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閱讀我的專欄的人，一定都會感覺到，我對於台灣健保的不滿意。我不是不贊成健保，而是痛恨制度的不良。
其實我一直認為，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實施全民健保，使得其國民不會因貧而無法就醫，或是因病而貧，絕對是一大功德。
因此，台灣推動全民健保的時候，我對它充滿美好的想望。當初，我心想台灣相對，地不大人不多，所以，政策的執行及控管較為容易。而且，我們又能夠參考先進國家的經驗，汲取他國的優點，避免重蹈覆轍，很有機會建立全球最好的健保制度。
台灣健保倉促實施，制度設計謬誤重重
只是非常遺憾的，台灣的健保，因為選舉考量，倉促實施，健保經費從一開始就砍半，給付沒有經過精算，門診診察費不但低亷又沒有輕重症之分，制度設計謬誤重重。
更令人失望的是，台灣的醫界領袖（醫學中心的院長們）唯恐健保實施後，醫院收入不足，就不顧整個體制的健全發展，只為自身利益設想，而聯合起來，破壞轉診制度。終於造成台灣基層醫療的萎縮，醫療資源的錯置，以及醫學倫理、醫療品質的惡化。
健保實施近30年後，不良制度所導致的後遺症，不斷地併發，健保不但面臨財務危機，醫療品質更缺乏保障。不論是癌症或慢性疾病的照護，在已開發國家的國際評比，都落在後段班。
然而，最令我心酸的是，不良的制度，提供了醫界，超量看病人，創造自費項目的「正當性」。逐漸地，行醫的初衷就被遺忘了，醫院搶食健保大餅，醫師則被分贓式的績效支薪制度牽著鼻子走。
我自己一直很慶幸，我在美國醫療的黃金時代（1960年代），到美國接受了優良的醫學教育，碰見令我尊敬的典範，體會了醫療志業的高貴。在行醫過程，不論是教學或照顧病人，都能夠徹底實踐一切以病人的福祉為依歸的理念。這樣的執業生涯讓我的生命過得既充實又愉快。
美國醫界因利潤導向，造成醫師及醫事人員心理創傷
根據最近《紐約時報》雜誌的報導，不禁令我更加心酸。顯然，在這30多年期間，在美國醫界也因為醫療的公司化更加普遍，利潤導向的經營模式，造成不少醫師及醫事人員產生心理創傷（moral injury）。這是引用自戰地心理學家的用語，心理學家舉例描述，當前線戰士在執行任務時，不得不破壞無辜平民的住家，甚至殺傷平民時，所造成的心理壓力。
該文記者訪談了多位醫師，這些醫師當初選擇醫療志業，就是信奉利他的生命觀。因此，努力擠進醫學中心完成最好的訓練。沒想到，當他們兼具實力與理想，進入職場後，卻發現在多數營運公司化、講求績效的醫院，不容許他們依照病人的需求，花足夠的時間照顧病人，被迫用檢驗取代溝通與陪伴，久而久之，醫師的挫折感就愈來愈高，成就感愈來愈低，而悶悶不樂。較有韌性的，就會辭去公司化醫院的工作，選擇不同的方式行醫，比較脆弱的人，感嘆前途茫茫，甚至覺得這樣的生命沒有價值，而自我了結。這是多麼悲慘的結局呀！
這是我所觀察到，美台醫療界極為重大的危機。我多麼希望，不論是在美國或台灣，整個社會及醫界，都能夠重視這個危機，而把它變成轉機。
我多麼希望美台兩邊都能夠來一次醫療改革，用心營造優良的執業環境，讓醫師能夠全心全意照顧病人，而不必把錢放在心上。
其實多數選擇醫療為志業的人，只要看到每一位病人的康復，就會有滿滿的成就感，而願意為病人付出更多，這不就是醫療的終極目標嗎？
👉 掌握議題動向，一起加入《遠見》 Line官方帳號！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