱言，臺灣的物理、材料、電機、資訊、機械、化學、化工、法律等相關系所，加上曾在臺求學的海外歸國人才，完成許多我國積體電路的播種奠基工作。
然而，年輕一代注重高薪職位，許多大學教授抱怨辛苦培養的研究所人才，大多前往護國神山的「台積電」，造成其他領域缺研究人才愈趨嚴重！更令人耽憂的是，年輕優秀人才樂於國内高薪職，也較少出國留學拓寬視野！
事實上，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可能只專注在少數高科技領域，高等教育的人才規劃必須有全盤前瞻考量，最好能引領新觀念與新科技的發展，開創未來，解決重要問題。例如新冠病毒近三年的全球流行，是靠新科技mRNA疫苗，在病毒變異時，仍能快速備製大量疫苗。然而，一位中研院院士演講時談到「科學家對mRNA進入人體細胞後的瞭解仍有許多未知」！儘管當時政策採兩害相權取其輕，但這也是疫苗史上人類第一次大量接種mRNA疫苗，以降低重症與死亡；再再顯示新冠疫苗的科研仍有待努力。
反思大學的使命，不難發現臺灣雖至2022年10月15日有145所大學，近年又有不少大學陸續退場，重要的是大學教師評鑑仍僅重視老師的論文發表篇數，或是否刊登在頂尖期刊，碩博士學生畢業也畫類似的葫蘆，是以論文發表為門檻，並沒有慎思學生必須具備那些重要素養，才會發生論文抄襲致撤銷學生學位，卻未被口試委員的教師最先發現!顯然地，大學的體制已多年與大學的使命「背道而馳」！
省思我國重大決策錯誤源於高教缺宏觀思考
分析我國重要決策錯誤，發現其與高等教育的問題息息相關。由近年總統與民意代表多出自於法律系，立法委員推動每一縣市有一所大學，雖是服務鄉民的願望，自此卻播下我國高教大災難的種子！偏偏臺灣的大學教師薪資一律齊頭式平等，演變迄今，整體高教的教授薪資已在全球進步國家中敬陪末座；再看國防部首長爲了增兵源，居然提出縮短大學生在學年限！教育部給予私立大學少許補助款，卻限制私校學費的定價，又嚴重箝制私校研究教學投資與發展的主控權，辦教育佳的私立大學未得充分的鼓勵，且校友/民間對私立大學的捐助受到嚴格設限，這些作法都必須盡早改進，然而執政官員卻為選票考量，馬上優先補助減免每位私立大學學生的學雜費每年3.5萬元，經濟弱勢學生加碼補助每人1.5至2萬元。凡此種種由臺大管中閔校長被遴選出卻367天不准上任的拔管事件至今，對大學的重要決策全是獨裁作風，毫無任何慎思討論！
曾擘畫加州高等教育藍圖的美國最有影響力教育家的克拉克 · 科爾（Clark Kerr）校長，在他的「高等教育不能迴避歷史」（Higher Education Cannot Escape History）一書，指出「寬廣學習經驗的重要」，他認爲栽培未來決策者或具優秀公民素養的國民，必須提供橫向思考（horizontal thinking）與專業領域的縱深思考（vertical thinking）兩方面的整體思維訓練，才能作正確制斷。前者在臺灣是各大學大學部推動的通識教育（liberal education），後者是研究所的專才教育，兩者必須相補相成。
科爾校長曾在《遠見雜誌》專訪時，提到高等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個人回饋（individual return）與社會回饋（social return）；前者可塑造個人的多方面成長並能充實他（她）的生活，後者能解決重大問題，推動社會進步，即胡適在臺大傅斯年前校長不幸去世後的紀念詞「他無論在什麼地方，總是一股道義力量！」引以爲憾的是當今的大學評鑑、世界頂尖大學排名、教師升等評量及學生畢業前的重要能力總評估，並沒有關注教育過程後的個人與社會回饋！
高教改革與規畫刻不容緩
鑒於教育部至今並無前瞻規畫，加上教育部部長、次長、司長欠缺高教經驗與論述，臺灣的高教正邁進「病入膏肓期」。今年臺大前校長陳維昭與比較教育學會，在臺大校友會已辦五場「高教論壇」， 僅第一場因前教育部長黃榮村為主講人，才有教育部官員參加，在少子化衝擊與國際競爭下，如此重要的高教議題，竟然見不到教育部官員一起切磋討論！沒人知曉這些官員們在想什麼？甚至為何讓高教淪為政治犧牲品？關心下一代高等教育發展的社會賢達，在今年教師節前，應挺身提出臺灣「高教改革」的全面建議。
顯然地，教育部習於多年自上而下以巨額預算經費管控各大學，讓全台灣成為僅有一所的「教育部大學」；忘卻應將重點放在我國高教的短、中、長程規畫，如何激勵辦學傑出的大學力爭上游，栽培具國際競爭力的年輕人才。因此，筆者誠摯建議：（一）立法院應及早修訂不合時宜的「大學法」；（二）在《教育部組織法》內設置「全國高等教育宏觀規畫委員會」，讓長年關注我國高教發展與人才培育的遠見人士，齊心思考未來改革的重點方向；（三）鼓勵民間高教相關的學會與團體，針對重要的高教議題，如少子化、大學整併、通識教育評鑑、財源規畫、與時俱進的教育作法及大學退場前、後的準備等等，進行「由下而上」的腦力激盪討論，提出建議。
著有《大學的使命》一書的西班牙馬德里大學道德哲學教授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Gasset，1883-1955），曾在給學生演講中提到「大學教育要塑造有文化涵養的人，明瞭這個時代必要的和重大的思想體系，一旦有機會登上領導舞台，可以對社會和國家做出最大的貢獻」。他認為西班牙的大學教育，不能盲目學習過分強調科研的德國模式，或古典大學的英國模式，也不是增加學生的副修學分，他強調「西班牙的大學，要考慮學生畢業後的生活道路與跨文化的視野， 這在民主時代更為重要」。同樣地，香港中文大學(港中大)前校長金耀基院士在就任校長典禮，特提到「港中大對中國文化的發揚有責任，對中西文化的會通也要有承擔」。然而，當台灣新聞瀰漫論文抄襲、撤銷學位、論文造假等問題時，於此鄭重呼籲臺灣社會應該認真思考，如何能達成「大學使命」的改革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